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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明-第11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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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损失较大的并不是官僚集团手中的权力，而是原本难以限制的皇权。
虽然在主观上，这一制度上的改革加强和放大了崇祯手中的权力。但是在客观上却是完善了内阁制度，从而让内阁在法理上拥有了抗衡皇权的名义。毕竟在过去，内阁乃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助手，而现在则变成了向皇帝负责的行政机关，这两者之间的地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由此而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便是，内阁首辅真正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文官领袖，虽然难以同汉唐时期的丞相相比，但是已经能够令其在皇帝面前保留其独立之人格，这便让首辅之职位更加炙手可热了。
虽说此前崇祯许诺崔呈秀，当钱谦益任满之后，会支持其成为下一任内阁首辅。但是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和国务会议的地位不断上升，崔呈秀发觉皇帝的这个承诺变得越来越缥缈了。
这并不是说崇祯想要反悔，或是说崇祯的权力变小了，而是在内阁首辅地位的不断上升之后，阻止他登上内阁首辅的力量变大了。
崔呈秀虽然在后金入关一役中表现出色，替皇帝稳固了蓟州地方，从而使得朝廷大军能够在地方的配合下逼退了黄太吉，获得了复起的机会。可他毕竟是朝中上下默认的，同魏忠贤齐名的阉党首领，也因为承担这个责任而被迫退隐乡间。
虽然皇帝将他召回了朝堂，但不管是执政的黄立极等人，还是在野的前东林党人们，都拒绝让其再次回归到权力中枢来。被朝中主流势力边缘化的崔呈秀，不得不接受了崇祯的提议，接下了得罪天下士绅的土地改革事务。
土地改革事务虽然让他更为恶名远播，但是却也成功的让横下一条心的崔呈秀，重新在朝堂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不过这也令崔呈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令其成为了拥有大量土地的缙绅们的眼中钉，被痛恨的程度和当初力主清丈天下田亩的张居正不相上下。
而崔呈秀的恶名太著，也使得他数次想要申请加入科学进步党，都被对方给婉拒了。到了崇祯十三年，只要智慧在于中人之上的官员都能够看得出，不管由谁来接任内阁首辅，如果不能得到科学进步党或是新东林党之一的支持，这个首辅的位置也是相当难坐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六部职能和中央及地方官府的行政承接改革，使得部门的组织制度终于压倒了官员个人的声望和关系，成为了行政权力实施的保障。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也就意味着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彻底压倒了个人所拥有的资源。
就人类本身而言，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源。所以当一个人想要支配另一个人时，最好的支配方式不在于双方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而在于你能否掌握对方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人可以背叛自己的感情，但决不能背叛自己的生存基础。
在崇祯元年之前，天下万物理论上都是属于皇帝一人的，包括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理论之下，皇帝自然不希望见到官员或是民众形成一个个小团体，从而威胁到皇权存在的基础。
毕竟当人群开始集结起来，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定物质资源的集结。在当下的这种农业社会中，物质财富的结余其实并不多，这种团体形成之后，很容易就能掌握起令地方难以抗衡的势力，从而形成地方上事实的独立王国。
因此当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天下之后，就开始打压勋贵集团，这便是因为勋贵集团占据了过多的物质资源，从而形成了对于皇权的威胁。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之中，讲感情、讲功劳都是不现实的，当勋贵集团掌握的物质资源超过了皇帝掌握的物质资源之后，皇帝也就失去了控制勋贵集团的力量，这是基于物质基础之上的现实。
当然，对于苏长青这样的后世灵魂来说，想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其实并不困难，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得自己手中掌握的物质资源远远超过其他个人及团体，这种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也是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更为稳定的社会基础。
基于这种工业化思想指导下的六部职能改革，也就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聚集物质资源的政府组织机构。同这样的组织相比，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是难以比拟的。而同样，借助于党派政治去控制这些政府组织机构的科学进步党和新东林党，也就拥有了远超过去那些官员小团体的物质资源。
在这样的格局之下，即便崔呈秀真的做上了内阁首辅这个位置，他也难以仅仅凭借一个名分去压制，拥有着控制这样巨大物质资源的两个政党，令两者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所以想要让皇帝兑现承诺，崔呈秀就必须获得两者之一的支持。
对于脱胎于东林党人的新东林党来说，他们和崔呈秀本身就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恨，当崔呈秀成为土地改革政策的推动者之后，更是成为了这些大地主代表精英们的眼中钉，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化解的仇恨，崔呈秀自然不会自找没趣的去获取新东林党的支持。
于是他便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获得科学进步党的支持。就名声上来说，科学进步党或许略逊新东林党。但是从实力上来看，科学进步党却远超了新东林党几条街。毕竟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想要聚拢起大量的物质资源，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做事。
你修一条路，就拥有了修建一条路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你修建一条大运河，就拥有了修建一条大运河的各种资源…通过这些资源，也就拥有了支配他人的权力。由是，以工部为据点的科学进步党，其掌握的物质资源自然远远超过了控制礼部这等清水衙门的新东林党。
第798章 京华烟云八（）
虽说科学进步党几次拒绝了崔呈秀的申请加入，但是双方之间的关系却尚算融洽，比崔呈秀和新东林党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要缓和的多了。
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仅在于科学进步党成员主要以技术官员为主，对于政治斗争并不过于热衷。还在于崔呈秀虽然没能成为科学进步党的一员，但是他也并不是什么孤家寡人，从崔呈秀联络蓟州缙绅投资唐山钢铁生产基地开始，这位曾经的阉党领袖便隐隐成为了北方士绅投资新兴工商业的领头人物。
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盐铁论》这样站在国家角度的经济政策讨论会议，虽然盐铁论讨论的内容并不仅限于盐铁生产贸易问题，但是连古人都知道盐和铁乃是国家财税来源的大头，更何况是明人呢。
只不过和盐这样的生活消耗品相比，钢铁除了可用于制作生活、生产用具之外，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制作兵器甲具。因此历代朝廷对于冶铁业的控制，都是相当严厉的。
大明开国初年也是如此，冶铁业主要控制在朝廷名下的官铁场，民间出产的私铁数量几乎不到官铁场的三成，且质量也极为低劣。不过到了嘉万时代，这种局面却开始逆转，官铁场出产的数量不仅不及民办的铁场，甚至连质量都大大的倒退了。
出现这样局面的缘由，一则是吏治腐败，导致官铁场成本上浮质量下降；二便是民办的铁场大多掌握在士绅大族手中，这些人掌握着地方的控制权力，不仅避开了朝廷的监管私下开发铁山，更是大肆偷逃税款，使得民铁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当然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局面的话，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大明的经济已经差不多达到了农业时代的巅峰，因此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了一种停滞的状态，每年的钢铁消耗量自然也就接近于固定。因此民办铁场越是兴旺，也就意味着官办铁场越是衰退，这也就是所谓市场容量固定下的零和博弈了。
可在崇祯看来，这种农业时代社会发展的停滞不过是一种假象，这并不是说市场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商品了，而是整个农业社会的消费能力限制住了商品经济的继续扩张。毕竟农业时代的生产结余本就不多，而且这些结余还大多被士绅地主所掌握，他们的消费能力几乎就等同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中下阶层民众来说，他们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只是没有能力消费而已。
就好比崇祯元年之前，大明的生、熟铁总产量平均分配到每个国民头上，大约也就在一斤上下，估计刚好够打一把菜刀什么的，至于钢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就是这样低下的钢铁生产能力，大明国内的市场已经开始消化不掉，北面的山西、陕西商人向草原和后金走私铁器，而南方沿海商人则向南洋地区走私铁器。
大明国内真的已经不需要钢铁了吗？自然并非如此，在某些偏远的山区，许多农户家中甚至连一把铁制农具都没有。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跃进，自然就必须要打破农业社会消费市场的上限，从而促成资本向工商业的持续转移。
面对这样的局面，来自于后世的苏长青自然就制定出了三条对策。第一是实施土地改革，在耕地总量不变的状况下进行土地再分配，从而提高自耕农的比例，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第二便是大力推动对外贸易，为大明的工商业获取新的消费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来源；第三便是实施以国家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扩大市场需求。
这三条对策本就是经过了历史验证的，因此在实施之后自然是赢得了显著的效果。当然，和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人不同，由于航海事业上的落后及自然灾害的接连发生，崇祯并没有选择纺织品作为推动大明工业化的主要商品，而是选择了钢铁冶炼制造业。
依托于铁路建设、机械制造和造船业的需求，由崇祯元年开始组建和投入建设的大明各钢铁厂，到了崇祯十三年已经成为了过去那些旧铁场无法想象的庞然大物。光是一个唐山钢铁生产基地出产的铁产量，就已经是过去大明年产铁总数的一倍有余。而崇祯十三年的大明年产钢铁数量也已经超过了80万吨，开始逼近年产百万吨生铁的一个冶铁业的里程碑数值了。而此时整个欧洲的生铁产量，也不过才10万吨上下而已。
如果说崔呈秀等一班北方士绅一开始投资钢铁业等新兴工商业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向刚刚登基的皇帝输诚示好，并不认为他们的投资会重要过自己手中的土地的话。那么到了今日，这些投资于新兴工商业的北方士绅们，对于这些投资的重视已经超过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求。
这么说吧，仅仅在五、六年前，这些北方士绅如果家中遇到了临时性的大笔支出，他们大都会首先选择抵押或出卖手中的各种股份，迫不得已之下才会动出售土地的念头。毕竟一直以来，士绅们都已经默认，土地才是一个家族的根本，一个家族的衰落，往往就是从出售土地开始的。
但是随着新兴工商业所带来的远高于土地收益的回报率，及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的稳定性，使得这些投资于新兴工商业的士绅们终于改变了观念，开始将对于新兴工商业的投资放在了土地之上。
而去年和今年连续的北方大旱，更是让北方士绅们加速扭转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今年北方大旱的基础上，市场上土地出售的数量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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