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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大毛相处的时间不能算长，我们在一个奇冷的冬天相遇，春天开学的时　候大毛迟到了一个多月，夏季他参加了高考，夏末他就走了。大毛是坐火车走的。　有一大群同学去送他。我掺杂其中。奇怪的是黄凯旋也掺杂其中，他和大毛什么　时候好了呢？
　　我还发现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青年，穿的是武钢的工装，与大毛粗鲁地亲热着，　揪他的耳朵撸他的头发。
　　真正是班上的同学倒没有几个，大家也都比较斯文。
　　柳思思肯定是来了的。她大胆而敏捷地攀上火车的车厢，飞快地替大毛掸着　卧铺上的灰尘。在火车开动的时候，柳思思挥动着手帕，大声叫道：写信来啊！
　　我混在大伙中间，看见火车无形地移动了，我才感到了一种失落的恐慌。我　想，就是这么一个粗黑的大毛毛虫吗？它真的开动了吗？大毛这个人就这么经过　了我的身边，一去千里再难回返吗？
　　五
　　武汉的气候可是让我吃了大苦了。这十几年来，冬天的冷虽然没有冷过那个　下油凌的日子，但是也实在是冷得太不像话了。房间里面没有暖气，房屋的墙壁　都是那么轻保每一个冬季，在西伯利亚强劲的寒潮面前，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变得　像儿童的玩具那么轻飘可笑。我们需要很多的御寒服装。尤其是在结婚生子之后，　我惊恐地发现我们狭小的家在迅速地肿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薄到厚的毛衣若　干件。毛裤，棉毛裤，棉裤，棉袄，羽绒袄，各类背心若干件。棉大衣，呢子大　衣，驼毛大衣以及后来的羽绒大衣若干件。每张床呢，下面的垫絮从三斤重的到　八斤重的若干床，上面盖的被子从最薄的毛巾被到三斤至八斤的棉被若干床。进　入九十年代，又增加了几件皮服，云丝被，水鸟被，电热毯等等御寒物品。在十　二月到三月初的日子里，我们一家老小在家里都穿得像太空人那么厚重严实，直　着胳膊走来走去。需要出门的时候，大家才精简一下，利索地出门。武汉的户外　比户内要暖和得多，樟树的树叶永远是油绿的。也许就是这种假象欺骗了人们，　所以没有任何决策性的人物作出在武汉安装暖气设备的决策。
　　我们家的所有衣柜和抽屉里都塞满了衣物。在春天的梅雨季节里，所有的衣　物都会发霉，然后就得在夏季白亮的阳光下，翻晒洗烫所有的衣物。这是一项浩　大而艰巨又琐碎的工程。我每年都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紧身背心，高高束起头发，　以便更加麻利地进行工作。把全部的衣物晒透了，拍打干净了，晾凉了，分类整　理好了，事情还没有结束，还要在每个抽屉里写上标签。这是我摸索出来的经验。　如果不写上标签的话，下一个冬天骤冷的时候，你就会急得乱翻一气。因为在这　个冬天之后，我们将要使用其他三个季节的衣物，从春秋的春秋装到炎夏最单薄　的丝绸衣裙，汗衫短裤和背心，还有竹床，凉席，凉水壶，电扇和扇子等等。现　在，我使用电脑。我用电脑图表记录四季衣物的安放位置。我相信这是任何电脑　软件专家都想象不到的一个非常实用的用途。我感谢电脑，它免除了我年复一年　制作标签的索然寡味的体力劳动。
　　通过好几天的辛勤劳动，一切都好了，在下一个冬季里，家人随时都可以穿　上干净的散发着太阳香气的冬装。好了！我要休息一天了。我扶着酸痛的腰眼，　靠在阳台上远望长空，飞鸟在长空翱翔，它们带着我的眼睛优美地在云彩里滑动，　什么都不要去想，真好！下午就可以静静地看书了。这样的时候看书，往往一看　就看到心里去了。书也真好！或者，我也会去长江边，慢慢地散步，在江边的沙　滩上坐着，听着江鸥跟在轮船后面馋嘴的尖叫，看着那光屁股的小男孩在沙滩上　瞒跚学步。江水那微腥的气息沁人肺腑，滚滚的波涛可以拍打到你疲惫的灵魂深　处。长江也真好！是不是只有这样，只有从最实在最与生存直接相连的最摆脱不　了的辛勤劳动中直起腰来，一切的感觉才会加倍地好呢？
　　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节，我们家当时住在没有电梯的九层楼。那天我们的父　母要来我们家吃团年饭。可是我们的水管子冻成了冰凌，家里没有自来水了。我　只好把所有的菜都搬到楼顶上去洗，爬上水箱，把水箱表面的冰层砸碎，用塑料　桶一桶一桶地打水，就像从井里打水那样。我的手背上布满了冻疮。在冰水里浸　泡着，冻疮成了一颗颗的紫葡萄。
　　水箱里只有半箱水，我使劲弯腰去打水，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人就栽进去了。　在我栽进水箱的一刹那，我甚至希望我已经就死掉了。那天我有一点经受不住生　活的重负了，是情绪比较糟糕的一天。我在顶楼的寒风中洗菜的时候就满腹怨恨，　我想这他妈的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喊了救命。我丈夫来了。他在水箱的冰水里发现了我，吓　得脸都变了颜色。他赶紧设法把我拉了上来。我患了严重的感冒，在高烧中度过　了整个春节。
　　春天来了。柳梢绿得非常娇艳，桃李也开得如火如茶。武汉的花草树木最是　知春的，几乎四季都不断绿。但是人们并不喜欢春天的忽冷忽热和漫天漫地的潮　湿。接着是梅子雨，是大雷雨。大雷雨大得惊天动地。雨粒大得如巴掌，而且是　那么地密集，狂暴地啪啪抽打这个世界。谁家的窗户被掀开了，玻璃惊恐万状地　哗啦啦地破碎着。不知是哪一棵大树被折断了，那痛苦的断裂声透过了雨的喧哗，　使人不忍卒听。突然，电停了。目及之处黑压压一大片，那是高压线被扯断了。　所有的人家都赶忙去关电视机和拔掉冰箱的插头。人们在蜡烛的微光下，看着雨　水从窗户的缝隙里涌流进来，就像瀑布挂在窗台上。为了保护家具和家具里面的　衣物，人们只好抱起毛巾被去蘸吸地板上的雨水。一昼夜的风雨过后，武汉市就　沉浸在一片汪洋之中。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仗着路熟，在水中慢慢地骑着，眼看水　要漫上屁股了，才自嘲地笑着下了车。有的年份，大雨一下就是几天几夜不肯停　歇，直到武汉市的所有空间与所有人的心思都被大雨夺走。接着，洪水就来了。
　　雷是比雨更可怕的东西。在武汉，春天的雷是怎么也躲不过的。无论你在房　间里还是在夜梦中，那强烈的闪电都会撕开你的眼睛。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冲到　孩子的房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而我们自己，除了用祈祷来迎接炸雷，没有　别的办法。这种炸雷时常唤醒我的动物意识，当它在我头顶爆炸的时候，我能明　确地感到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一头孱弱的动物，正匍匐在苍天之下。黄凯旋就是被　春天的炸雷击毙的。这是1993年的事情。黄凯旋已经脱离了单位，在开出租车，　是一个稍微秃顶，快乐诙谐，乐于助人的人了。大雷雨那天，他正在他红色的出　租车里，一个炸雷穿过汽车的外壳击中了他。当场人就被烧焦了。我去参加了黄　凯旋的追悼会。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见了我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搂得我透不过　气来，其实原来我与她也就是点头之交。
　　人和人在这天降的灾难面前自然就依靠在一起了。
　　我们几个朋友凑了三千块钱，放在了他儿子的口袋里。
　　后来大毛给了黄凯旋的妻子两万元钱，让她给黄凯旋在风景优美的九峰山买　一个墓位并安排厚葬。黄凯旋的妻子从邮局收到汇款就去办这事。我们几个朋友　在黄凯旋的骨灰下葬的那一天都去了九峰山。大家为大毛的慷慨所感动，但也为　大毛居然如此有钱而心里酸溜溜的。
　　武汉的夏天就更不用说了。副热带高压总是盘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导致武　汉成百上千的湖泊和长江汉江的水蒸气散发不出去。以至于我们经常要在摄氏40　度左右的气温里持续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整个城市都处在半昏迷的状态，　一到午后，几乎所有的工厂和机关都关了门。人们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缓慢地摇　动着蒲扇，不停地喝着菊花茶。家里的食物基本上是绿豆稀饭和西瓜，别的瓜果　都因水分不足而在武汉惨遭冷遇。孩子们不分昼夜地浸泡在游泳池里，东湖里，　月湖里，莲花湖里，长江里和汉水里。每年夏天都有溺水孩子的父母绝望的哀哭　回响在安静的凌晨。大街上不时有凄厉的急救车飞驰而过，老弱病残每天都在以　惊人的速度遭受淘汰，而新闻媒体习惯性地要在每天的早上向本市的居民报告这　个不幸的消息。另外还有一个必然要报告的消息是洪水的水位。每年武汉市都在　做着抗大洪的准备。有些居民的家里养着草龟，如果有特大洪水将至，草龟在前　两天就会顽强地往高处爬，家里人就该收拾金银细软，准备漂流了。我家也一直　养着龟，当然不是指望它预报洪水，而是因为我们通过长江洪讯每年的提醒，深　深感到了长江源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危机。我们家将尽力养活来到我们家的所　有生命，动物和植物。希望能够以此传达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爱意。
　　大毛在武汉度过了一个复习高考的夏季。为了抗拒炎热坚持复习，他剃了一　个光头，站在长江里，脖子上拴了一根尼龙绳，绳子的另一头则拴在废旧的趸船　上，书本则装在塑料袋子里。江边巨大的合欢树上面的合欢花在大毛的头顶上开　了又合，合了又开，落英飘在他的光头上。他对开着粉红色绒球状花朵的合欢树　说：我再也不会忘记你这漂亮的树，但是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六
　　大毛说离开就离开，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大　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　新社会的翻身农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　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　倍感沮丧。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　没有共同语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我们走着瞧！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　米饭粘上了。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　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　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我　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大毛也就不再给　我来信了。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　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柳思思是最积极的。我没　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　儿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　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　车里。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