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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非如此，他一再受到审讯，在拳打脚赐的情况下、他的肺被踢破，肋骨被踢断。他多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这一切开始时他巳六十八岁，到临死前七十六岁时还没有结束。他是一条硬汉子，受审多达一百三十次。最后终于卧床不起。为了折磨他，不许他坐起来，不许他喝水，不许他上厕所，不许他翻身。他的身体全垮了，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他没有交代一个字。他的朋友杨尚昆将军写道：“彭德怀是一位为了救中国而寻求真理的人。”
　　毛要彭承认的“罪名”是什么呢？　是这位老帅组织了一个阴谋推翻他的“军事俱乐部”。不待说，既不存在什么“俱乐部”，也没有所谓的阴谋。
　　冷眼向洋看世界……。毛不再接近那些与他一起长征过的人了。洛甫认为毛和斯大林一样，说毛“整起人来毫不手软”。毛让洛甫领教过他的厉害。庐山会议后一个月。洛甫失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让他去搞经济工作。他的妻子刘英也丢掉了在外交部的工作。
　　长征途中不论遇到多大危险，刘英从来都是处之泰然的，但在述说她丈夫临终前的情况时，七十五岁的刘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攥着手帕，揪着衣襟，两眼闪烁着泪花。他们罗织罪名，指控他是间谍，说他是苏联特务。刘英说：“中国的封建传统历来是：丈夫落难，妻子受株连。”他们要她说洛甫是苏联问谍。后来他们夫妇双双入狱。他们对刘英说：“你必须交代，说出来就是对党的贡献，”刘英不干，坚持说，毛提倡的是“实求求是”。于是他们说她在革命与丈夫之间划不清界限。
　　洛甫被拉到红卫兵面前进行批斗，刘英陪斗。根据林彪的命令，限他们于三日内出发去广东，由广州西面的肇庆军分区负责监护。他们在那里过了六个年头。洛甫写了些经济论文，可是写出来又有谁看呢？　他的健康每况愈下，高血压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他要求到北京治疗，但得不到批准。他还要求搬到上海附近的老家去住，也遭到拒绝，最后把他送到江苏省无锡。因未得到适当的治疗，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死去，终年七十六岁。死后没有开追悼会。一九七八年，他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得到平反。最后开了追悼会，刘英也得到平反。在胡耀邦总书记的支持下，她成了一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朱仲丽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见到毛的”担架阴谋“的同伙王稼祥时才二十三岁。用她的话来说，”还非常年轻“。她对那一天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当时，她是大会的值班医生，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走进大厅时，她正站在大厅门口。毛说了　一句关厂”牛皮公司“的双关语，她没听懂，但因紧张而满脸通红。毛说：”要想开‘牛皮公司’，就得学会不脸红。“
　　她脸红起来一定很漂亮。从那天以后、王通过介绍认识了她，不久他们就结了婚。王稼祥刚从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重要口信：承认毛是中国党的领袖，党内不要再为此事争吵不休。斯大林还说，中国人不必担心统一战线政策会使中国沉入民族主义革命的汪洋大海。
　　王问国途中、差—点回不成延安。他在兰州以南遭到土匪袭击，警卫员跑了。他随身带南不少党的宣传材料，另外带了—些枪支和大量美钞。他设法使土匪相信他带的都是纸张，接着从西安去延安时，半路又翻了车，幸好除了摔坏一副眼镜外，没有别的损失。
　　王和朱仲丽没有孩子。朱流产后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王有一个前妻生的男孩。王的前妻死于难产。
　　毛多次说过一九三四年他之所以能够在长征途中恢复领导权，王稼样是有功的。到了一九六七年，王却被押起来，还被拉上台批斗。红卫兵骂他，中联部有人朝他脸上阵唾沫，还有一个想帮造反派把周恩来赶下台的外国人打过他的耳光。王被打翻在地，引起心脏病发作。
　　这仅仅是开始。王被关在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内，不见天日，与世隔绝，达一年半之久。朱仲丽可以为他做饭，但必须把饭交给看守。不许她同自己的丈夫见面或谈话。王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自来水被切断，王的妻子不得不向邻居借水。
　　朱仲丽是医生，可是不许她为丈夫治病。王用药全凭看守一句话，看守说王得了感冒，她就把感冒药交给看守，看守说王发烧了，她就把退烧药交给看守。王在长征中受过重伤，以后身体一直没有真正复原，此刻王的健康迅速恶化。王的儿子被红卫兵折磨至死。
　　一九七零年，根据林彪的命令，王搬出北京，南下到了武汉西北的信阳。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情绪更差。王一生救过许多人，其中包括他的连襟海军司令肖劲光，作家和毛童年时代的好友肖三，可能还有被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怀疑是间谍的马海德。然而此刻王稼祥自己的生命已到垂危阶段。他的妻子尽力抢救无效，一九七四年一月王溘然长逝，时年六十八岁。
　　毛冷眼看着他的世界…………薛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晚，第一次见到贺龙时，她才二十二岁。那是在延安南门外的—个纪念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她很漂亮，是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她和一些女友（　其中有一个名叫叶群　）听说贺龙要来，便提着小灯笼赶到南门。贺龙很会讲话，声音又洪亮。薛明回忆说：“我对他佩服极了，他在我眼中是个英雄。”
　　现在，薛明虽已六十八岁，但体态仍很端庄。谈话开始后，她的女儿晓明在她身边坐下，晓明长得十分清秀。薛明自幼丧父，由当裁缝的母亲抚养成人。她的老家在天津城外。她说：“我想帮助我妈妈生活，但我从小就想当个男孩。”
　　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因此认识了叶群。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她现在对叶群恨之入骨。她认为叶群历史肮脏，在陪伴薛明和其他一些女青年去延安前可能就是个国民党特务。
　　到了一九四二年，贺龙就已成为薛明办公室的常客。贺龙长征时的妻子，这时已同他分手，跟了别人。
　　薛明与贺龙的第一次谈话就与叶群和林彪有关。她说：“贺龙显然对我做了一些调查。”贺龙告诉她林彪正在追叶群，而叶却把林彪写给她的信拿给朋友们看。贺龙说你要是真爱一个人，就不该把他的信到处拿给别人看。贺要她把这些话转告给叶群。叶群和林彪不久正式结婿，他们没有请薛明参加婚礼，也没有请贺龙。
　　薛明钦佩和尊重贺龙，但对他也有所保留。在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八十比一，情况相当特殊。她比贺将军年轻得多，贺四十六，而她才二十六岁，年龄相距甚远。她说：“女学生不嫁老头子。当时我们这些姑娘中流行这么一句话：老干部不错，但不懂得爱。”但她还是被吸引住了。贺龙健谈，性格开朗，可是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变得笨嘴拙舌。贺的一些老战友登门劝她，其中包括贺龙的政委任弼时、和孙中山共过事的林伯渠。“他们都说贺龙是个好同志，”她回忆道，“我感到有些压力。”
　　贺龙和薛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结了婚，恰逢南昌起义十五周年。他们在延安南门外西北军营里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我们婚后生活十分愉快，”她怀念道，“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成为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他就失势了。薛明认为是叶群和林彪干的。
　　“林彪想篡夺军权，而贺龙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她说，“于是林彪开始陷害贸龙。”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来告诫贺龙夫妇不要回家，因为红卫兵肯定要抄他们的家。周担心这对贺龙心理上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因此去了西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砸开了贺的保险柜，抢走了一千多份机密文件。贺龙和薛明在西山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可后来渐渐连周恩来也无法再保护他们了。西山处在军队控制之下，即在林彪、叶群和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控制之下。
　　不久，贺龙被迫出席批斗会。康生认为贺龙这个人太难斗，最好采用“医疗手段”。贸龙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史，一直在用胰岛素治疗，在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时，他们非但停了胰岛素，还给贺打葡萄糖针。真是杀人不见血！
　　贺龙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内，不许外出。当时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热，院子里断了水，只能在下雨时接一点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
　　看守当中有一个战士，有时哼起一首关于贺龙的老歌。他们知道这个战士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起码是同情他们的。
　　薛明一直与贺龙在一起。在他临终前六个小时，救护车把他拉走了，他们不让她跟着去。
　　“我不知道医生干了些什么，”她说，“这是审讯‘四人帮’之前和审讯期间要调查的问题。”
　　人们知道，医院继续给贺龙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岛素。正式的死亡书上只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关押了六年，送到贵州去强制劳动，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说，“我成了山里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叶群外逃因它机失事摔死在蒙古后，周恩来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儿黎明在陕北一所青少年劳教所关了一段时间后，与她一起流放。她的儿子鹏飞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他是军队中一名副部长。她的大女儿贺晓明也受到监禁。晓明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的一名历史工作者。
　　谈到贺龙，肖克悲痛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是红军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他不畏艰辛，骁勇善战。”
　　当问他这样一个英雄怎么会遭逮捕，受折磨，并被用药物害死时，他沉思良久后说：“我可以拿自己做个例子。我早年参加革命，可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挨了整，我被革职审查，送到江西去干了两年半的体力活。”
　　肖克说话时很平静。
　　“我在去农村途中，写了一首诗。”他接着说，“我喜欢写诗。”
　　他拿过纸和笔，写道：我自江西来，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急。
　　云山赋归欤，老骥兮伏枥。
　　只剩一条胳膊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余秋里从舒适的扶手椅上一跃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间怎样被红卫兵强迫“坐飞机”。
　　他们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迫使他弯下腰来，并把他的胳膊和断臂同时由身后向上举，就象一架即将起飞的喷气飞机。这是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比较起来，我的日子还算好过。”余微笑着说，“我没有放弃斗争。我过去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在白区（国民党区）工作过，从未被捕过，也从未写过回忆录。”
　　他们指控他是贺龙的门徒和彭德怀的支持者。他们在他的家中搜了二天，一无所获。后来毛说，余犯过错误，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过。于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名单。
　　李先念主席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