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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姆·谢韦仑

内容简介：　　　　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即铁木真；蒙古开国君主。他坚毅勇敢；骁勇善战；长于谋略；统一蒙古各部；率子孙们南征北战；东征西伐；征服了当时所知世界的三分之二的领土；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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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一章　马　年

　　　　黄道吉日出发

　　　　自白马年马月的黑马日银马时这一刻，我和保罗及六个蒙古人一起出发了。照西方人的说法，我们的出发时间是1990年7月16日，蒙古中央时间下午2点到3点之间。出发的时间不是该科学、精确点吗？照道理说，我们在定好计划和出发之间，不应该保留宽裕的时间，选择与训练马匹，让我们跟这批牲口相互适应一下吗？我们有一些陌生的设备、新帐棚、特殊的古式马鞍，不应该实地测试一下吗？我们不应该早点上路，才能在严冬来临前结束旅程吗？

　　　　但是，我的蒙古朋友却不这么想。“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六个月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ulaan　baatar），我这么问我的朋友阿乌博德。他是一个记者，阿乌博德这个名字在蒙古文里是“真钢”的意思。“真钢”打开他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日记里并列有罗马日历和中国的阴历纪年。他飞快地翻着书页，伸出一根指头，好像很随意地点到一个日期。“就这天吧。”他宣布，“这是好日子——7月16日。”我实在不敢质疑他的择日方法，更希望他不要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任何一丝的疑虑。理论上，我们的行程是由阿乌博德负责安排的。日期定了，总算能让我安心点。“这就搞定了。”透过翻译，我小心翼翼地说，避免造成任何误解。“既然出发的时间订在7月16日，那么，我会在出发前回到蒙古来，确认最后的准备工作是否就绪。”翻译把我的话译完之后，我发现我好像说错了什么，因为阿乌博德的屁股在椅上不安地挪了挪。“这个嘛……”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么说好了，我们可能会在7月16号出发。”他注意到我逐渐阴沉的表情。“你知道吗？我们蒙古人相信，骑马出远门，说准日期不大吉利。真的，订得一清二楚，会倒霉的。”我这才明白，这次远征跟我以前的旅行经历，一定迥然不同。

　　　　我曾经骑摩托车追寻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足迹；乘着复制的中古皮舟横越北大西洋，以便弄清楚爱尔兰修士圣布伦丹（st。　　　brendan）之流，是怎么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千年前横越北大西洋的。我也曾经仿造了一艘8世纪的阿拉伯商船，从马斯喀特（muscat）航行到中国，目的是确认传说中的“辛巴达奇航记”到底有几分真实『性』。此外，还带头建造一艘青铜器时代的二十桨平底帆船（galley），沿着爱琴海驶到黑海，追寻杰森和阿尔戈船英雄（jason　and　the　argonauts）与尤利西斯（ulyssess）的漂泊航线。我最近一次的骑马旅行经历与计划中的蒙古探险有些关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两年前，我根据第一次十字军的前进路线，踩着中古时代军人、平民、『妇』孺的足迹，从比利时的城堡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holy　sepulcher），旅程全都在马背上度过，路程长达两千五百英里。然而我事前一手策划这整趟十字军旅程，缜密设想过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精准地控制手上的一分一毫。我算好每天前进的距离，搜集相关的气象信息；哪里可以休息、哪里可以补给，我一清二楚；还尽可能地试跑一下前段的道路、勘查起伏崎岖的地形。我不曾翻过中国的农历，不知道哪一天是黄道吉日。出发时间得靠这个？我想也没有想过。

　　　　但是，我没跟阿乌博德抱怨半句。如果蒙古人出远门真有这规矩，就照着规矩做吧。我只是怀疑阿乌博德与他的蒙古朋友：他们真的知道长途旅行的复杂『性』吗？过去两个月，他们屡屡接受蒙古报纸和电视媒体的访问，意气风发地宣布，要以他们的壮举，为祖先的成就生『色』。蒙古人的祖先曾经建立当时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陆地交通系统，在铁路发明之前，无可比拟。单单这点成就，就足以大肆纪念了。中古世纪，蒙古骑兵骑着结实强韧的蒙古马，传递十万火急的文书、护送络绎不绝的外国使臣，奔驰在跨越已知世界三分之二的路径上。全身皮革护具的蒙古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越过漫长的距离，蹄迹所至之处，从多瑙河畔，一直延伸到黄海海滨。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批马上高手竟然征服了沿途所有土地，缔造了横跨欧亚、空前广阔的陆上帝国。阿乌博德和他们的朋友在蒙古公开宣称，他们要效法祖先，从蒙古直奔法国，这是让人拭目以待的壮伟计划，困难的程度与从香港骑马到伦敦差不多，而他们竟然请我协助。

　　　　这是无法拒绝的邀请，我渴望已久的梦想，终于实现。二十五年前，我在牛津大学撰写毕业论文，题目就是研究十三四世纪蒙古帝国统治期间，欧洲人第一次深入中亚心脏的历程。他们是坚忍卓绝的勇士——多半是随处化缘的修道士——凭借着马可波罗与哥伦布般的勇气，深入不『毛』之地，面对未知的危险与艰难，只是他们的探险故事已湮没不彰了。在蒙古铁骑的护送下，这批被视为使臣、传教士，甚至间谍的无畏先驱，进到了蒙古帝王在大草原上的黄金顶帐。其中一个人写道：“如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闭锁的世界

　　　　他们描述所目击的社会太古怪了，令欧洲人难以置信：比如，一位烂醉如泥的王公竟在可容两千朝臣的硕大帐篷中，召集野蛮人饮酒狂欢；剽悍的游牧民族茹『毛』饮血，而基督教教士则为捍卫宗教正统，挺身与巫医激烈争辩。蒙古马队装备之精、训练之严，就连西方最严苛的军事将领也难以想像。让人望之生畏的骑兵，身着浇过油的皮衣，使用无人能辨的古怪语言，来去如风，所向披靡。造访过蒙古帝国的欧洲人，一旦返乡，总是迫不及待地警告自己的同胞：这是一股威胁文明的恐怖力量，欧洲应该停止内斗、争执，早日统合，否则难免遭到蒙古铁骑的蹂躏。

　　　　我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论文的时候，绝无可能亲自造访蒙古这片土地，但我始终在想：现代的蒙古，究竟还保有几分欧洲古人笔下的生活面貌？当时的蒙古是一片禁地。世上第二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mongolian　people　republic）夹在苏联与中国之间，形只影单。近半个世纪里，尽管蒙古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与渊远流长的历史成就，但她始终拒探访者于门外。蒙古的统治者刻意保持闭关自守的态势，不许外人进入。就只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旅行者或取得签证的官方代表，才有机会一窥堂奥；如果寄望正常的申请渠道，那就只好迎向严格、繁琐的审查关口，过关斩将了。好不容易熬过层层考验的西方旅客抵达蒙古后，行程还是严重受限，就只能在这个国家惟一的城市乌兰巴托附近看看。乌兰巴托在1924年11月6日成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市内充斥着各种不协调的现代化建筑，杂『乱』斑驳。它被称为“红『色』英雄城”。

　　　　在这国家旅行，只能以“寸步难行”来形容。就连蒙古本国人在离开居住地之前，都需要申请路票，进出城的路口要冲，都有警察驻守盘查。还有一件伤脑筋的事：这个国家只有两条柏油路。当时，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支线还没开通，得再等十二年，1949年，铁路才通到“红『色』英雄城”。除了铁路之外，另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选择是飞机。先从莫斯科飞七个小时到西伯利亚的中继站——接近贝加尔湖（lake　baikal）的伊尔库茨克（irkutsk），再转机，降落在乌兰巴托简陋的机场跑道上。走陆路比较简便的路线是，从北京穿越内蒙古的戈壁沙漠，抵达与河内差不多经度的乌兰巴托，但是这条陆路通道经常关闭。尽管蒙古在联合国中有席次，但在战略上，被苏联视为与中国间的缓冲。两国关系一旦变坏，边界就会封锁。事实上，两国的边界大部分时间都是虽设而常关。

　　　　中苏两强的关系渐趋和缓。1952年，师法斯大林的乔巴山（choybalsan）在掌权十三年后逝世，接位的泽登巴尔（tsedenbal）尽管维持威权统治，蒙古却逐渐开放，允许西方访客进入这个神秘的国度。然而，根深蒂固的习惯却不是轻易能铲除的。三十年后，官方的控制依旧严密守旧。旅客一定要参加旅行团，不准单独行动，由特定的导游带队，走固定的路线。极少数的例外是外国的阔绰猎人，他们预先付出一大笔的强势外币，就可以被引领入山，在动物资源富饶的蒙古猎杀珍奇的动物——鹿、麋、亚洲熊，还有世上最大的野生羊——马可波罗羊（marco　polo　sheep，它的特征是一对螺旋长角）。至于私人的自由漫游，则不在鼓励之列。

　　　　禁忌的名字

　　　　1987年，机会之窗终于开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一个大型的跨国研究计划，对象是联结东西方世界的丝路古道，实际的步骤是赞助一支横越欧亚大陆的探险队。丝路的北端将会穿越蒙古。所以，我草拟了一个计划，追随中国古代道士长春真人的足迹——1221年他接受邀请，从北京附近的老家，横越大漠，晋见声名如雷贯耳的成吉思汗。长春真人步行、骑马、乘车，穿越蒙古，直抵撒马尔罕（samarkand）与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我把我的计划送到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公室，得到他们批准之后，再把计划寄到乌兰巴托与北京，分别向两国『政府』申请相关协助……当然，这批资料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几个月后，出现了意外的转折，一个预定从伦敦出发，访问西伯利亚、蒙古、华北的小型文化参观团，邀请我做客座讲师。原先聘请的讲师因病不做参加，在最后一分钟，他们看中了我在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背景，同意让我替补。最棒的是：我不需要单独向蒙古申请签证，因为团体签证中，就有我的名字。于是，我赶快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报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即将抵达乌兰巴托，想亲自跟主管官员讨论我的旅行计划。当然，我寄去的信，依旧是石沉大海。1989年11月11日，旅行团抵达乌兰巴托机场，接待我们的是蒙古国家旅行社，我向指派给我们的年轻翻译小姐自我介绍，心里没抱半点指望，姑且一试，问她有没有给我的口信。“有的。”她说，“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