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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明-第11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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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江南织造府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丝绸商会，和一个没有带头人的丝绸商会，两者能够动用的资源可不是一个层级的。而且有了江南织造府的协助之后，李琎也就更为了解了丝绸业的现状和这些商人内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能够拿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办法出来。
虽然邀请是织造府发出的，但是当这些大丝绸商们进入织造府大堂时，发觉魏忠贤并没有出面，只是令身边的亲信高云陪同李琎主持了这场协商。
没有看到魏忠贤的出面，顿时让这些丝绸商们多了几分胆气，加上他们之前早就有所串联过的原因，因此在会谈中表现的还是比较强硬的，对于李琎提出的几项主张都一一进行了否决。最终只有几位丝绸商担心坏了织造府的面子，主动提出愿意捐献出一些钱粮用以赈济饥民，可是捐献的数目也不多，从几百元到一千元不等。
看着这些油盐不进的丝绸商们，李琎无奈的给高云打了个眼色，使出了最后一招。高云便清了清喉咙，板着脸对着下面这些商人们说道：“看来大家的意见还不够一致，不过织造府召开这场会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今年丝绸业面临各项难题的解决，行业开工不足和工人失业问题，正是丝绸业的核心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对苏州丝绸业的生产经营造成极大的打击。
诸位都是苏州丝绸商会的代表，自然有责任解决这两个问题，为丝绸业的良好经营做出表率。江南织造府乃是受陛下托付监管江南丝绸织造业，自然不能对这些危害丝绸业发展的难题视而不见。
所以魏公公已经说了，问题一日不提出解决办法，这会议就一日不结束。在这期间，织造府上下和你们一起群策群力，日夜不休，也要找到解决办法为止。
大家既然不同意李检察的主张，又拿不出自己的办法，我看还是先休息个半个小时，理一理脑子里的思路，我们再接着开…”
这一开就开了三日三夜，这些养尊处优的丝绸商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会谈。事实上在他们眼中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会谈，而是每隔半个小时的审讯，一开始高云和李琎还不时的会露面，之后便只剩下了一名织造府的小太监出面问上一声。
而这三日里，他们不仅无法好好休息，甚至连吃的食物标准都在急剧的下降。第一日还有白面馒头和热粥，第二日就只有苞米窝头和热水，第三日就剩下发馊的窝头和清水了。
这三日中，还不断有商人被单独叫出大堂去。有的人回来后就变得沉默寡言了起来；有的人回来时则是满脸的不忿；还有的人回来后就躲躲闪闪的，眼神都不敢同其他人接触。在精神和**的双重压迫下，到了第三日大多数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表示愿意遵从李琎的主张，制定丝绸业用工暂定办法。
当这些丝绸商蓬头垢面的从织造府走出来时，不少人已经无法独立站稳了。这三日中，他们的家眷并不是没有上织造府打听过，也不是没人想找门路了解织造府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独立于地方官府之外的织造府，并不是地方官员能够上门沟通打听的。
而之前李琎一早就把风声放了出去，说是要同这些苏州丝绸大商人们谈出一个解决苏州丝绸业开工问题的办法出来，因此这些丝绸商的家眷想要煽动织工围堵织造府要人的计划也因无人响应而无疾而终了。
这些好不容易从织造府出来的丝绸商们，知道了这三日府外发生的事之后，一个个都非常生气，认为这个恶毒的计划必然是魏忠贤这个老贼想出来的，于是不少人试图联合地方官员上书弹劾魏忠贤，弹劾他软禁商民威逼勒索等事项。
不过随着三个消息的传来，这些丝绸商人的蠢蠢欲动很快就偃旗息鼓了。第一个消息就是，朝廷正式颁发了针对三吴灾荒的赈济办法，除了减免田赋之外，最重要的还有对于制造业税收的减免，以鼓励三吴地区的制造业继续开工；并制定了生丝出口配额制度和官方采购丝绸棉布的计划。
第二个消息是，距离苏州城不足四十里的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数百织工冲击米铺抢米的恶**件。虽然这一事件并没有上升为地方灾民起义，但是对于安宁生活了上百年的苏州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
第三个消息就是，吴江地区一户地主因为反对朝廷的铸币法案，不肯将自己收到的一批货款白银存入银行，并指使庄客打跑了上门收储白银的银行代表，结果被地方官员认定为试图积蓄钱粮谋逆，直接调动了在当地就食的河南新军前去攻打这户地主，不过一日这户豪强的庄子就被攻破了。
这些河南新军虽然也是才参军不久的平民，但是从崇祯三年开始就不停出现小范围动乱的河南，这一地区的平民显然要比一向平安无事的江南平民更有战斗意识，而且这些河南新军虽然没有接受多少军事训练，但是从家乡出发时，就开始接受无时无刻的思想教育，认为现在反对朝廷政策的，都是在阻扰朝廷赈灾。
因此当他们开始受命进攻这些地方豪强时，几乎都是出了死力，直接把消灭豪强同能否拯救自己家人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地方豪强平日里虽然养着不少庄客，能够欺压下周边的小户人家，但是如何能够同国家组织起来的军队相比。
哪怕这些匆匆成军的河南新军并没有装备齐全的铠甲武器，但光是少数装备齐全的精锐加上大量辅兵，就已经不是这些称霸村头的地方豪强能够应对的了。
这三件消息的传来，无疑让这些丝绸商人意识到，乱世也许就在自己身边了，这个时候出头去同朝廷对抗，无疑是把自己送到了朝廷的刀下，成为那只儆猴的鸡。于是他们最终选择了隐忍，认可了自己被迫签署的那份协议。
这些丝绸商人的妥协，加上朝廷及时颁下的扶助政策，总算是让苏州岌岌可危的社会形势稳定了下来，数十万丝绸行业从业人员保住了自己的饭碗，连带着江南地区的经济也停止了恶化，三吴地区的灾情也算是露出了结束的曙光。
第758章 芸芸众生相二十（）
作为江南传统经济中心的苏州局势的稳定，连带着整个江南地区的社会形势也开始平稳了下来，当然这些社会稳定依然是要付出的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江南士绅地主在经济上受到的损失。
不管是将家中的存银拿出兑换为纸币，还是服从于朝廷法令降低田租，或是投资的工坊不得解雇工人，并要接受每月最低工资法令的约束等，江南士绅地主们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虽然在朝廷放开了海外拓殖后，这些士绅地主算是找到了一个弥补损失的渠道，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法令依旧是不合圣贤之道的乱政。
但是，江南士绅地主们虽然内心充满了不忿，可是敢于起来用武力反抗的却不多。一是由于北方兵南下就食，这些士绅地主手中掌握的力量根本对付不了这些丝毫不讲情面的外地军队。甚至于地方官府都不怎么想动用这些外地军队，而宁可用本地的武力进行镇压地方叛变。
至少本地出身的军队还念着几分同乡之情，哪怕镇压地方叛乱，也会尽量缩小目标。而那些外地军队根本没什么情面可讲，甚至于为了扩大战果还会以追击逃亡叛逆的名义袭扰附近的村庄，这对地方上的士绅民众来说就有些惊惧了。
于是在出了几个反抗朝廷法令而被平乱的村庄之后，地方上的士绅开始结团自保，这些士绅向地方官保证愿意服从朝廷的法令，并愿意缴纳一定的钱粮给官府用于赈灾和养兵，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效仿北方各省灾区，编练民团保卫地方。对于那些敢于反抗朝廷法令的地主豪强，他们愿意自己动手去解决，以避免外地军队进入本地平乱。
在外部的军事威胁，和底层受灾百姓的愤怒下，江南的士绅地主们无奈的选择了低头屈服。以出让一部分经济上的利益，来换取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则是，从天启年间魏忠贤集团对东林党人开始政治清算，到崇祯登基之后以扬州盐引案、南京科考案、太湖匪盗案三件案子继续对江南士绅势力进行打压，到了崇祯十三年，江南士绅中敢于出头对抗朝廷的士绅领袖已经几乎没有了。
像万历末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左光斗等声名远播的士人领袖，到了崇祯朝几乎已经没有可与这些人相比的士人了。如今天下士人心目中算得上有号召力的文人领袖，也就只剩下了一个夏允彝，可这位又站到了皇帝的立场上，对于士绅大族毫无亲近之意。
至于曾经声望颇高的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现在则已经被江南士绅普遍认为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因为这位推动的政策总是和正人君子为难，反倒是处处让那些奸商小人得利了，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再当做士绅们的领袖了。
而年青士人中原本红极一时的娄东二张，张采文名虽著，但是缺乏领袖的才能，担任地方官员之后就显得有些碌碌无为，再无之前在复社中的名望了。至于张溥，虽然文采和组织能力都异于常人，也能让各地士人生起亲近之意，可因为南京科举一案名声大损，眼下又被迫流亡海外，自然无法成为领导士绅们的领袖了。
再往下数，如吴昌时、陈子龙、杨廷枢等，都只能算是一地士人之领袖，想要扛起江南士绅领袖这面旗帜还早的很。没有了一个令各地士绅共同信服的领袖，他们自然也就难以同一个被皇帝协调一致的朝廷进行对抗了。
这一事件也可以从侧面验证了，江南文气开始衰落的事实。缺乏了像顾宪成、高攀龙、左光斗这样的硬骨头，江南士绅其实就是一块任意揉搓的面团而已。哪怕这些人主张的政治理念并不正确，但是他们的确是为江南士人撑起了一片天地，从而动摇和打击了阉党在地方上的控制力。
就在江南士绅们趋向于分崩离析的混乱状态时，湖广这边的士绅却开始依托着先后建成的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形成了湖广地区的思想和文化核心。
湖南大学自不必说，本身就是从岳麓书院改变而来，向来是湖南地区士子的求学圣地。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岳麓书院这等深厚的底蕴，但自从湖广行省分为湖南、湖北两地，朝廷注入大笔资金整修长江航道和武汉三镇之后，武汉已经成为了长江中部最为重要的贸易口岸。有着地方士绅的捐助，特别是楚王府的乐助，武汉大学虽新，但是校舍建设的却相当不错，位于洪山脚下的校园虽然出了武昌城，但是因为地方幽静且有一营兵丁就在附近驻扎，还是极富有朝气的。
原本只能依附于江南士绅身后摇旗呐喊的两湖士绅，自这两所大学建成之后，便开始渐渐有了一些独立自主的想法。在江南地区人口繁衍超出了土地承载力之后，面积广大又适合于稻作的两湖地区就成为了江南粮食缺口的重要补给地。
到了崇祯年间，“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在湖广地区已经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但是湖广虽然成为了大明南方最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可是湖广地区在大明的政坛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难得出了一个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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