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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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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从后脑穿出。他昏迷了近一个多月之久。二十四岁的钱信忠医生,当时正站在这两位指挥员身旁。他也负了伤,但不严重。他是上海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毕业生,他用磺胺柯衣定为两人治病,这是一种德国早期制造的磺胺类药品。他说,如果没有这种药,要挽救他俩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
  后来程于华的伤口严重感染。他的胳膊是用一把普通的利刃刀动的手术,甚至连可用来止痛的茅台酒也没有。吴焕先政委接任指挥,二十五军终于在陕南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们知道刘志丹和二十六军在北部活动,但没有取得联系。一九三五年七月,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第一方面军正向陕北进军,正当他们也向那里运动的时候,吴焕先牺牲了。程子华和徐海东从担架上又接任指挥。程任政委,徐任军长。
  程子华记得,在九月十八日,二十五军在陕北一个名叫永平镇的地方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仍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看来一切都顺利。这支联合部队在甘泉与张学良的一个师交锋,打了一次胜仗。
  在此之前,二十五军曾俘虏过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汉民,张说他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却当即处决了他。后来,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们批评了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队伍内部的逮捕开始了。起初,没有动刘志丹。他们对下级干部进行清洗时,把 刘志丹调开去执行一项任务。但当他骑着马赶路时,碰到了一位年轻的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十五军团领导的信,这位年轻人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将准备逮捕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刘志丹本人。刘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信员把信送给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然后,他到保卫局去报到。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他以为这会消除他们的疑心。然而,保卫人员却把他关进了牢房。他们没有想一想,真的国民党特务早就逃跑了。哪会自己送上门来。疑心病迷了人。
  一九八四年,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已五十六岁,她身材纤细,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高高的颧骨和一张圆圆的小脸,口才很好,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一九三五年时她仅五岁,但没有忘却那年的九月和十月。她和母亲到关押刘志丹的地方,站在外边,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归。
  主持肃反的人不愿人们知道抓起了谁。他们甚至把刘志丹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看到它单独拴在马厩里而引起议论。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这位五岁的女孩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布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刘力贞神态庄严地谈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一天,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那次是毛挽救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员的性命。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到瓦窑堡营救,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当时就恶运难逃,人头落地了。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例。
  周恩来在十一月底到了瓦窑堡,他将被捕人员迎出牢房。战士们早就议论纷纷,为了解救牢房中的同志,必要时全军一道动手。毛不愿责怪(有责任的)军人,他认为,由于他们对某些事情无法理解,使他们成为愚昧无知的受害者。
  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之后,刘力贞只见过他一面。她回忆说:“我觉得陌生,过了好长时间才敢走近他。”
  他胸上曾带过镣拷,所以行走很困难。毛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二十八军。一九三六年三月,他东征去与国民党作战。不久,他在战场上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志丹的女儿说,她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抽烟。直到今天,她的母亲仝桂荣仍在父亲的遗像前燃着一支烟。仝桂荣已七十九岁,但精神不减当年。这位娇弱的妇女不无羞怯地告诉我们,她与刘志丹是早在襁褓之中就定了婚的,在她十七岁、刘志丹十八岁时两人完了婚。“我怕你们会取笑我。”说罢,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她虽拄着拐杖,但却身强体健。刘志丹牺牲时,她正患伤寒,未能参加葬礼。一九四三年,当刘志丹的遗体被安置在他的诞生地保安( 为纪念他,已改名志丹 )纪念堂时,她让人打开了棺盖,看到他穿着她缝的衣服时,她感到欣慰。刘志丹牺牲时,除了手枪和战马之外,别的一无所有。她要求将这两件遗物送给需要的人。
  她摸着脑袋,以一副挖苦的神态说:“当时,国民党还要出二百块大洋买我的脑袋哩。”她说她年轻时,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毫不关心,直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抄了他们的家之后,“我才参加了革命。”有人说:“该是参加的时候了——可你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呢?”
  仝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为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给她们照的一张像片感到自豪,照片上的刘力贞戴着一顶小红军帽,帽上的红星是她母亲给缝上去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被红卫兵砸烂了,刻有革命领导人的题词的纪念石碑被毁了,刘志丹的家再次被赶到了农村。全桂荣提醒他们说:“这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是一九三五年的重演。”刘力贞说,这是和过去一样的迫害——只不过这次是来自“左”派。刘力贞是医生,被迫到农村去劳动。她丈夫张光,现任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当时也被送到一个生产队。刘志丹的弟媳写了一本关于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毛的秘密警察头子康生在毛面前说,这是一份拥护高岗(被指控为叛徒)的政治文件,于是她和大夫双双被捕,横遭虐待。与刘家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受了株连。
  刘志丹的女儿瞪着炯炯有神的两眼严肃地说,刘志丹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他的精神。至今,当老战友们见到她母亲时都禁不住流泪。她们怀念她的父亲,珍视他对革命的贡献。
  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和小刘英的玩笑了。自从刘英与“中央队”一起工作以来,她与洛甫几乎形影不离。这难以逃过毛的眼睛。洛甫是党的总书记,他和毛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刘英和洛甫一起到达瓦窑堡后,就决定结婚。“从渡金沙江以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刘英回忆说,“但到了陕北之后,我们才生活在一起。”
  他们本来决定不举行婚礼。“我们太穷了。”刘英说。由于毛对他们的婚事感到非常高兴,并要他们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样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未设盛宴。
  从江西直到延安时期,洛南一直在毛的左右。后来,他们明显地逐渐疏远了,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洛甫担任了——段时间的外交部长。刘英和毛的夫人贺子珍关系很好,一九二七年,她们—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长时,刘英也在外交部。
  洛甫和刘英的爱情(洛甫三十五岁,刘英二十七岁)是长征中仅有的几起恋爱之一,双方感情始终如一。
  陕北也有悲剧。红军刚刚到达吴起镇,赫赫有名的突击团——一军二师四团的指挥员杨成武和王开湘就患起伤寒,王比杨更严重。仅仅几天之后,杨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来王开湘在持续高烧(温度高达摄氏4o度)、神志昏迷的情况下,从枕下抓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王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支手枪和一块金表。整个长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
  几乎与此同时,在长征中一直被抬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恶化,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杨尚昆一直陪着他,后来成为军队卫生部门负责人的王彬医生为受伤的王稼祥治疗,王的腹伤严重的时候,腰部曾插入一条引流的橡皮管。人们这时才发现,王稼祥濒于死亡的原因是腐烂的管子造成伤口感染。管子拔掉了,伤口进行了处理,他的烧也退了,生命得救了。
  后来,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花了半年时间才使他的伤口愈合,并使他基本上康复。他们曾设法使他的体重增到一百三十二磅,但未成功。后来他在苏联接替要回国的康生,担任了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毛虽然找到了家,但斗争并未完结,同敌人的斗争,红军队伍内部那种随意发动、有饽常理的斗争都不会完结。但是,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年,而是住许多年。毛在吴起镇只停留了三天,随后即前往瓦窑堡。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六年初;然后去保安,在那里直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这十年是革命的酝酿时期(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十年)。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现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军残部和争吵不休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但是,他预料队伍将迅速扩大。不久,由贺龙和肖克率领的二方面军,由难驾驭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以及编入四方面军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指挥员都将前来会合。毛对此深信不疑。
  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油然而生。他把一张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让警卫员点上煤油灯,这盏灯从红军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之日起一直陪伴着他,他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开始在一张宣纸上写起来,诗句一气呵成: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永远也搞不清楚。长征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六千 人,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征途中。红军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那些“损失”的人也并非全都牺牲了,有不少人脱队逃跑了。
  计算数字并没有多大意思。这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
  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第二十八章 生死与共
  假如说在红军的队伍里也有一对生死朋友,那么,这对朋友无疑就是二十六岁的六军团司令员、身材修长的肖克和三十六岁的二军团司令员、相貌英俊的贺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靠近黔、川、湘、鄂交界“四角”处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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