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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俏的严珊珊较少发言，只是不时拿俏目来瞧李想，看得他颇为不自在。只要想到她未成年，李想就没了兴趣。

此时王精卫正畅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虽然和梁启超是老对手，报纸上骂战了好几年，但是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他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在文学界自有其地位。排除革命立场，他还是很佩服梁启超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告小说家》等文章中。这些文章着重阐述了小说文学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与小说创作的指导原则等问题。

只听王精卫道：“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中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上乘，即上品。梁启超的这一论断，具有打破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进步意义。历代的文人都轻视小说而重视诗文。如唐代传奇小说是文言小说的高峰，可是唐代文学家却轻视它。因此，唐代文学家在自己编的文集中没有收进传奇小说。这种轻视小说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但是，梁启超一反传统观念，把小说列入文学殿堂的最高位置，体现了一种革新和开拓精神。梁启超之所以认“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他是根据所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道，即支配人的心理，可以起到“移人”的作用。“移人”即用形象感染人。按梁启超的说法，小说能够对人产生“熏”、“浸”、“刺”、“提”的作用，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大致上也就是感染、沉浸、刺激、诱发等四种作用。梁启超指出小说在“移人”方面，较之其他文学体裁，有两个长处：一是小说能在“现境界”之外，导人游于“他境界”；二是小说能对人“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和盘托出。据此，梁启超还将体现了第一个长处的小说，即描写“他境界”的小说，称为“理想派”小说；体现了第二个长处的小说，即描写“现境界”的小说，称为“写实派小说”。梁启超所说的两种小说，相当于西方所说的浪漫主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

恩晓峰黛眉轻蹙地道：“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诲盗”、“诲淫”之书，我可不认同。”

李想心中暗笑，看来恩晓峰虽然是个旗人，但是对这个保皇派也没什么好感。

对于梁启超小说思想的弊端，一直作为对手的王精卫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潇洒一笑，道：“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指出当时提倡小说的目的，在于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诲盗诲淫诸体可比。在《绣像小说》创作时，他在所写的《编印〈绣像小说〉缘起》里说得更具体，即“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小说的立意，要无一非裨国利民。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中，解释人们为什么爱读小说的时候，他谈到小说能超越于现境界，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能对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哀乐怨怒恋骇忧惭“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使人们“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这和传统的，习惯的说法浅而易解，而乐多趣相比，显然高明。梁启超这样为小说确定反映生活，认识生活的特性，绝对是使人耳目一新之论。梁启超还要求小说作者应热情地对待生活，了解生活和参与生活。他认为作家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他常对他人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梁启超认为文字必须通俗化，这样小说就更有感染力。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来由。”他写《小说丛话》时又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二者也。”虽然，上述梁启超发表的小说理论蒙上了保皇派的色彩，但其中仍包含不少有借鉴意义的意见。”

王精卫说到这里，不怀好意的看了一眼傻傻听着插不进话头的李想，说道，“李大帅对梁启超的小说思想又有甚么高见呢？”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李想身上，皆因自开始谈文论艺后，他便像变了个哑巴般，没作半声，实在不像写出《七律·革命军占领南京》这样传世名篇的大文豪。

从正面来说，在梁启超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就指出，欧美及日本各国的进步，都得益于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同意英国名士的说法，尊称“小说为国民之魂”。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有鉴于此，因此，他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目新小说始”。

从反面来说，他又认为“吾中国群治**的总根源”在于旧小说。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日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甚至认为“举国皆荆棘者，日惟小说之故”，“论陷京国，启召外戎，日惟小说之故”。

显然，他把中国人或者说国民中的一切坏思想，坏德行都看作是含有毒性的旧小说所造成的了。梁启超的这种小说的社会作用理论，存在着两种片面性：

其一，从文学内部的关系来说，对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他强调小说要革新、小说界要革命，但他忽视了对小说传统的借鉴与继承。他对旧小说的思想内容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看成都是“陷溺人群”的东西。如他从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出发，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诲盗”、“诲淫”之书，这显然是错误的。

其二，从文学的外部关系来说，梁启超对小说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也存在着片面性。文学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照理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而梁启超却认为是文艺先行，政治后变。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他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这不仅是颠倒了政治与小说的先后关系，而且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先后关系。

他还在《告小说家》一文中说：“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这种小说决定社会意识的小说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

梁启超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在当时既具有积极意义，又具有消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要求改变封建政治的现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消极作用在于他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似乎改造中国的政治、改造中国的社会，不需要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只须写一些新小说进行宣传，就可出现新政治、新社会。这种消极面，只不过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性。

可是这方方面面，李想屁都不知道，他怎么接口？李想心内连汪精卫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心中此时只能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努力端着这个架子不倒。

295文学之最上乘

295文学之最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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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最高意境

更新时间：2012…12…1116：11：50本章字数：6089

李想心内连汪精卫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心中此时只能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努力端着这个架子不倒，微笑道：“我对小说是门外汉，那会有什么卓论高见。我只知道小说也是文学的一部分，小说应该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最好是白话文！作为时代的呐喊，应该喊出民族崛起的先声，唤醒沉睡的民众。此番管见，谅要贻笑方家呢！”

白话文？这里每个人都是满腹才学，那个人写文章不是用文言？李想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如不是李想早有名篇传世，估计这些人都要逼视他。

恩晓峰动容道：“李大帅比掀起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先生还要大胆，既透露出一种深刻的革命理念，又是见解独特，岂是外行人的说话。”

“哪里，哪里。”李想嘴上说得谦虚，但是一脸得意怎么也掩饰不了。

汪精卫哈哈笑道：“当今小说界创作领域出现了一大批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可以说是影响巨大。李大帅可有涉猎？”

汪精卫说的应该就是当时的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李想心里一阵窃喜，这些小说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这些小说的出现，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中日战争后国家和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广大群众对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已感到无望，纷纷想寻找国家积弱的原因。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翻然思改革”，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改良政治运动，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个改良运动。当时人们把小说看作是暴露社会黑暗、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于是，大批的谴责小说便应运而生。

“看过不少。”李想自信的一笑道，“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就是其中的代表，全书共六十回，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作者着力描写满廷贪污腐化和媚外卖国的丑态，以及他们对人民的残酷迫害。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僚，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州县杂佐，虽然他们的地位有高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他们的信条是“千里做官只为财”，“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官场成了商场，官吏成了市侩。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外省也大肆买卖差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出卖矿产，吞没赈款，克扣军饷，贩卖人口，甚至借做生日、办喜事来捞一把，真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为了保住职位，有得官把亲生女儿送给好色的顶头上司去糟蹋…………”

“竟然有这样的父亲？”严珊珊气呼呼的说道。

汪精卫虽然看李疯子非常不顺眼，但也必须承认他博学。他笑笑，就着说道：“有的官员为怕丁忧去职，兴国州试用知州王柏诚死了父亲匿丧不报，无耻地给手下的师爷们下跪，请他们帮助隐瞒；为了替丈夫升官打通门路，瞿耐庵的老婆千方百计拜端制台的十七、八岁的丫头做干娘。”

恩晓峰点头，这些官场故事他一点也不陌生，说道：“那些口口声声恪守孔孟之道的道学家们，也同样嗜钱如命。浙江署理抚台傅理堂，装做廉洁奉公的样子，头上的顶戴是旧的，身上的衣服打了补丁。到任后，全省大小官员不得不顺着他穿破衣服，一时都成了“叫花子”，但暗地里他却受贿卖缺，当了一次副钦差，就赚了几十两银子。小说写胡华若的花天酒地，纵兵烧掠，读来莫不令人发指！当胡统钦（胡华若）得悉要他去浙江严州“剿匪”后，十分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于是他带着随员和军队一路耽搁，花天酒地。后打听得严州已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