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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秦的二十等军功爵制是一百多年前建立的，其目的是强国，是争霸，而不是统一中土，无论是秦孝公还是商鞅，当时也不敢痴心妄想统一整个中土，所以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大秦当时的国力上。当时大秦国力有限，权力和财富就那么多，向普通国民和寒门贵族倾斜了，那么豪门贵族自然就要少拿一点。
　　　　随着大秦国力发展，战略上由西拓改为东征，取巴蜀，夺荆宛，进中原，占晋中，尤其是长平大战后，大秦已经看到了统一契机，这时候如果邯郸大战打赢了，大秦基本上就建立了统一的绝对优势。这时候大秦的国力很强，拥有的权力和财富也急剧膨胀，而在封赏政策上还是遵循几十年前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制度与时代脱节，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所以以武安君白起为首的豪门贵族马上以武力胁迫咸阳，名义上是驱赶以范睢为首的关东人，实际上就是要控制朝政，修改国策，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也就是说，分土地建诸侯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昭襄王和武安君的血腥厮杀重创了大秦，这是前车之鉴，但形势发展到今天，同样的历史再度上演，秦王政为了统一大业，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得不寻求妥协之策，而修改国策，修改分配制度就是缓和矛盾的最好办法。“郡国制”在他的接受范围内，世袭制也可以重建，而分土地建诸侯却触及到了他的底线，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事。
　　　　如果武烈侯和豪门贵族以武力胁迫咸阳，秦王政豁出去了，宁愿统一大业就此中断，也绝不妥协。
　　　　豪门贵族也吸取了教训，武烈侯和王翦两个加起来也不能和当年的武安君白起相比肩，所以豪门贵族的想法是先造势，先把中原决战打赢了，然后再推波助澜，在地方上造成割据的既成事实，接下来咸阳为了维持统一，也只有封土地建诸侯了。
　　　　离石会面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秦王政要知道武烈侯的底线，假如武烈侯坚持分土地建诸侯，那么秦王政就放弃中原决战，先把国内的事情搞定。结果出乎秦王政的意外，武烈侯竟然说他已经完成了国策变革的目标，他根本没有分土地建诸侯的想法，他要的是中土的统一，想的是未来的南北战争。没有中土的统一，拿什么去赢得南北战争？
　　　　但今日大秦，上至秦王政，下至豪门贵族，没有人重视未来的匈奴之祸，南北战争在他们看来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甚至是无需考虑的事情。秦王政关注的是统一大业，而豪门贵族关注的是分封，就是没有人去关注南北战争。
　　　　说实话，除了武烈侯这个穿越而来的先知先觉者，要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刻找一个关注南北战争的人，实在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居庙堂之高的上位者，在统一战争如火如荼的情况下，让他们把目光转移到遥远的大漠，实在是太难为人了。
　　　　甘罗不可能理解宝鼎，宝鼎也知道自己无法把个人观念强加给甘罗，他只能无奈地扮演一个“圣人”的角色，但“圣人”可以不吃不喝，而圣人的部属奴仆却期待过上更好的日子，所以甘罗考虑良久，还是忐忑不安地问了一句，“没有诸侯？”
　　　　宝鼎略略皱眉，想了片刻，郑重说道，“功臣不能为诸侯。”
　　　　甘罗苦叹，情绪更为低落。宝鼎这一决策把他自己推到了豪门贵族的对立面，其后果不堪设想，或许宝鼎就会在秦王政和豪门贵族的厮杀中粉身碎骨。不过让甘罗感到安慰的是，宝鼎能把这一真实想法告诉自己，足见他对自己的信任。这几年自己尽心尽力的侍奉白氏，一门心思地追随宝鼎，今日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可惜的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福气享受这份回报。
　　　　“你是宗室。”甘罗试探道。
　　　　“我不是王子。”
　　　　“今日的王子，明日便是宗室。”
　　　　“封国制是中央集权的过渡。”宝鼎说道，“律法已经明确规定，时机适当，必定撤藩。”
　　　　“未来是未知的。”甘罗苦笑。
　　　　“所以我们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甘罗沉默良久，叹道，“这世上当真有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宝鼎无语，良久，挥手一笑，“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
　　　　甘罗想了片刻，也笑了起来，“好，我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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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9章　伸向咸阳的手
　　　　第389章伸向咸阳的手
　　　　甘罗愿意回京，那么宝鼎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政治理念上，宝鼎坚持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但统一后中土形势严峻，内忧外患，所以在实现高度中央集权制之前，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也就是中央领导下的郡国制。
　　　　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君王和豪门贵族，贵族和普通国民，中央和地方，中央和军队，等等关系之间，因为激烈的利益之争，矛盾异常突出，不排除爆发冲突的可能，所以帝国危机四伏，国祚有倾覆之险。
　　　　中土若要稳定，首先就要稳定中央，而稳定咸阳政局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秦王政及其坚持中央集权的士卿大臣们为“一足”；宗室、外戚、本土老秦人和关东系的大部分豪门贵族对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攫取**，这些豪门贵族及其所属势力是“一足”；宝鼎则要以北疆边郡和北疆军队为基础，以维护和强大统一的新帝国为目标，建立“第三足”。
　　　　中土距离统一的时间越来越近，按照宝鼎的估猜，也就四五年的时间了。宝鼎打算利用这四五年的时间完成北疆防御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在大秦政治格局中以“第三方”势力影响朝政，一方面为未来的南北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在宝鼎在北方实际控制了各边郡，而不久新的北疆大军在中原战场亮相之后，其强悍的实力足以让宝鼎在政治上赢得更大的话语权，但这种威慑力需要强大的财赋为支撑，也就是说，宝鼎必须赢得咸阳的信任，必须保护和支持咸阳。
　　　　由此宝鼎需要在中枢安置自己的亲信，由这些亲信来代替自己在中枢发出“第三种”声音。既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又尽力保证政局的稳定，以完成自己做为政治格局中的第三方势力所必须行使的权力和应该承担的责任。
　　　　甘罗在宝鼎的讲述下，彻底理解了宝鼎的政治理念和自己进入中枢的重要意义。
　　　　甘罗出自寒门，又有坎坷的经历，他的政治理念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吕不韦的严重影响，他坚持“法治”，追求中土的大一统，但他对集中中央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官不能与民争利，在财富分配上，财富要向普通国民倾斜，农耕和工商要并重，工商是税收的重要来源，在政策上要扶持，民富则国强。由此延伸，“民”在权力上也要享有更多，从刑法到教育等等，君王和中央都要给予政策上倾斜，继而建成一个和平的宽松的与民休养、安居乐业的新大秦。
　　　　这一政治理念集中体现了寒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它代表了这个时代中下层民众的基本要求，与宝鼎的政治理念颇为相近。这也是甘罗愿意追随宝鼎，而宝鼎也愿意接受到他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蓼园系的核心成员与宝鼎的政治理念基本一致，否则彼此也难以认同，宝鼎更不会让诸如赵高、甘罗、曝布、章邯这些人进入蓼园的核心层。也正因为如此，甘罗很快便估猜到了宝鼎在与秦王政的离石会面中所做出来的妥协，只不过他没有想到宝鼎高瞻远瞩，马上便拟定了新目标，拿出了新谋划，而这一新谋划关系到大秦的未来，甚至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命运。
　　　　甘罗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的使命，这让他感觉难以承受，不堪重负。
　　　　“分封的口子已经撕开，滔滔洪流正咆哮而出。”甘罗考虑良久，不得不提醒宝鼎，局势的发展恐怕已经失去控制，“统一后，内忧外患，各种矛盾累积在一起，如同山洪爆发，咸阳试图在‘法治’的堤坝上加筑‘中央集权’，以更高更坚实的堤坝强行封堵，而你未雨绸缪，知道洪水来势太猛，堵不住，于是用封国制在‘法治’的堤坝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洪水未到，就先行泄洪，开辟泄洪区，这样洪峰到来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法治’堤坝彻底崩溃的危险。”
　　　　“这一设想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咸阳不遗余力地封堵‘缺口’，顽固坚持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豪门贵族不惜代价要‘决堤’，要摧毁堤坝。这时候，你这位始作俑者想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显然不现实。”
　　　　宝鼎沉默不语。
　　　　“老夫人和少夫人回京，咸阳重新任命南阳守相，实际控制南阳郡，这一切虽然表明你本人向咸阳宫低头了，可以一定程度上警告坚持分封的豪门贵族，从而确保中原决战的胜利，但胜利之后呢？”
　　　　“胜利之后你回北方，北方拟建三个封国，咸阳的意思很明确，第三个封国要等到大军攻占河南之后，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第三个封国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河南之地是你打下来的，你理所当然要领封国。”
　　　　“在这种舆论下，你经略北疆，事实上就是在背后推动分封诸侯。既然你在北疆推动分封，那么南疆呢？西疆呢？山东齐地、江东楚地呢？如果这些遥远边陲的封国封君、镇戍军统率、地方郡县官长们都仿效你的做法，各自在地方养精蓄锐，然后与中央貌合神离，待时机合适，与中央直接对抗，那么后果如何，不问可知。”
　　　　宝鼎心情烦闷，冷声问道，“如此说来，我不该撕开这道口子？”
　　　　甘罗苦笑，忧心忡忡，目光中更带着一丝迷惘。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甘罗说道，“统一后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那么咸阳宫和豪门贵族之间必定有一场厮杀，这场厮杀如果豪门贵族失败了，大量的功臣被弃置，对大秦是个严重的打击，而其中的矛盾虽然被强行压制下去，但因为没有化解之策，它还一直存在着，等待着爆发的时机，一旦爆发则山崩地裂，大秦有倾覆之祸。”
　　　　“咸阳宫之所以在你的胁迫下推动国策的变革，撕开了分封的口子，其原因估计就在这里。咸阳宫肯定也看到了危机，所以接受了你的过渡策略，但过渡策略事实上还是没有解决根本性矛盾，矛盾还在，只不过以过渡策略延缓了矛盾爆发的时间而已。”
　　　　宝鼎暗自叹息，他也知道自己的策略没有解决根本性矛盾，所以矛盾还是要爆发。现在他只能期望矛盾爆发的时间无限期推迟，最起码等到南北战争结束后，等到大秦在北疆战场上击败匈奴人之后再爆发。当然了，也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但前提是，中土要稳定，君王要绝对强悍，中央要有绝对强大的实力，否则肯定要以战争来解决矛盾。
　　　　难道这个时代的根本性矛盾就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这个时代的根本性矛盾传承了近千年，从周武王分封诸侯开始，到春秋，到战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始终围绕着“分封”进行惨烈搏杀，而搏杀的群体也始终集中在诸侯和士卿之中，也就是掌控着中土权力和财富的豪门贵族中。
　　　　观念的根深蒂固造成了矛盾的不可调和，观念落后于时代，而时代在发展，最终就是以血腥的屠杀来摧毁旧观念，也就是摧毁旧的贵族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