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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和平崛起-第5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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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中国除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收入，更大的收益是获得了稳定的市场和原料来源，澳洲的铁矿、中东的石油、南美的铜矿、东南亚的橡胶、南非的铀矿还有各种优势资源都成为中国控制的供给。亚非拉的广大市场对中国商品完全不设防，欧洲和北美都要依赖中国投资来复苏战后经济，贸易壁垒压根就不敢提，中国经济第一个完成了战时经济向平时的转换，国防军的东征西讨更是让很多地方都习惯了消费中国物资，战后这些国家贫乏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应对战争中培养的高消费，只好通过引进中国产品。
战后的国民经济迅速转型复苏，六大商业家族和国内众多商会都以开放的心态进行竞争和协调，加上战后重建和国际贸易的升温，战后十年成了中国经济的又一个黄金十年。在各大家族的协调下，任何一个家族都只能在一个领域里占用相对的垄断地位，跨行业的巨型托拉斯始终无法在中国形成，如果说有这种托拉斯帝国的话也就只有皇家横跨了四个行业领域，但是皇家所入主的医药、电信、科技等行业里都不乏六大家族的竞争企业，都没有形成绝对的垄断地位，而金融市场更是群雄逐鹿，皇家银行仅仅是从事一般性的商业银行业务并且兼有一个保险公司和投行而已，如果硬要说皇家银行有什么技压群雄的地方，那就要说皇家投行的天使投资特别的精准，不断的发掘新的增长点，在新兴产业里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虽然这些企业最后多数都进入了资本市场去流通，但是皇家的股份往往都留存在企业里相当的部分，成为皇家资产的另一种基础盘。
大中华文化圈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文词汇，除了中华共同体的二十一个属国和中华民主帝国本身之外，战前战后深受中华文明熏陶的两河流域，东非红海沿岸和南美的智利阿根廷等国都逐渐的向中华文明靠拢，成为中华共同体的盟友。这些敬仰中华文明的国家和中华共同体的属国构成了中华外围阶层，而国内的各个阶层也有了很大变化。
原来的士农工商体系变得多元化，除了部分特色农业和闲散农户，农业经济逐步实现了产业化，土地流转到了大大小小的农场经营阶层手里，发挥出集约化经营的优势，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在太初三十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了不足15％。城市里的工人职员和服务产业的人员队伍相当庞大，而且在严苛的职工保护法律以及广泛建立的皇家工会帮助下，工人阶层的收入也得以与经济发展同步。
因为特殊的政治体制，公务员队伍在中国成为原来的吏员阶层的演进，职权被大大的压缩，加之相对很多高利润行业不算显眼的薪酬和严苛的管理法度，公务员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行业，以至于公务员考试仅仅是一个执业资格考试，并不能决定是否能成为公务员，公务员岗位如同企业一样需要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才能解决，而每年从公务员队伍里离开的人员也一样众多。
中国的科学文化界也在长期领先国际水平的实际情况下，形成了心胸开阔，兼容并蓄，如同盛唐一般开放的胸怀和良好的科技文化氛围，吸引了众多的国际科学文化人士纷纷到中国来交流学习和入籍归化。中国的各种科技文化奖项和课题都成为了这些学术界的最高标杆，加上皇家和各大家族的大力赞助和投资科技文化产业，中国在这个世纪里再次站上了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世界巅峰。
虽然中国的政治家族（徐、熊、张、黄、蔡、陈、邹、李）、商业家族（孟、苗、朱、陆、乐、荣）、军事家族（段、杜、大吴、小吴、肖、蓝、张、魏）控制了中**政商界的顶级位置，但是这些家族对于二代三代的培养都非常重视，像是开头的张大少那样的二货在衙内群里还真是朵奇葩。而平民百姓的出头途径也并未被关闭，虽然不能与这些世家对抗，但是政党政治决定权在百姓手里，所以帝国总理、各部部长和总参谋长都是由非顶级家族的人来担任，为了避嫌，甚至连各大家族的亲眷都不能从事这些岗位，至于各个大家族打压贤良、横行无忌那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第五百八十八节 战后掠影阶层续（）
和印度诸国的种姓制度、美国日本的财团代理人、德国的党内接班都不同，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体制更像是一个多元制衡的体系。虽然有二十多个封为国公的顶级家族，但是这些家族的二代三代都基本上不会进入政界军届去打拼，他们各自有自己感兴趣的事业，有不少人成为了医生、学者、艺术家甚至是美食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去打出一片天地，当然比起没有家族背景的一般人，或许很多灰色的规则对于他们都是免疫的，比如有电影发行公司的投资商试图砸钱邀请邹容的孙女，一名已经小有名气的女演员陪酒，第二天他就被几大投资集团给抄了底，还爆出违规逃税的猛料，最后落得家破人亡，锒铛入狱的下场，知情的文艺圈里的大佬们都暗暗佩服这位还真是无知者无畏，花样作死的难度系数爆表啊。
这些国公们的家族往往都避免在老爷子们的领域内继续发展，六大商业家族的二代掌门都不直接参与经营，三代的子女更是没有一个从事商业运营的。同样军届的八位大佬家里的子女多有参军的经历，但是都在校官阶级就选择了退役，开公司、搞实业、写著作、出唱片、甚至还出了一位中国首位年度世界高尔夫球职业选手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政界的三老四少的后人虽然有进入吴办的几位，但是后来都没有进入核心的政要位置，反而四十刚过就退居幕后，成为一些大企业集团政策顾问或者是国家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同样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那些精英们在二战结束后逐渐淡出，也墨守成规的将自己家族的后代们刻意避开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甚至连自己亲朋好友所掌控的领域都尽量不去触碰。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家族都甘心没落，相反他们都通过培养门生故旧和选择代理人的方式继续维护自己在各自领域影响力，只不过对于社会上的平头百姓而言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世袭痕迹。
在这种风气之下，凡是有点权位和建树的父母一般都不太支持自己的子女从事相同的行业，就算是确实无法避免，也都会十分小心的避嫌，连子女也都注意尽量不让人产生靠父母余荫上位的印象，否则免不了会被人看作没有真本事，全靠啃父母的败家子。平民子弟虽然有出头机会，但是因为见识和思维上的差距，世家子弟的成长总要占有很大的优势。在皇家和顶级世家对不肖子孙进行了几次惩戒甚至是清理门户之后，世家子弟绝大多数都能模范的遵守普世原则，在为人处世上也多大气而磊落，其他的家族虽然没有成为顶级世家的可能，但是也都纷纷效仿皇家和顶级世家的做法，对子弟的要求也非常严苛，所以基本上大家子弟都是各个行业里的佼佼者，更是道德上的楷模。平民子弟也都有公平的竞争机会，怨天尤人的氛围根本就没法形成。
由于行政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各种公权力都受到了国会、公平中心和民意的制约，还有皇家作为裁判存在，所以滥用公权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这样一来，公务员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职业，而且还是一种不算太高端的职业，因为上升渠道狭窄，待遇偏低而纪律苛刻，很多公务员都是做个五年十年就会借助工作经验转行去做别的职业，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日趋淡薄。公务雇员更是实习生的天下，多数雇员都在25岁上下就会寻找其他工作，除了部分专业性非常强的雇员会因为高待遇留在这个队伍里之外，几乎没有多少公务雇员会以此为终身职业。
新华党虽然赢得了帝国开国后的六次大选，但是在太初三十年的时候，在吴宸轩的刻意纵容下，偏左派的李维常与右翼保守派的黄鑫培两人分别另立新党，从新华党里拉出了一帮人马，让太初三十年的大选变得精彩纷呈，最终还是老牌的新华党当选执政，而新华党的新党首居然是之前一直和新华党、吴宸轩闹得不可开交的洪世祖。洪世祖接过了章太炎章疯子的反对派大旗之后，一直在上海鼓吹反帝制反独裁，实现民主共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大同思想。但是在中华民主帝国建立后的三十年里，农村的土地流转，国家的迅速城市化还有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让中国千百年来的农村自然经济如冰雪遇骄阳一般溶解，再提耕者有其田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洪世祖在走遍了湘鄂赣数十个农业县，然后在鲁豫晋陕等地考察之后，反思了一年有余进京，应邀成为山东大学的政治学院副教授。
此后他多次与周仲辅、邓先贤、李维常、黄鑫培、吴经熊等人交流，还被吴宸轩召见了七次，在太初二十九年，洪世祖应吴宸轩的邀请加入了新华党，并且在李维常、黄鑫培分别脱党后担任了新华党党首，他那超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手腕让他在临危受命的情况下迅速稳定了新华党四分五裂的危局，并且提出了“一切为了民富国强、一切为了着眼未来”的两个一切政治主张，将左右两党的竞选主张巧妙的引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境，并最终获得第七次组阁的机会。
洪世祖在深思熟虑之后，没有按照周仲辅的邀请担任新政府的总理职务，而是担任了新政府的农林部部长，邓先贤则被推举为政务院总理，接替了周仲辅六任总理的岗位，成为第二位帝国总理。
由于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人口也得到了迅速增长，从战争刚结束的7。1亿人口迅速增长到了太初三十五年的7。7亿人口，虽然汉族依然占据92％的绝对优势，但是大批归化的各国难民，通过技术移民和资金移民的欧美日各国精英，还有北方和澳洲新领土上的原住居民也都纷纷通过《归化法案》获得了中国国籍，中国的民族构成也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种族和宗教，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
在战争进行到收官阶段，在中国的强力扶植下，欧美的犹太难民以及美国加拿大的犹太组织纷纷移民到顿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在中德之间成立了一个新以色列国。中国及中华共同体在第一时间承认了这个犹太国家。白俄复国之后也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追索，转而承认新以色列国。因为有求于中国出兵帮助德国解决红俄和英伦三岛的对手，德国被迫捏着鼻子承认了新以色列，但是在战后德国迅速扶植了乌克兰共和国和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并且加强了罗马尼亚的军事实力，在西面对新成立的新以色列国进行军事威胁。同时挑动阿拉伯世界对新以色列的不安与憎恨，但是新以色列国在中国的安排下，与阿拉伯国家展开了双边会谈，在保证不谋求对耶路撒冷的主权的前提下，阿拉伯国家同盟（阿盟）同意承认新以色列，并开启双方正常贸易与人员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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