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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49年6月《第二『性』》的发表至1954年12月，波伏瓦因《名士风流》而第一次获龚古尔文学奖，在短短的5年中，波伏瓦的社会影响和声誉与日俱增。这是她一生的鼎峰时期。而这一时期，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逐渐摆脱了受萨特的影响。在思想上，她表现出了女『性』学者那种特有的对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纤细、敏锐的认识，表现出了她能抓住与自身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并在这方面开拓其小题大做式的探索。而在创作上，她已跳出了原来的框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这一时期，她已一改以往的内心体验式的创作风格，开始了积极地把握时代脉搏，及时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写实派创作。在思想和文学领域里，她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

　　　　这一时期，她与萨特仍保持着相互的信任和坦诚。他们的合作，他们的事业越来越联系在一起而更加地熔融难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又经受了几度风霜雪雨的考验。在情感的历程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各自的自由和独立。回首当年方觉这独立的来之不易，这其中凝有多少忧愁、疑『惑』和伤痛，又溶有多少嘲讽、谩骂和围攻。但波伏瓦按照自己的选择走过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她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确立了成熟女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论在事业上、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已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她不再是他人的影子，她就是她自己——西蒙娜·德·波伏瓦。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十章世界漫游

　　　　自1955年开始到1967年，是波伏瓦和萨特在国际舞台上活动频繁，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这对相依共度大半生的伴侣，出访频频，开始了世界漫游式的社会生活。他们以这种方式，广泛参予国际事务，继续他们的事业追求。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苏联、古巴、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日本、埃及、以『色』列的土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珍贵的足迹。而这些国家的难忘印象，也在他们的脑海中永驻终生。

　　　　1955年，波伏瓦和萨特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受官方邀请的出访。9月6日他们抵达北京。九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清风怡人。波伏瓦和萨特在这美好的季节来到了令他们感到陌生、新奇和向往的东方古老国度。初到中国，在波伏瓦看来，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因为来此之前，她对中国尚谈不上认识，如果说有些印象的话，则仅来源于一些介绍中国的英文读物。而她的所见却和书中的描述大不相同。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举国上下都洋溢着一股乐观、向上、自信、奋发的热情。波伏瓦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几个城市，已经感受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繁荣上的差距，但同时她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艰苦朴素蔚然成风。她看到了无论是政界要人还是普通百姓都身体力行，尤其是被当时中国人的务实实干精神所感动。两个月的中国之行使波伏瓦深切感受到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充满的那种自信和活力。回到法国不久，她就在《现代》杂志为他们这次中国之行而特开的专栏“中国今昔”上，发表了题为《长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了研究。她曾写道：“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块实实在在的人间土地。在那里，人们刚刚摆脱了牛马不如的困境，正在为建设一个人的世界做着艰苦的斗争。”波伏瓦在这次中国之行后，改变了她以往对世界的看法。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了自己的感受。但中国的人口问题也的确引起了她的担忧。

　　　　波伏瓦和萨特于11月离开中国后，随后又在苏联逗留了一周。萨特曾于1954年访问过苏联，而波伏瓦则是首次来到这里。她对苏联这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印象更深。因为苏联在这一时期正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富足令波伏瓦感到震惊和意外。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接受记者的采访。她还在苏联国家电台上发表了讲话。此次中国之行和苏联之行，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萨特—波伏瓦这对伴侣形象。

　　　　50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各国普遍酝酿着一种反苏的情绪。在波兰，人们发出请愿的呼声，要求被斯大林主义者于1948年关押起来的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而在这期间，匈牙利发生了苏联坦克入侵布达佩斯事件，匈牙利人民起来与苏联人进行了战斗。而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的悲剧『性』事件接连不断发生。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掀起独立运动。对其殖民地人民的这一要求，法国『政府』采取了强硬态度，悍然出兵镇压了那里的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当局还劫持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乘坐的专机，逮捕了其领导人蓬·贝拉。此外，在美国掀起了反『共产』主义、排除异己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大批的亲苏、同情『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遭逮捕。对这一时期的国际紧张局势，波伏瓦深感不安。这一时期，她一方面反对斯大林主义下的专制，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与萨特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她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谴责他们排除异己的做法。尤其是当她得知纳尔逊·阿格林因同情『共产』党人而被吊销了护照，则更是愤怒不已。她对美国失去了幻想，认为美国就是种族主义。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波伏瓦和萨特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起来抗议法国当局悍然发动旨在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波伏瓦因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的立场上，遭受到周围人的许多攻击，有人谴责她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这一时期，波伏瓦认为欧洲已进入了充满暴力、压迫、侵略的阶段，因而心情无比郁闷。她只能用写作来排遣内心的苦闷。此间，她用1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部自传『性』回忆录《一位良家少女的回忆》。

　　　　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再次发生『骚』『乱』。法国当局成立了救国委员会。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法国第五共和国诞生了。戴高乐是主张武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强硬派。为此，波伏瓦和萨特对戴高乐的重新上台持否定态度。他们和左翼知识分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波伏瓦这时开始在法国最著名的报纸之一《快报》上发表了数篇呼吁『政府』立即制止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敌对行动的文章。1959年同她共处7年的同伴克洛德·朗兹曼向她提出了分手，这提醒了波伏瓦她已进入了老年。这一年她已步入了第51个春秋。在此前她尚没有意识到，暮年这么快就来临了。她颇为伤感，陷入了孤独境地。1960年1月4日，她又闻知加缪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极度悲哀的同时，死亡的阴影又再次笼罩着她。这是波伏瓦一生中最伤感和孤独的两年。她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回忆录《年富力强》，回忆她从1929年到1944年这段期间的生活。1960年1月，古巴的《革命报》主编弗朗基邀请她和萨特去哈瓦那访问。

　　　　1960年2月22日至3月20日，波伏瓦和萨特对古巴进行了访问。这次古巴之行又重新唤起了她投身未来的渴望。在此行中，她了解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她认为古巴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尽责的社会。波伏瓦、萨特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建立了私人友谊。古巴之行使波伏瓦欣喜地感到，她已置身于世界的名人之列，有许多人都把她视为盟友。自此，她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在渴望。从古巴返回巴黎的寓所时，波伏瓦惊喜地发现纳尔逊·阿格林已在寓所里等她。原来他是在波伏瓦和萨特出访古巴期间来巴黎探望她的。波伏瓦的朋友博斯特夫『妇』接待了他，并给了他波伏瓦寓所的钥匙，将他安顿下来。阿格林与前妻复婚不久即再度离婚，后一直独居，过着怪癖的生活。这是事隔10年之后的重逢，阿格林在6个月的相聚中，一直希望能重温他与波伏瓦的爱情，但最终却不得不与波伏瓦分手。因为此时波伏瓦的心思已经放在比阿格林更重要的事务上，她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荣誉。她深知阿格林会怨恨她，但她心意已决。她在心里默念道：“让巴黎的所有时钟，都来敲打我的心吧。”

　　　　阿格林走后不久，波伏瓦又和萨特等左翼知识分子投身到了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中。他们仍抗议『政府』在青年中征兵。当时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宣言书，支持青年拒绝应征入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绝服从命令的行动。波伏瓦、萨特和其他一百人在宣言上签了名，这篇《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就发表在1960年8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上。波伏瓦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一直立场坚定。

　　　　1960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应巴西作家乔治·亚马多邀请，去巴西宣讲古巴革命。在巴西之行中，波伏瓦应邀在里约热内卢大学做了一次关于『妇』女状况的报告。萨特也应邀作了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报告。波伏瓦在巴西圣保罗访问期间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采访中她就有关《第二『性』》的问题，谈了自己对于当代『妇』女问题的看法。而萨特则谈了有关殖民主义制度、阿尔及利亚独立、古巴革命、巴西的现状等问题。在他们的巴西之访期间，法国国内的右翼分子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扬言要枪毙萨特。11月，波伏瓦和萨特从巴西回国时，原以为『政府』要为《一百二十一人宣言》而指控他们，结果并未遭到控告。年底波伏瓦的回忆录《年富力强》出版并获成功。波伏瓦因她的政治立场和在国内外的声誉，成为了法国文化界引人瞩目的名人。1962年1月7日，波伏瓦因同萨特一起反对1961年组建的秘密军队组织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她的寓所被秘密军队组织炸毁。但波伏瓦仍不畏惧，1962年2月8日，她和《现代》杂志成员参加左派组织的一次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示威游行，因而再次受到威胁。

　　　　1962年，波伏瓦和萨特应邀去苏联出席作协会议。1963年，她又和萨特前往莫斯科筹建国际作家联盟。这次会议后，他们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在接见他们时颂扬了社会主义并为苏联进兵布达佩斯作辩解。波伏瓦对赫鲁晓夫的辩解深表失望，返回巴黎后，她的第三部回忆录《事物的力量》又出版了。《事物的力量》主要描写波伏瓦从1944年到1962年这段期间的生活，在书中她讲叙了她为什么牺牲与纳尔逊·阿格林爱情的原因。波伏瓦认为这是出于她神圣的使命，即她与萨特共同的事业。

　　　　1963年11月和1964年5月，波伏瓦和萨特又应邀分别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和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她在这两次出访中，着重要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共处问题，这在当时是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较敏感的问题。在苏联，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她同与会的苏联作家们进行了探讨。在场的苏联作家们则同她的观点形成共识，认为应该为实现这种共处而努力。从苏联返回后，波伏瓦开始埋头撰写一部关于老年问题的小说。1964年，萨特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波伏瓦和萨特都一致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