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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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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后来的蒋、毛二公之上,她统治大陆的时间,也是蒋、毛二公的总和。但是她有个缺点也和蒋、毛二公一样 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街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訢;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訢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訢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卫的行为也两模一样。 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要悬赏杀尽中国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现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帮如何乱政;她的红卫兵是怎样蔓延的。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虚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对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肋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五六。)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敦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证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不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当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纪录。(见,载《山东义和团案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册,页六五九、六六一。)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慌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的。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二十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十万两),敦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的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佑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闹革命」!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妒,他们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卫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页一一〇,引抄本《闻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情况了。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和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胆。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遣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轻重伤二十三人;余九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专栏报导。)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砍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寃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乡;下及民国,它也是傅作义将军死守、张学良少帅猛攻的历史名城。此时也是足与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万黄巾所窃据。官军旅长被杀;守土之官也在绝食待命。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向朝廷的当权派摊牌:你大清王朝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总得有个抉择,有个交代!朝廷年来的混沌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其实事到如今,关于和战、抚剿的抉择,地方与中央,满族与汉族之间,早已泾渭分明。南方的汉族督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朝中有嘴无权的汉族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光禄寺卿(主祭祀宴饷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后三人均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皆坚决反战主剿。后来此三大臣也均为主战派所杀。
此时朝中满族亲贵(除荣禄称病不愿表态之外)在载字辈四人帮,尤其是端王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领导之下,连八二高龄的大学士徐桐(汉军旗)父子皆坚决主张抚团开战。其中尤以少年亲贵贝勒者流,呼嚣抚团灭洋,已至疯狂程度。
笔者此处所言汉满、和战之分。并不是说主战派中无汉人。李秉衡、赵舒翘皆汉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满人。主和被杀之五大臣中,内阁学士联元即是进士出身的镶红(汉军)旗人。在和战争论中,联元坚持「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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