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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白凤虽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同在一地的时间却不多，何况同在一地也还不是经常见面。最初几年，我只知道他是个新诗人，此外，对他的家世、生活，一无所知。
　　一九四八年，我们同在上海，我到他家里去过，在他的小楼上谈了半日，才知道他爱写字、作画、刻图章。当时有些意外，不了解一个作新诗的青年，怎么会走到书画篆刻的路上去。他还告诉我，战争期间，在桂林的时候，他还依赖治印解决了一部分生活问题。
　　他的篆刻，曾得到柳亚子先生的赏誉，为之题诗，最近又为他撰作鬻印小启。郭沫若先生也欣然为他的印谱题签。我联想起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卖印的情况，因而体会到白凤之走这条路，不是他爱做斗方名士，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何况后来又知道书画篆刻，原是他继承的家学，这就更不足为奇了。
　　解放后，白凤离去上海，几年没有消息。到一九五五年，才得到他的信，说是在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苏联文学。这又使我有些惊讶。苏联文学不是白凤的专攻，也没有听说他学过俄文，怎么居然去担任这个讲席呢？我当时便复信给他，劝他换一个工作，最好是教现代文学或古典文学。可是他回信说：师范学院是因为独缺苏联文学教师而请他去任教的。这样，我又心中纳闷，觉得无可奈何，联想起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社会局当一名小职员，情况正是如此。
　　哪里知道，就是这五斗米，白凤也无福消受。一九五七年，他也和我一样，得了无妄之灾。他的遭际比我更惨，竟失业闲居了。从此，我们又有五六年不相闻问。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可以在家休养，才又有信来叙述这段时期的艰辛生活。他还告诉我：今后岁月只有依仗贤妻的供应和女儿的帮助了。
　　当时，我也抛弃了文学，转移兴趣于金石文字。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从前鲁迅放下了古碑，走出老虎尾巴来参加革命；我也原想参加革命，或说为革命服务，结果却只落得躲在小阁楼中抄古碑。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往古碑里钻吧。同时，白凤也索性钻进了书画篆刻，有时还哼几句旧诗解闷。此后，我们逐渐地恢复了联系，经常有书信来往。我托他在开封收罗金石拓本，他托我在上海买书、借书。我们相濡以沫，彼此都有些影响。他经常把作品寄给我。篆刻，画幅，书法，各方面都有，而且都是愈来愈好，可以看出他的进步历程。我尤其佩服他的书法，由于他也热中于金文，一方面开始了古史的研究，一方面他的书法从小篆进入到大篆。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们的“雅兴”，我和白凤又隔阂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自以为在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而事实上却是被革命。待到动乱的空气慢慢地安定下来，我们又恢复了联系。我发现白凤的金文研究和大篆书法已突飞猛进。一九七二年以后，他不时寄给我一些考释彝铭的文章，有关于文字学的，有关于古史的。
　　他钻得深了，我没有能力提供意见。我建议他向郭沫若和唐兰两位专家请教。唐兰先生很热心给他帮助。至于他的书法，我认为，国内写大篆的，今天恐怕还未见有人能超过他。
　　一九七六年，国内政治出现了除旧布新的大好形势。白凤的生活有了昭苏之望，他的情绪登时积极乐观起来，对自己的书法篆刻和金文研究，定出了宏大的规划，全力以赴。岂知在连续二年的勤业力学之中，失去了生活的平衡，终于以生命和壮志为改正的代价。
　　对于白凤的死，及其坎坷的一生，我是非常感慨的。二十年来，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刚毅不挠的志节，正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在罡风淫雨之中，仍然能孤特独立，有以自振。我以为，这正是我们国家的一股元气。
　　最近，白凤的书法篆刻，已经在开封、郑州、北京等处展出，获得高度的评价。他的一些遗著，也可以有机会印行。这都是朋友们对白凤最好的纪念办法。像我和白凤的交情，白凤去世之后，我早就该写文章纪念他了。但是，二十年间，去世的老朋友不少，我都只有感慨，而没有话说。现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因而借此机会，叙述我和白凤的多年交往，以及我所了解的他的一生，用此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近二十年来的景况，以白凤为例子。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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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
　　一九二九年春，美国、法国、日本，都出版了好几种介绍苏联文艺理论的书。苏联出版的《国际文学》月刊也每期都有文艺理论的介绍。当时，日本文艺界把苏联文学称为“新兴文学”，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称为“新兴文学论”。他们出版了一套《新兴文学论丛书》。我和戴望舒、苏汶买到了一些英法文本，冯雪峰从内山书店买到了日文本。于是引起了我们翻译介绍这些“新兴”文艺理论的兴趣。
　　雪峰建议大家分工翻译，由我们所办的水沫书店出版一套《新兴文学论丛书》。并且说，鲁迅先生也高兴参加翻译。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上打好基矗但是我们希望，如果办这个丛书，最好请鲁迅先生来领导。雪峰答应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鲁迅。
　　酝酿了十来天，雪峰来说：鲁迅同意了，他乐于积极参加这个出版计划。不过他只能作事实上的主编者，不能对外宣布，书上也不要印出主编人的名字。雪峰又转达鲁迅的意见，他不赞成用《新兴文学论丛书》这个名称。
　　此后，我们经过考虑，把丛书定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仍由雪峰向鲁迅联系，着手拟定第一批书目，分工翻译。
　　最初拟定的书目共十二种：
　　⑴《艺术之社会基捶卢那卡尔斯基著雪峰译⑵《新艺术论》波格但诺夫著苏汶译⑶《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力汗诺夫著雪峰译⑷《文艺与批评》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⑸《文学评论》梅林格著雪峰译⑹《艺术论》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⑺《艺术与文学》蒲力汗诺夫著雪峰译⑻《文艺批评论》列褚耐夫著沈端先译⑼《蒲力汗诺夫论》亚柯弗列夫著林伯修译⑽《霍善斯坦因论》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⑾《艺术与革命》伊利依契（列宁）、蒲力汗诺夫著冯乃超译⑿《苏俄文艺政策》（日本）藏原外村著鲁迅译这是雪峰和鲁迅拟定的选目。当时戴望舒正在译伊可维兹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刘呐鸥在译弗理采的《艺术社会学》，暂时不编入。雪峰还在译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因为已约定给光华书局，也没有编入。我因为手头有别的译事，没有分担。
　　在这十二本丛书里，鲁迅担任了四本，可见他是积极支援我们的。从一九二九年五月到一九三○年六月，这个丛书陆续印出了五种，即第一至五种。后来《唯物史观文学论》和《艺术社会学》都加入在这个丛书中，一共出版了七种。鲁迅译的《艺术论》，后来转给光华书局印行了。
　　我现在已记不起，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个丛书改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大约是在一九三○年三四月间，可能是由于当时形势好些，我们敢于公然提出马克思主义。
　　但是，不久，形势突然变坏了，《论丛》被禁止发行，第六种以下的译稿，有的是无法印出，有的是根本没有译成。
　　鲁迅译的《文艺与批评》排印的时候，要加入一张卢那卡尔斯基的画像。我们找了一张单色铜版像，鲁迅不满意。他送来一张彩色版的，叮嘱要做三色铜版。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去做了一副三色铜版。印出样子，送去给鲁迅看，他还是不满意，要求重做。
　　铜版确是做得不很好，因为当时上海一般的制版所，对于做三色铜版的技术还不够高明。
　　这副三色版印出来的样页，确是不如原样。但鲁迅送来的这一张原样，不是国内的印刷品。因此，我们觉得很困难。送到新闻报馆制版部去做了一副，印出来也还是不符合鲁迅的要求。最后是送到日本人开的芦泽印刷所去制版，才获得鲁迅首肯。今天如果还有人收藏鲁迅这本《文艺与批评》，请欣赏一下这一张插图画像，这是当年上海所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三色版。
　　鲁迅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力，他也极其热爱艺术。他对于书籍的装帧插图，从来不随便。我记录这一副三色版卢那卡尔斯基画像的故事，可以作为鲁迅爱好艺术的逸话。
　　二、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鲁迅在日记上写道：“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这一天所作的文，就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在文章的末尾，鲁迅也记下了写作月日，但却是“二月七——八日”，好像这篇文章写了两天。这篇文章有七千字，需要写两天才完成，这是极有可能的。但是我以为，鲁迅这样记录，并非表示这篇文章写了两天，而是因为文章中说：“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可知柔石被害的准确时日，没有知道。鲁迅虽然在日记中写了“前年是夜”，在文尾却更准确地写了“二月七——八日”。可见鲁迅这样写的意义，还是为了记念柔石。
　　这篇文章发表于我主编的《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我在二月二十八日写的《社中日记》里曾交代过，大意说此文本来应当在第五期上发表，但是因为文稿到达我手里时，第五期已经排版完成，来不及补编进去，不得不搁迟一个月，才能和读者见面。
　　无论如何，鲁迅在二月八日肯定已经写成了这篇文章，如果在二月十五日或迟至二十日以前交到我手里，我一定有办法把它排进三月份出版的第五期里，让读者可以早一个月读到。但是事实上我收到这篇文章已在二月二十日以后。然则，从二月九日至二月下旬这十几天里，这篇文章在哪里呢？
　　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五位青年作家被害之后，鲁迅曾在愤怒和悲痛的情绪中写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在当年四月出版的《前哨》月刊《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在那篇文章里，鲁迅控诉了“敌人的卑劣的凶暴”，但没有提起五位青年作家的姓名，而且仅署了笔名L·S。
　　对统治阶级的暴行的愤怒，对被害的革命同志的哀悼，在鲁迅心中始终不能消释。
　　它们被勉强压抑了整整二年，终于在这个二周年纪念日又爆发了。这就是鲁迅自己说的：“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这里所谓“积习”，不应该理解为写文章的“积习”，事实上是革命的同志爱的“积习”。
　　在这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