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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大秦在统一之前，其国内最激烈的矛盾肯定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统一之后，因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官”与“民”的矛盾迅速成为国内最激烈的矛盾。
　　　　历史只记载结果，而结果背后的原因早已湮灭。宝鼎现在总算知道了在历史书籍上，大秦为什么统一之初有分封之议，而其后竟然相隔八年，才有淳于越借“师古”之名重提分封，接着便爆发了“焚书”、“坑儒”两大重案。这两大重案实际上就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再次爆发。
　　　　这八年秦王政在干什么？南征，北伐，修直道，修灵渠，最终南征、北伐胜利了，而秦王政则利用南征、北伐顺利地转移了当初国内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碍了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压制了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机会建下显赫功勋，增强了中央的绝对权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议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中央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的表现，不难发现秦王政和中央已经在八年之后，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实力。
　　　　“焚书”大案看上去并不复杂，焚书而已，但仔细想一想，秦王政和中央以“私藏**”为借口屠戮了多少功臣？诛杀了多少妄图“分封”，妄图对抗中央的贵族？
　　　　扶苏在“坑儒”大案爆发后，直言劝谏，难道扶苏当真是为了阻止秦王政不要诛杀那一帮招摇撞骗的“方士”？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秦王政之所以要杀“方士”，是因为“方士”已经成为秦王政和贵族们博弈的工具，杀“方士”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诛杀“方士”背后的贵族而已。
　　　　历史上没有记载秦王政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诛杀了多少功臣和贵族，但从几年后大秦的轰然倾覆中不难看出，整个大秦的贵族阶层尤其宗室、楚系和本土老秦贵族基本上看不到了，除了被历史所记载的宗室王子公主、关东系的冯氏和蒙氏被诛杀外，其他人呢？在大秦倒塌的那一刻，难道整个大秦朝堂上可堪重用的只有章邯一个大臣？宗室重臣呢？隗氏呢？熊氏呢？郿城孟西白、夏阳司马氏呢？他们当时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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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做出推测，大秦在统一之初，虽然秦王政已经压制了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打击了熊氏，但“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还是来势凶猛，危害了大秦的安危，危及到了统一大业，所以秦王政断然决策，放弃休养生息之策，发动南征。
　　　　南征并不顺利，这其中肯定有贵族们的阻扰，于是北伐又开始了，最终中央财政崩溃，大秦不得不压榨普罗大众，竭泽而渔。
　　　　南征当真迫不及待吗？北伐当真一定要打吗？南征一定要开凿灵渠，让军队越过南岭开辟西南疆土吗？北伐一定要修筑直道，让军队出塞占据河南和云中吗？
　　　　大秦刚刚统一，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是与民休养，是恢复国力，这是基本常识，秦王政和中央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秦王政和中央对此一清二楚，既然南边的六国余孽和百越蛮夷并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长城为阻，入侵的匈奴人暂时还不会危及到咸阳的安全，那么秦王政和中央为什么还要急不可耐地发动南征和北伐，非要把中央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非要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向爆发的边缘？
　　　　唯一的解释不是秦王政要“穷兵黩武”，要实施“暴*”，而是当时国内“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功臣们控制军队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形成对抗，割据称霸正在形成，分裂和战乱正在来临。
　　　　于是秦王政发动南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把功臣所控制的军队和地方势力推进陷阱。功臣们本以为借助南征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最终迫使秦王政和中央分封诸侯，哪料到南征消耗了他们的军队，吞噬了他们的地方实力。北伐也是一样，北伐虽然胜利了，但军队的消耗同样惊人，同时他们还要镇戍辽阔的边疆，而更重要的是，北疆军队严重缺乏粮食。秦王政和中央控制了直道，也就等于卡住了北疆军的咽喉。
　　　　秦王政利用南征和北伐狠狠的打击了功臣和地方势力，扩大了中央的权威，接下来当分封之议再起的时候，秦王政毫不犹豫地借助“焚书”、“坑儒”两大重案大肆屠戮功臣，彻底摧毁了功臣们对分封的攫取**。
　　　　正因为这两大案件的爆发，正因为秦王政和功臣们、中央和地方激烈厮杀，导致大秦再一次耽误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
　　　　然后秦王政死了，所有的矛盾都彻底爆发，大秦轰然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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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原以为自己所拟定的拯救帝国的策略都是正确的，一度还在为自己改变了历史而沾沾自喜甚至洋洋得意，现在他发现自己大错而特错。
　　　　扶苏做储君也罢，自己控制北疆军也罢，改变帝国国策将其偏离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也罢，这一切都不足以拯救帝国。
　　　　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不是源自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是源自帝国内部“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贵族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分封”，试图在统一后的帝国中攫取到最大程度的利益，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分配比例，结果他们的过度贪婪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历史上，帝国的倾覆证明了这一点，后战国时代项羽和十七位诸侯王的覆灭也证明了这一点。
　　　　秦王政为什么在帝国坚决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原因也在如此。
　　　　宝鼎因为错误地解读了这段历史，在来到这个时代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于是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尤其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宗室和本土老秦人重新崛起，导致大秦贵族势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程度，由此导致大秦尚未统一中土，“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已经严重危及到了统一大业，大秦的分裂和战乱伴随着汹涌的分封“大潮”正咆哮而来。
　　　　秦王政没有退路了，他已经被“分封”的洪流逼到了悬崖边上，他只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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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感觉自己的心很痛很痛，那种极度绝望的情绪和懊悔的心理几乎让他崩溃。
　　　　他极力劝谏了，而秦王政也坦诚相告，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秦王政不是不想实施休养生息的战略，而是他无能为力，他没办法去实施这一战略。虽然他一直在努力阻止“分封”的洪流，阻止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但宝鼎在“法治”的堤坝上掘开了一道口子，如今这道口子在“分封”洪流的冲击下越来越大，“法治”的堤坝已经摇摇欲坠，而他的力量十分有限，已经无力去堵住“缺口”了。
　　　　在秦王政的眼里，分裂和战乱将给普罗大众带来灭顶之灾，相比起来，压榨普罗大众，就算是敲骨吸髓，普罗大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这一点宝鼎不得不承认。
　　　　后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血腥的时代之一，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中土的普罗大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其后的刘氏大汉帝国虽然一度有“文景之治”和“昭宣中兴”，但其人口最鼎盛时期也不过与大秦帝国初期的人口相差无几。
　　　　秦王政以“冷遇”迎接宝鼎的回归，宝鼎不是没有想法，但现在他承认秦王政对他的惩罚是正确的，他“罪有应得”，他没有为大秦建下显赫功业，想反，他把大秦推向了分裂和战乱的深渊。
　　　　宝鼎在离开咸阳宫之前，曾想举起手中的镇秦王剑，向秦王政发誓，他始终忠诚于大秦，忠诚于老嬴家，忠诚于大秦的王，他愿意追随秦王政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央集权，以维护大秦的统一和中土的和平，但看到秦王政眼里的愤怒和坚毅，他还是放弃了。这种做法太幼稚，不要说秦王政不相信他的誓言，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正如秦王政所说，“当事实摧毁理想的时候，你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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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坐在轺车里，把自己隐藏在黑暗中，浑浑噩噩，不知道路在何方。
　　　　这世上没有圣人，真的没有。既得利益者永远不可能成为圣人，因为既得利益者追求的是更大的利益，而圣人只会从一无所有者中产生，因为只有一无所有者才会梦想把所获得的利益惠及普罗大众，但当这样的圣人拥有了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时，圣人也就不再是圣人，圣人不知不觉中就被利益所吞噬，圣人也就变成了吸血的魔鬼。
　　　　自己曾是一无所有者中的一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从骨髓到思想都是无产阶级，所以，自己拥有梦想，自己梦想着把所得利益惠及普罗大众。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现实无情地摧毁了自己的梦想。自己不是圣人，而是既得利益者；秦王政也不是圣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自己不再是自己，秦王政也不再是秦王政。
　　　　自己是豪门贵族阶级的一员，不论自己是否拥有圣人的梦想，自己都不是圣人，而是豪门贵族。
　　　　秦王政是统治阶级的领袖，他的理想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如今统治阶级中的豪门贵族妄图本集团利益最大化，这严重危及到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矛盾不可调和，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你死我活。
　　　　豪门贵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肯定要推翻秦王政，颠覆中央，而秦王政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肯定要从**上彻底消灭豪门贵族。
　　　　我该怎么办？我的路在哪？我如何拯救我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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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9章　决策者的变数
　　　　第409章决策者的变数
　　　　秦王政在中枢议事上拿出了自己的决策。
　　　　秋收结束，大军渡淮作战，攻克寿春，夺取淮南，饮马大江。如果战局许可，大军马不停蹄，继续渡江作战，杀进江东，彻底吞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
　　　　这一决策得到了中枢大臣们的一致赞同，而这一决策的出台，也表明秦王政迫于形势，不得不否定了武烈侯所主张的“稳定”战略，放弃了以暂停统一战争为代价进行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设想，转而全力支持“发展”战略，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
　　　　接着秦王政宣布，假如渡江作战困难太大，大军短期内无法越过大江天险，那么在大军进行渡江准备的同时，东南主力大军迅速越过南岭，远征西南，开辟西南战场，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另外，咸阳开始直道修筑，集关中、河东、北地、上郡、太原等京畿和西北郡县的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子午岭和白于山段的直道修筑，以加强北疆防御实力，同时也加强中央对北疆的控制。
　　　　这一决策当即遭到了很多中枢大臣的质疑。
　　　　秦王政竟然在这一轮政治博弈中选择了“中庸”之道，既想缓和与功臣们之间的矛盾，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又想得到武烈侯和北疆武力的支持，决定在渡江作战之前开始直道修筑和远征西南，这完全出乎中枢大臣们的预料。
　　　　这一决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矛盾转移，本来朝堂上最激烈的矛盾是秦王政和功臣之间的矛盾，现在秦王政通过这一决策，迅速把矛盾转化为武烈侯和功臣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