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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不仅那些试图干预的外国驻华公使这样认为、立宪派这样认为、清廷内许多官员这样认为，就连革命党内部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由于革命党多是利用新军、会党、“进步势力”取得各省政权，和这些人是利用而非领导关系，所以革命很快演变成上层势力的权力争夺战。而各界革命党人由于缺乏刘继业这般长期布置安排和受限于自身实力，往往使得权力斗争变得非常**裸和残酷。

　　　　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军政府和军分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闹出了火并情况，有时是革命党与立宪派、革命党与地方会党、会党与立宪派、甚至如浙江那般两拨革命党人互相攻击，同盟会的陈其美居然采取了暗杀的手段杀害了同是革命党人的光复会会首陶成章！

　　　　同时，一些革命党人上位之后，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对所谓的大局置若罔闻，当了‘都督’只忙着想尽办法捞钱、勒索地方，作威作福，给自己的亲信都许下高官厚禄，随便十几条枪的敢死队队长，转眼就成了某革命军的协统

　　　　而且，这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社会上层阶级的游戏，与底层人士几乎是毫无干系。所谓革命对于下层群众来说，只不过是“赵老太爷”等权贵人物的改朝换代而已。

　　　　哪怕是统一被同盟会所掌控的南方三省，内部也充满了争权夺势之争，只不过大家都尚未撕破脸皮，留有余地罢了。而刘继业的江苏亦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对独立的上海、与文学社同床异梦的江苏立宪派们，刘继业所依仗的，也只有自己通过六年时间幸苦搭建起来的文学社而已。

　　　　在这场革命中，说到底任何一方都无法单方面消灭另一方，这时只有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一条办法了。

　　　　两方和谈代表分批抵达了上海公共租界内工部局提供的市政厅，作为和谈地点。

　　　　两边代表团各出五名参赞，北方的唐绍仪和南方的伍廷芳都穿着西式典礼服，扎着深色领结、进门后先将头顶的绅士帽摘下，朝对方做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鞠躬礼。

　　　　说到外交礼仪，这两位清末中国最杰出的外交人才自然做得令人无可厚非。

　　　　“文爵公！”

　　　　“少川～”

　　　　唐绍仪与伍廷芳互相握手，两人脸上都挂着淡淡的微笑，一开始的气氛颇为融洽。

　　　　两人本是广东老乡兼多年好友，二人曾在外务部共事并来往密切，政治观念更是颇为相近。

　　　　这时，公共租界内的工部局几名会董、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以及新成立的上海维系会会副虞洽卿都作为旁听者上来与众人握手，如此交际了莫约半个多小时后，两方代表团才最终沿长桌两侧坐下。

　　　　一坐下后，唐绍仪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两面小旗子；一面黄龙旗、一面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时，就皱起眉毛望向组织场地的一个工部局会董，直接用流利至极的英文问道：“今次议和，是我中国内部南北两地的议和，不是两个主权国家的谈判！为何桌上会出现两个旗帜？难道我大清不是中国？难道南方革命担任不是中国人吗？”

　　　　伍廷芳亦出声附议道：“这个旗帜实在不妥，现在议和刚开始，未来中国国旗尚未确定，还请麻烦把它们都撤了吧！”

　　　　一个是标准的美式上曼哈顿口音、一个是标准的伦敦音，那名负责布置场地的工部局会董顿时满脸通红，也不辩解，急忙招呼下人将桌上的小旗子都撤了下去。

　　　　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

　　　　双方互阅证件后，议和才算正式开始。

　　　　伍廷芳首先提出，和谈必须以成立共和国为双方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唐绍仪暗示袁内阁并不反对共和制度，但因所处地位不同，目前仍然坚持立宪制度，保留清帝名义上的地位，建议召开临时国会解决这个问题。

　　　　“共和还是立宪这个根本之问题如不确定，下文从何谈起？”伍廷芳却并不完全买账，如此问道。

　　　　唐绍仪苦笑了一下，缓声解释道：“召开临时国会不过是一种形式，借口减少北方反对和议的阻力。文爵公当知晓，宫保大人在清廷所面对压力，良弼等宗室总不会轻易接受共和之主张，还需要宫保大人慢慢协调。”

　　　　伍廷芳亦明白其苦衷，对此问题只是讨论了一会儿后，就转而进入更实际的讨论当中了。

　　　　第一天的谈判并未能有多少结果，基本上是互相给出了自己的条件声明，不过总体上气氛还算融洽，伍廷芳和唐绍仪作为专业的外交大家，别说一开始还没有产生严重分歧、就算是互相彼此恨之入骨，表面上的的礼仪和面子也都会遵守的。

　　　　中午至傍晚，和谈结束后，作为‘地主’的租界工商局会董便在旁厅内举办晚餐宴，将参与和谈的代表、以及上海租界及华界的各社会上流一并邀请了来。

　　　　上海维系会的会副虞洽卿自然也在邀请行列，与华界的商界领袖一样拿着酒杯到处与人聊天。

　　　　在场话题不外此次南北和谈是否能够真正带来和平。

　　　　对于上海商界的人来说，两个多月的混乱和战事；哪怕是上海并未经历多少混乱也还是受损严重。

　　　　无数商家受战乱影响不是歇业就是损失惨重，因此对这次的南北和谈尤为重视。

　　　　年过三十的虞洽卿下巴留着小胡子，正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谈笑风生，刚一回头便看到唐绍仪面带微笑地拿着走酒杯走了过来。

第339章　南北议和（六）（）　
第三百四十一章南北议和（六）

　　　　“刘都督愿意对宫保大人保证，如果宫保大人愿意拥护共和，则江苏将全力支持由宫保大人担任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公共租界内某间隐蔽的会所包厢内，上海维系会会副，上海实际上的市长、刘继业的堂哥刘继嗣双手合十摆在下巴上，微笑地看着眼前的唐绍仪。

　　　　之前工部局招待的晚宴中，曾以车马疲劳为由而提前离场的唐绍仪，此刻却非常精神抖擞地回望刘继嗣，轻笑道：“慰亭在来前就与我提过了。若非知道有刘都督与季直公秉持公心，我也不会轻松地来此上海。”

　　　　“南北议和关系中国之未来！如今乱局已经进行的太久了，能够收拾局面的只有袁宫保一人而已！不过从公心而议，满清是必须要被翻过的一页……更何况若还有个朝廷在，宫保大人也无法完全施展自身才能不是？”

　　　　唐绍仪微微点头道：“我自幼渡洋，素受共和思想，近实质上政治观念与民党无异，当会极力劝告慰亭接受共和之国体。”

　　　　“对少川先生的公心与才华，刘都督与在下都是极为放心的，在此次南北和谈中我江苏作为半个地主，必会全力配合少川先生的主张，争取使和平早日重现于中华大地之上。”

　　　　“有刘会副这番话，我对这次和谈就更有信心了，请会副向刘都督转达我之诚挚谢意。”

　　　　江苏军政府内，无论是刘继业还是张謇，对当前的局势看法都高度一致，认为在确立共和后将收拾局势的大权交给袁世凯来。

　　　　同盟会在南方虽然暂时还很热闹，声势还很壮，但是其实已不能长久，其统治根基非常薄弱，一个不慎都会出大乱子。更何况同盟会诸人并无治理国家所必须要的经验，把国家交给这样一批外来汉，是立宪派绝不放心的。

　　　　相比之下，袁世凯最为立宪派士绅们所熟悉、治理地方的经验和成果都有目共睹、在清廷内历来是推动立宪和新政的重要官员。对于张謇而言，在政治理念和私人交际方面都与袁世凯非常熟悉。

　　　　在当前南北一时都无法奈何对方，只能沿长江‘划江而治’的局势下，江苏与安徽两省足以成为左右局势的重要势力。

　　　　虽然之前刘继业曾与袁世凯闹过一些不愉快；不顾袁世凯反对毅然拿下安庆，以及出兵津浦线与段祺瑞的第三军狠狠干了一架，但是后期刘继业也留了余地将被包围的段祺瑞三万军队放回北方，更与袁世凯再次达成了协议。

　　　　袁世凯不仅是成熟的政治家，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两方合作的收获要大于翻脸、在此时他还需要刘继业的时候，心中的不愉快自然不会阻碍其与之合作。哪怕已经对刘继业颇为反感，起码在当上大总统之前，袁世凯还是需要稳住刘继业、争取到其在南北和谈中的支持的。

　　　　双方都有合作的默契，暂时的目标都一致，有风头正高的江苏站在袁世凯身后，唐绍仪对这次和谈的成果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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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月25日、28日、6月1日举行的前三次会议上，南北和谈双方就停战罢兵问题达成了一致，实质上是正式追认了湖北前线清军第一军总统冯国璋与民军前敌总指挥赵声所签订的停火协议。除了湖北战局之外，江苏革命军在苏北、清军在山东、以及四川的战局都平稳下来，无论哪一派势力都不得在停战罢兵期间进行军事行动。

　　　　在6月4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伍廷芳再次将政体问题拿出来讨论。由于前段时间唐绍仪一直没有就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给出正式的答复，因此这次会议中伍廷芳态度坚决称，如果不承认共和，就无法进行议和。他劝告唐绍仪说，他自己以前也赞同君主立宪，但现在中国的情形与过去不同了，文明程度已经达到可以实行共和民主的地步。况且清帝**让中国衰败到如此地步，为什么还必须保存君位呢？

　　　　唐绍仪依然玩起了太极，并不从正面回答其问题，而是笑道：“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天双方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的宗旨，而是寻求和平实现的方法。”

　　　　然而私底下，唐绍仪却与同盟会沟通，称自己并无反对共和之意，会在此问题上与民党保持一定的合作。

　　　　而北京方面，袁世凯在收到唐绍仪关于和谈的汇报后，也加紧了他对清廷内部以良弼和溥伟为首的满清贵胄为代表的，要求坚决维持‘君主政体’不变的所谓顽固派的分化拉拢。

　　　　首先是因袁世凯上台最后自行隐退的前摄政王、当今皇帝的生父载沣。此人本是良弼等人密切拉拢的对象，若是能将载沣也拉入阵营，则对付‘奸佞’袁世凯就更有把握了。

　　　　然而施政三年来他费尽心血、举步维艰地操舵大清国努力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真心实意地朝立宪的方向前进。如此用心良苦，却最终酿成了辛亥巨变，换来的是举国反叛，自己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载沣如何不会心灰意冷？

　　　　更何况有老谋深算，早就被袁世凯用银子喂饱了的庆亲王奕劻在载沣耳边吹风，使得载沣自从卸任了摄政王职务后就闭门不出，充耳不闻政治事。哪怕南北和谈开启后良弼数次登门拜访，再怎么苦口婆心地劝其出山，也是无用。

　　　　北京那边袁世凯在积极策划针对上窜下跳的良弼众人的对策，上海这边在6月11日的第五次会议当中，经过了伍廷芳和唐绍仪积极的协商，终于就政体问题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协议；即召开国民大会公决政体问题。

　　　　双方经过进一步磋商国民会议的地点和代表人数等问题，最后确定了谈判地点在上海。在代表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