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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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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除了部分景点被开发利用外，绝大部分几近荒废。北京市郊的一片山岭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顷刻间湮灭。事后，不过罚款２００元了事（人民网）。
盗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长拆长城也毕竟被罚了款，市长县长们毁古城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湖北襄樊将宋明时期的古城墙拆毁，浙江舟山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业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多次叹道，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９日）。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无形文化遗产的毁灭就更加触目惊心。然而，可能大多数读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无形文化遗产”这个名词。简单地说，它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就是那些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谢神会”，“跳大神儿”，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是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无形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重要的民族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东西，是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艺人急剧消失，民间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民间艺术日渐衰落。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打败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个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上去买廉价而粗俗的印花纺织品。中央美院原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说，上世纪的８０年代初他曾在陕北窑洞看到民间剪纸铺天盖地，光安塞一个县就有两万名妇女会剪纸。而２０年后他再去那里却看不见剪纸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墙上张贴的世界名模画像。而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安塞县的４０多位民间剪纸大师，现在大多业已故去，仅存的几位也年事已高不能剪了，有的还要为生计操劳。民间剪纸消失的速度，靳教授形象地称之为“一夜春风吹，遍地梨花落”。
据专家讲，现在每过一天，就有一种民间文化消失。其灭亡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却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万年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它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靳教授说，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近８０００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摘自《中国教育报》）。
“敝帚自珍”、“小题大做”的韩国
和中国的丰富文物比起来，韩国的文物古迹并不多。作为一个“海东小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国，所以古迹的规模和层次与中国相比，差距不少。
不过，韩国人对这点微薄的家底万分珍视。
汉城号称有五处故宫，分别是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宗庙和德寿宫。不过，这五大宫加在一起还不如半个北京故宫大。就连一贯喜欢自称处处天下第一的韩国人自己也戏称这不过相当中国故宫的一个化妆间。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韩国人却把它治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拿昌德宫来说，为了合理保护宫内的环境，不允许游客单独入宫游览。只有等游客到了一定的数量，才由导游统一带领进入，而且在入宫前严格要求各种注意事项，包括不许吃零食，吸烟，乱扔杂物等等。整个宫院内部，你看不到一张纸片，一处痰迹。每一片草坪，都经心设计，收拾得干净整洁，看上去赏心悦目。相比之下，中国故宫的管理则宽大得多了。记得有一年游览故宫，我亲眼看到一个游客用小刀刮太和殿宫门上的金龙，试图弄下点金粉，他徒劳地努力了十多分钟，这期间无人干涉。在中国的旅游景点，人们司空见惯的是遍地纸屑。北京八达岭、慕田峪长城由于游人过多，一些长城砖已经松动，城墙上到处可见“到此一游”的字迹，还有漫山的垃圾，商业的喧嚣以及汽车的尾气，也影响着长城的整体容貌。
紧贴汉城德寿宫墙原来是一条繁忙的马路，另一侧是政府机关和写字楼群。为了保护这小小的宫殿，汉城人拆了大楼，改了马路，把原地变成了一片绿地。行驶在汉城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城市的黄金地段傲然矗立着一座古老城门或一间古庙，高楼大厦对它退避三舍，马路也因此不得不大绕其道。在文化与商业面前，文化巍然独尊。
韩国人文物保护的热情让家大业大的中国人看来有时有点小题大做，有没见过世面之嫌。在韩国，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一座小庙，都可能是国家重要的“有形文化财产”，被郑重其事大兴土木地建馆保护。许多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按着导游图兴冲冲地赶到那些所谓的“重要文物遗址”，看到的往往不过是一座小亭子或者一块大石头，不免大失所望。然而韩国人却对此津津乐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梨花女子大学的一个教授偶然在江原道发现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山上还有“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图”等石刻文字遗迹。这个发现立刻轰动了韩国。经考证，这里是韩国古代一个理学家的隐居之处。当地乡民首先自发组织起来，对现存遗址进行了精心保护。数家大学和科研机构对该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政府也高度重视，投入巨资在保持地理原貌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开发。于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山谷现在成为今天韩国北部著名的风景名胜，叫作“谷云九曲”。
文化保护不等于文物保护
相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韩国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更出色。
到韩国去旅游，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许不是文物古迹，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展览。
在汉城，你会看到众多的民俗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韩国的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娱乐、婚丧、祭祀等各种民俗场景和实物。此外，还有地球村民俗博物馆、丝绸刺绣博物馆、韩国钱币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泡菜博物馆、瓮器民俗博物馆等等，凡是韩国人独有的东西，几乎都有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中，不仅有实物陈列，更吸引人的是那些实际的演示。比如，在景福宫，每天上午和下午，你会看到开关宫门的仪式，一切都按照古代仪范进行，从服装到器具，都相当考究，完全不同于我们国内搞的那些乱糟糟的仿古仪式。
韩国一年四季都举行着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民间代代相传的村俗，类似中国乡间的扭秧歌、赛龙舟之类。这些在中国社会早已萎缩甚至消失的民间节庆活动在韩国开展得热火朝天，规模很大，而且完全是自发组织的。
另一种是韩国建国后政府提倡的各种民俗节，民俗文化节，它是以有意识地保存、继承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提高对本乡本土的热爱为目的，各地都有，各有特色。在古代小说《春香传》传说的春香的家乡，人们建了“春香馆”，一年一度举行“春香祭”。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家乡温阳，有纪念李舜臣的“温阳文化节”。
此外，还有光山战祝祭，珍岛灵登祭，江陵端午祭，安东民俗祭，百济文化祭……
韩国人把这些文化传统称为“无形文化财产”，确立了国家级无形文化财产一百多种，地方级无形文化财产二百多种。民间文化大部分被囊括其中，并且通过文化节加以传承，演出，使它们不是成为博物馆中僵死的标本，而是构成韩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韩国人对此热情很高。这些表演有的是免费的，有的票价很贵，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特别是小学生排队买票。据说每天得限制人数，不然会拥挤不堪。
韩国人重视教育，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民族传统的教育。一位中国游客在韩国庆州一个地处僻远的私人陶窑博物馆看到，许多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从远处赶来，耐心认真地给孩子讲解馆里的韩国文物。那种谆谆之情，令人充分感受到韩国普通民众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觉关切，以及对于下一代进行文化启蒙的主动意识，这位中国游客回国后，大为感慨。其实这样的情形，在韩国随处可见。
然而，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能够见到吗？在中国，人们更熟悉的情景是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博物馆门可罗雀，里面的展品布满灰尘。政府偶尔组织一些民俗展览，票是白送，还得各单位动员，仍是应者寥寥。
比流失更可怕的是无知
迥异的现状背后，是国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两种不同心态。
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迅猛和人们的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对传统的无知和蔑视。在一些人眼里，一座数百年的深宅大院不过是一堆东倒西歪的破房子，一段明清古城墙不过是妨碍交通的土石堆，而古老社火、剪纸、皮影戏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存在他们眼中更不过是落后和“封建”的象征。
是的，“封建”和“落后”，是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的不断挫折，使国人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无稽的传说，中华民族那些光荣的早期历史都是些不可靠的附会。五四之后，从鲁迅到柏杨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持续努力，考证出中国文化具有“过滤性病毒”，就像母体内的爱滋病病毒一样，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染。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就是罪恶的传染源。柏杨则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掉进了酱缸。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生而不幸，那么一生的任务看来就是要最大可能地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摆脱掉这些“病毒”。
经过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中的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观念。从辛亥革命到１９４９年，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幻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幻想着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彻底告别过去，如同“凤凰涅 ”，浴火重生；幻想着砸烂一切旧传统之后的中国人，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砸烂祖宗遗物时，感到的不是心痛而是兴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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