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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马上嗤之以鼻：那啥啥的时候，还在乎热不热？雾气迷茫，汗流浃背的，不是更有味道？

　　　　还有人说，关贝子班师的时候，已经是初秋了，没那么热啦。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大浦庆回到长崎之后，没过多久，松方正义、大隈重信两个，就“搬出”了她的府邸。

　　　　*

　　　　（预告：明天两更，中午一更，傍晚一更）

　　　　*（未完待续。）

第二十六章　艺州口（）　
关贝子在传说中“携美共浴”的时候，艺州口、石州口两路战况，都在迅速发展变化之中。

　　　　幕府的主力集中在艺州口这一路，但长州藩方面，刚好倒了过来：东线战场的兵力配置，以石州口为主，采取进攻态势；艺州口这一路，采取守势，战略目的不是击溃敌军，而是在边境相持住就好。待石州口取胜，艺州口的敌军，师老无功，孤掌难鸣，不撤退也得撤退。

　　　　这算是“田忌赛马”之策。

　　　　艺州口这一路，幕府军由头到尾，出征、行军、作战，都弄得非常别扭。

　　　　这一路本来是定了将军家茂亲征的。刚开始的时候，德川家茂也是一副豪气干云的架势，首先任命了前尾张藩主德川茂德为“征长先锋总督”，先行出发；接着，自己带着幕臣、佐幕诸藩藩主，亲率号称以“西法”训练的“步、炮、骑三军”，离开江户城，浩浩荡荡，踏上西征之路。

　　　　一路上，德川家茂有意“陈设兵威”，自己全副披挂，中军亲兵则高举“金扇”和“银马标”——这两样东东都是德川家康在“关原合战”时摆弄过的。德川家茂的意思是，要重演先祖的壮举，来一场“关原合战”似的大胜，从而“底定天下”。

　　　　大军走陆路沿东海道西上，中途拐了个小弯，拐进京都，拜见天皇，陈述征伐长州的理由。德川家茂说“长州藩虽一度伏法认罪，但其后激进党徒卷土重来，密派家臣自洋夷购入大量大炮、小铳，密谋不轨”，恭请天皇恩准讨伐。

　　　　这一套程序走完，刚出京都，德川家茂就顶不住了。他身子骨儿本来就弱，一身的毛病，时不时不良于行，这大热的天儿，全幅盔甲披挂着，长途跋涉地折腾，哪里受得了？

　　　　换马乘轿，好不容易撑到大阪，一进城代府，马上解盔卸甲，德川家茂整个人几乎是一头栽倒。

　　　　一堆医生忙乱了好一阵子，最后确定，将军大人暂无性命之忧，但必须完全卧床静养，绝对不能再行军了。

　　　　补充一句，所谓“城代”，是“代将军治理此城”之意。大坂城代，不仅“代将军”统治大阪，也“代将军”统帅西藩诸侯。这个职位，和“京都所司代”并列，同为幕府最高的地方官职，地位远在长崎奉行这一类职位之上。

　　　　将军大人病倒，幕府高官们方寸大乱。这个消息是不能宣之于外的，不然必大大影响士气，可主帅不到位，接下来这个仗该怎么打？

　　　　那位德川茂德先就没了信心，坚决请辞“征长先锋总督”。作为“御三家”之一，他临战撂挑子，实在不像话，但没法子，只好改派了同为“御三家”的纪州藩藩主德川茂承，做这个“征长先锋总督”——也即事实上的艺州口幕府军主帅了。

　　　　对外的说辞如下：大阪为朝廷征长大本营，将军大人坐镇大阪，运筹帷幄，指挥诸路机宜。

　　　　幸好，这一路提前了很多时间出发，虽然有此波折，倒不影响和中国人的约定，按时向长州藩发动进攻。

　　　　但艺州藩不阴不阳的态度，却不能不对征长的成败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

　　　　从一开始，艺州藩就对幕府征长非常抵触，不但不肯派兵参战，还派人在江户和京都进行游说，希望朝廷和幕府取消征长的决定。艺州藩并不亲长，如此作为，除了财政压力和不愿意在自己的领地内燃起战火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艺州藩和长州藩特别的渊源。

　　　　艺州藩领地的主要部分是安艺国，而关原合战之前，安艺国还是毛利家的领地。关原合战中，毛利辉元没看清形势，不小心做了西军名义上的统帅。东军大败西军之后，虽然毛利辉元本人并未参战，但依然免不了胜利者对失败者严厉的处分。德川家康将毛利氏的领地一分为二，只给毛利辉元留下了周防国和长门国，而把安艺国封给了东军大将福岛正则。

　　　　后来，福岛正则犯了严重的错误，被没收领地，安艺国封给了浅野幸长，直至幕末。

　　　　因此，艺州藩的武士阶层，掌握藩政的高级武士——“上士”，是浅野家的家臣，是外来户；低级武士——“下士”、“乡士”，则是毛利家的旧部，是本地土著。在艺州藩，“上士”和“下士”之间，阶级界限极其分明。“下士”觉得“上士”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上士”则总怀疑“下士”随时要造反的样子。几百年下来，双方积怨极深。

　　　　艺州藩如果参与征长，不但不能指望“下士”对老主公开火，还得防着他们在后面捣乱，甚至和长州藩里应外合，颠覆浅野家的统治。

　　　　因此幕府征长，艺州藩不仅不出兵，连军粮、夫役也不肯供应，摆出一副百分百“严守中立”的架势。

　　　　艺州藩这个地主什么忙也不肯帮，大大地增加了幕府军队的后勤成本。特别是周防大岛战役失败后，海上的粮道不绝如缕，而陆路运力有限，军粮如果不能在当地解决一部分，士兵就很可能要饿肚子。

　　　　德川茂承和艺州藩主浅野长训反复商量不得要领，无名火起，下令“征集军需”。这下子惹翻了艺州人，双方差点大打出手。最后，德川茂承不得不收回成命，总不成把“征长”变成“征艺”？

　　　　可士兵们吃了上顿没下顿，能有什么样的士气和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不久，将军病倒的消息终究还是泄露了出去，一时间更加人心浮动，参战的佐幕各藩尤其惶惶。德川茂承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威、德皆不足以服众，他统率的艺州口征长大军，混乱困顿，竟是战端未开，败相已露。

　　　　这个时候，唯一能够收拾局面的，只有德川庆喜。可是，德川庆喜出任“禁里守卫总督”——其实就是在京都盯着天皇、公卿和尊王派，以防征长期间，后院失火——也不知道走不走得开？

　　　　而且，庆喜大人如果赶来大阪甚至前线，就说明将军大人病势沉重，甚至有不测之虞了。对此，天下人包括佐幕各藩会有什么反应，可是不好说啊！

　　　　大阪的幕府高官们正在抓耳挠腮，艺州口方向，开打了。

　　　　*

　　　　（今天两更，傍晚还有一更）

　　　　*（未完待续。）

第二十七章　大村益次郎（）　
艺州口长州藩主将是伊滕博文，副将是井上馨。井上馨的年纪要大一点，但伊藤博文在年初推翻俗论党的战斗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军事才能，因此高杉晋作派了他做艺州口的主将。

　　　　文久三年，即1863年，长州藩向英国秘密派出了五个留学生，史称“长州五杰”，伊藤博文、井上馨，都名列其中。因此，这两位算是“一起同过窗”，现在又“一起来扛枪”，动作协调，配合默契。

　　　　长州军和幕府军，隔着长州藩和艺州藩的界河小濑川对峙了一段时间，长州军先动了手。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策略，是不断派出小部队，偷偷渡过小濑川，对幕府军驻地发动袭击。长州人打了就跑，幕府军接二连三地吃亏，可每次追到河边，就只能废然而返。

　　　　长州人对小濑川东岸的地理状况、幕府军各部的驻地的情况，都摸得门清，这个实在有点邪门。德川茂承颇怀疑艺州藩有人向对岸通风报信，而艺州藩政就当啥都看不见。

　　　　德川茂承进退两难，全军渡河，深入长州藩境内，现在的这种局面下，他实在没有底气，很怕部队没全部渡过河去，就散了架；就算顺利过河，口粮不继，后路不靖，以目前的军需补给的状况，又能走多远？怕是走着走着，也是散了架。

　　　　但呆在小濑川东岸啥也不做也不是个事。长州人神出鬼没地袭扰，各部本来就人心惶惶的，现在更加弄得神经兮兮，弦已经快绷断了，厌战的情绪一日胜过一日，再不做点啥，不等长州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弄不好一个夜惊，就一哄而散了。

　　　　就在德川茂承绞尽脑汁地想“我该做点啥”的时候，长州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长州军的“大规模进攻”就是全军来攻。高杉晋作只在艺州方向配置了千把人，所谓“全军来攻”，投入的兵力就是这千来号人。

　　　　这一路，幕府的兵力十数倍于长州，高杉晋作对幕府的蔑视实在无以复加。

　　　　事实证明，高杉晋作的蔑视是有道理的，仅仅这一千多人，就已经不是幕府军能够承受的了。

　　　　长州军选择了宫津藩的驻地作为进攻的突破口。宫津藩的兵力和长州军差不多，战斗力就差得太多。最搞的是，宫津藩被敌，幕府军其他各部，包括德川茂承自将的幕府亲军、号称“西法”训练的“步、炮、骑三军”，一个个严守阵地，岿然不动，没有一部主动或者受命去援助宫津藩。

　　　　正所谓“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宫津藩崩溃之后，前田藩发现自己成为长州人的第二个进攻的目标，立即下令：撤！

　　　　雪崩由此开始。

　　　　德川茂承一旦发现“事已不可为”，跑的动作还是不慢，全军争先恐后，一口气退到了下野地区，才惊魂稍定，收拢部队，点算损失。

　　　　这场仗，从辰末巳初开打，还没到午正，拢共一个半时辰，长州军便取得完胜，夺取了小濑川东岸幕府军所有的阵地。

　　　　刚好赶得及吃午饭。

　　　　讽刺的是，败退反倒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幕府军队的窘状。原因是长州军并无意深入艺州藩境内追击——这方面长州藩和艺州藩是有默契的。由此，幕府军不必再受长州军的袭扰了。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大踏步的后退”，幕府军反而靠近了自己的补给线，勉强能吃上饱饭了。

　　　　长州军返回小濑川西岸重新布防，而幕府军是再也不肯回到小濑川东岸的，双方隔着好大一片区域“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长州藩达成了艺州口的战略目的。

　　　　*

　　　　*

　　　　长州藩石州口的主将是大村益次郎，在日本幕末的众多牛人中，这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

　　　　首先，大村益次郎不是武士。

　　　　这不仅仅指他的出身——大村益次郎出身一个医生家庭。更重要的，是指他的思维、行为。这位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军事天才，原时空的日本近现代军制之父，在骨子里，和“武士”二字毫不搭界。

　　　　他的许多出身低微的同事，如山县有朋、伊藤俊辅，出身足轻，也没有武士的身份，但思维、行为，却是地道的武士。

　　　　大村益次郎说过：“吃败仗的时候，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不如早早撤退为好。”这种和“武士之道”全然背离的观点，在日本的军事史上，不论是在之前还是之后，都显得特立独行。

　　　　其次，大村益次郎是一位“政治上的沉默者”。

　　　　他基本没有表示过在“尊王”、“攘夷”、“佐幕”、“倒幕”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明确立场；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