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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我又买了五条烟，到警察署办了手续。
　　　　张爷说：“妈拉个巴子的日本人，我都来两次了，左一次说检查，右一次说没时间，闹了八开毛病出在这顿饭上。”
　　　　回来后，又忙活了十多天，好不容易糖房开业了。
　　　　开业的头一天，张爷叫我四处送请贴。张爷说：“哪个庙都得拜呀，落下一个神，咱这买卖都不好干。”
　　　　开业的那一天，二道河子警察所、村公所的人，日本人守备队的中队长、勘探队的队长和镇里的名人、买卖家都被请了来。
　　　　我不解的问他：“别人都还可以，这勘探队的队长你请他干啥？”
　　　　他苦笑着说：“这你就不知道啦，我那乡下还有三十来亩地，这勘探队说占就占，一分钱都不给，不拉好关系能行吗？”
　　　　张爷家为了开业这一天招待客人，在院里现搭了一座大席棚，又从街里饭馆请来了两位上灶师傅。那场面不次于婚丧嫁娶。从中午一直吃到了晚上，把张爷两口造得愁眉苦脸。客人们走后，张爷来了脾气，摔摔打打的。
　　　　他老伴说：“你发什么毛秧（脾气）？”
　　　　“我这么点小买卖架得住这么铺张么？”
　　　　张爷外甥的手艺真不错。拔出的大糖块，无论是在色度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大块糖上市没几天就叫响了，把其它几家糖房顶得叫苦连天。
　　　　“张记糖房”的大块糖一出名，这事就接二连三地来了。今天镇长捎个条要吃大块糖，张爷就得给送去一筐；明天警察所来人要吃糖，张爷还得拿去一筐；后天收税来了，吃个臭够，临走的时候说一句：“你家这糖拔得不错。”张爷再赶紧给装上一筐带走。就这样每天都得送出三筐两筐的。长此下去，张爷可吃不消了，到月底一清账，不赔不挣白忙活。张爷说：“这样干可不行，咱得扩大点规模。”于是又招了三个伙计，在二道河子镇西边的大道边增设了一间铺面。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张记糖房”的生意火了起来。街里有两间铺面、五个散卖的小摊，四外屯的大块糖小贩也都到糖房订货。张爷晚间没事时对我说：“小子，照这样下去，这一冬可能挣点好钱。来年开春，我再买点地，把厢房换成砖瓦的。”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爷，掰着手指头算计每天进多少钱，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一冬下来能净剩多少钱的时候，“张记糖房”西街的铺面出事了，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四辆日本部队的军车满载着日本兵由吉林方向开往舒兰。在二道河子西岭下坡的时候，从横道上穿出一辆马车。这辆马车是二道河子北街老宋家姑娘结婚的送亲车，上面坐了满满一车送亲的人。日本军车头一车的司机，一见马车穿了出来，立马来了个急刹车，随着“嘎吱吱”的一阵汽车刹车声，四个轱辘都不动了。
　　　　那时候，日本人的军车在大道上横冲直撞。一般也不按喇叭，这台车车速又快，虽然车轱辘不动了，但是巨大的惯性推着车，加上道路溜滑，仍然飞快地向马车冲去。大道旁的人都惊呼了起来。马车上的人也都傻了眼，除了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跳下车以外，其他的人都呆呆地瞅着即将撞上来的汽车。“咣”的一声巨响，马车被撞出去十多米远。车上的人被摔了一地，哨子马都被摔趴在地上。穿着婚礼服的新娘子坐在地上捂着满脸是血的脑袋嚎啕大哭。
　　　　后面的三辆军车急忙刹车打舵，但是，由于车速快，又处在下坡，后面的两辆车相继撞在一起，只有最后的一辆没有撞上。汽车直接撞到了路边“张家糖房”的铺子上，柜台被撞得四分五裂，大块糖撒得满地都是。
　　　　车上的日本兵纷纷跳下车来，把送亲的人和糖房的两个伙计好顿打，打得一个个就像血葫芦似的。送亲的人不说，光糖房的两个伙计就一个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一个左腿被打断了两节。
　　　　日本军车开走后，人们纷纷涌到现场，忙着抢救受伤的人。很多人骂了起来：“这日本人也他妈的太霸道了，撞了车还打人。尤其是糖房的两个伙计，这打挨得多冤！”警察所的所长领着两个警察来了，问明了情况后说：“你们还瞎扎呼啥？你们的马车挡人家的道，没说你们有意害皇军就不错了，打你们一顿就算捡着便宜了。还不他妈的赶快散开，该干啥干啥去！”
　　　　这件事激起了二道河子百姓的极大愤慨，当天下午人们就聚到村公所，孩子哭，女人叫，男人们骂吵吵的，纷纷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在民众的压力下，镇长领着几个镇上有头面的人，找到了舒兰县伪满政府。政府的答复是皇军部队是去剿胡子，这是在为地方办好事。你们的马车挡人家的道，没按你们破坏皇军军事行动处理，就算你们捡着。再说，这四辆军车是过往部队，政府无权过问，要找去找关东军司令部。
　　　　那年月日本人杀中国人都不是件稀罕的事，打坏几个中国人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事。日本人那个霸气劲谁都知道，谁敢上关东军司令部去找啊！人们闹哄了几天，见没个结果也就消停了下来。
　　　　事情过后，张爷可倒了霉。既得忙着给俩伙计治伤，又得安排伙计家的生活。这俩伙计的老婆孩子三天两头来找张爷，不是家里缺米，就是没油。张爷这个人心眼好，伙计的家人来找，每次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那一阵子可把我忙得够呛。白天到铺面上帮伙计们卖糖，晚间回来还得做账。虽然糖房的账挺简单，只有支出、收入和结存三项，但是由于摊点多，有时也得忙到深夜。时间一长，大伙逗张爷说：“你家这管账先生挺好个人，你不如招他做个养老女婿吧！”
　　　　“这小子行，人长得精神，又有文化，还勤快，有出息！”
　　　　张爷家的姑娘叫张瑞华，人长得豹头花眼（漂亮）的，也挺会来事。张爷这句话一放出来，她就开始心疼了我。有时候看我忙得晚了，偷偷地给我送几个用火烤好的粘豆包和白糖水。张爷也知道这事，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她。
　　　　快到年关了，有一天张爷把我叫到上屋问我：“小子，我想和你合计个事。”
　　　　“啥事你说吧！”
　　　　“你看我家那个丫头怎么样？”
　　　　“挺好的呀！”
　　　　“我想招你做养老女婿，你看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没啥想法，我就托个媒人。”
　　　　这件事我心里早就有谱，因为张爷一家三口对我特别好，从来不把我当外人，就连吃饭都和他们一桌。伙计们常逗我说：“你早晚得成他们家的养老女婿。”
　　　　那时候的人不像现代人，思想不开化，有家有业的人谁也不愿意去给人家当养老女婿。当养老女婿的不是娶不上老婆的光棍，就是家穷得叮当响吃不上溜的穷人，这样的人很被人瞧不起。
　　　　对于这门亲事，按理说我是无可推托的。一来张爷是二道河子一带的乡绅，在街里很有威望；二来张爷的家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但日子也过得去；三是他家的丫头不但长得好看，而且安分守已，平常的时候很少上街。虽然是小家碧玉，但身上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度。我这样一个穷小子能说上这样一个人家的媳妇，可也就算烧高香了。但是这传统的观念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门亲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能答应的。不答应怎么办？张爷家的老两口待我亲如儿子，小丫头对我又一往情深。从哪方面讲，“不行”两字都很难出口。
　　　　于是我对张爷说：“张爷，你能瞧得起我这是我的福份。不过这婚姻大事不是我自个能做得了主的，这事我得抽空回趟家和老人合计一下。”
　　　　“这倒对，那你明天就回去一趟，和家人合计合计。”
　　　　第二天天刚亮，张爷就把我叫了起来，给我一百元钱，一再告诉我早点回来。因为已到了年关，糖房等着结账，伙计们也都等着发工钱。
　　　　吃过早饭张爷就撵着我走，我心想我虽然有家，可是不敢正大光明地往家走，只能是在天黑以后才能进屯。不过这种情况不能说，因此吃过早饭后，我就慢慢溜达着往家走。
　　　　在上灯以后才走到了破帽子沟。因为天刚黑我不敢进屯，又在山上呆到家家熄灯以后才回到家中。
　　　　二老看到我回来高兴得够呛。一来是为我在外边平平安安的而高兴，二来是已近年关，家中一分钱都没有，正为过不去年而犯愁。我带回这一百元钱可真是雪中送炭。
　　　　咋进屋，我没敢提张爷想招我当养老女婿的事。吃饭时阿玛告诉我：“你那个胡子对象死了。”
　　　　“你咋知道？”
　　　　“前几天，东院老宋家的二姑爷来串门，他家就离野猪沟不远。他说上个月小日本对尖山子一带的胡子来了一次大扫荡，三百多鬼子在山里打了十多天，‘靠江龙’绺子的人几乎全部战死，就连做饭的老娘们都用手榴弹炸死两个日本人。‘靠江龙’最邪呼，被日本人撵到一个大砬子顶上，用手榴弹把自个炸死了。这十几天尖山子地区枪炮声不断，听说几个绺子差不多全被打光啦！”
　　　　说句实在话，我虽然是偷着跑出“靠江龙”的绺子，但是对这个女胡子还是有一定的好感，听完阿玛的这段话后，我这饭也咽不下去了，把筷子一搁说：“吃饱了。”
　　　　额娘埋怨起阿玛：“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提这个茬干啥！”
　　　　“提这个管啥地，他俩也没成，要是成了这多闹心啊！”
　　　　“阿玛，还有一件闹心的事我想和二老合计合计。”
　　　　“啥事，你说吧！”
　　　　我把如何到二道河子“张记糖房”做管账先生，张爷如何想招我做养老女婿的事学了一通。
　　　　额娘听完后掉下了眼泪：“孩子，按理说你有爹有妈的不应该上人家当养老女婿，不过咱家穷成这个样子，又能说着什么样的好媳妇？这事你看着办吧，只要你愿意额娘不带说啥的。”
　　　　阿玛态度可就不一样了，把眼睛一瞪炕沿一拍：“妈拉个巴子的，你怎么净碰上这些闹心的事，死了一个胡子对象，这又要给人家当养老女婿，你是说不着老婆呀！你没看啥人才给人家当养老女婿，你就不怕丢人现眼？”
　　　　“阿玛，您发这么大火干啥，我这不是回来和您俩合计来吗？”
　　　　“合计啥？这事一点余地都没有！”
　　　　“没有余地拉倒，您也别生气，这事算我没说。”
　　　　后半夜我走的时候，额娘送出我老远，偷偷地对我说：“别听你阿玛说，这事儿你自个觉得合适，就按人家说的办，什么养老女婿不养老女婿的！不是养老女婿，人家就一个姑娘，以后你还能不管人家老人啊？”
　　　　“这事以后再说吧。”
　　　　傍晚时分我赶回了二道河子“张记糖房”。张爷一看我回来了，高兴得招呼伙计上饭馆要了两个菜说：“咋回事，你先别跟我学，先吃饭，吃完饭咱爷俩好好唠唠。”
　　　　吃完饭了以后，张爷从炕柜里拿出了个竹叶筒对我说：“这筒茶叶是我一个朋友从云南带回来的，这是有名的毛尖茶。十多年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晚我把它打开咱爷俩好好品尝品尝。”
　　　　冲上茶叶后，张爷问我：“说吧，这次回家和老人合计得怎么样？”
　　　　对张爷这句话，我早就在路上想好了：既不能说家里不同意，以免伤了人家的心；也不能说家里一点意见没有。如果这样说张爷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