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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莫妮卡，一个向来认为节俭是最好美德的女人，却不得不要为共和党提出的诉讼自掏腰包，而她要对付的，还是她曾经爱过的男人，粗略一计算，他们每次向莫妮卡提出一个问题，莫妮卡就要为此付出200美元。可是事实上，这些人提出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切中要害，他们也并没有找到什么新线索，对她提出致命一击。事实上，看起来这只是一群八卦到顶点的男人，他们对莫妮卡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一些跟案件无关的琐事，比如问她什么时候开始在白宫实习，还有到底是谁主动打的电话，引至贝蒂·库里跑到莫妮卡的水门大厦公寓里，拿回了那些礼物。而且她在此之间，在对大陪审团的证词里和对FBI的证词里，都已经谈到了这些细节，看到了这一切，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在事后说，莫妮卡“根本就没有让参议院得到更多证词，因为她甚至没有说出它们的机会。”

可是，莫妮卡的一些回答，确实令共和党感到措手不及。比如她说，假使在她作证时，克林顿总统就坐在参议院中，她肯定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他们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这场审判早就该结束了，她的回答肯定会代表超过70％的美国人的心声。她告诉他们，她认为克林顿是个“好得难以置信”的总统，他们不应该将他赶下台，同时她坚持说，他的行为并不能算得上是一种“罪大恶极”。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莫妮卡一直呆在她的酒店房间里，几乎整天都在一面做编织活计，一面看电视直播总统受审。酒店的大堂和过道里始终挤满了不知疲倦的新闻记者，这让她回想起了当丑闻刚刚曝光时，她所经受的漫长折磨，她将自己锁在房间里，真正的坐困愁城，她对我说，“这些记者，他们真是让我感觉非常害怕，非常慌张。”随后，她又调转话题，谈起了她人生中的又一个大难题，她半开玩笑地说，“假如这些记者一直跟在我旁边，我怎么可能再找一个男朋友？”

这次酷刑总算告一段落，斯塔尔和共和党检举人同意她回到洛杉矶，可是在她飞回洛杉矶后，他们又匆匆告诉她，她需要在2月1日星期一，通过摄像镜头再次向参议院作证。在洛杉矶的那个星期，她苦中作乐，与乔纳森·马歇尔和他的一班朋友出去玩儿，她参加了一个午餐派对，发现当中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其中包括了英国影星朱利安·桑兹，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男主角。吃饭时，大家一起举杯，提议预祝莫妮卡可以顺利通过接下来的考验，莫妮卡感到既高兴，又有些窘迫。

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3）

又一次，父亲不得不在凌晨起身，送女儿去机场。1月30日，星期六凌晨4点半，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甚至没办法保护好女儿的父亲，沉默着送女儿赶乘去华盛顿的班机。看起来，前一天乔纳森朋友们的祝福真的应验了，整个美国对莫妮卡的态度似乎都一下子彻底改变。最后，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人们终于发现，其实莫妮卡才是这场政治角逐的受害者，在对斯塔尔的战争中，在被媒体一次次羞辱后，这个年轻的女人，她却始终拥有着超人的勇气。

在飞机上，机组乘务员递给莫妮卡一张感人的便条，上面写道，他自己的女儿刚刚十几岁，她从莫妮卡的故事中学到了很多很多，这位乘务员告诉她，“你应该像黛安娜王妃那样，给世界做出一个榜样。”一位女乘客也给莫妮卡写了一张类似的纸条，而与她一起搭乘这班飞机的乘客们，他们纷纷祝福莫妮卡，希望她的磨难可以早些结束。

再次来到五月花酒店时，这里的气氛也完全改观，当她奋力闯出媒体的封锁线，走进酒店大堂时，她发现客人们都自动站起身来，向她鼓掌致意，她笑着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确实非常感动。”作为一个总喜欢将人生当作一部电影的女孩，莫妮卡觉得，最近这几天的变化似乎正在预示着，即使她无法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至少可以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

一切，终于在2月1日，星期一，尘埃落定，媒体喜欢将这天叫做“MONday”（译者注：星期一的英文开头字母恰巧与莫妮卡名字的开头三个字母吻合），她在这一天，将要面对检举人、白宫法律团队和两党各自选派的一位参议员，她将在这一天，再一次细细讲述与总统之间发生的细节，每一个字都不能遗漏。

在此之间，媒体无休止地猜测着莫妮卡将要说出什么样的供词，猜测她是否会提供一些惊人的内幕消息，让克林顿总统就此颜面扫地，灰溜溜地回复平民身。可事实上，莫妮卡却绝意坚持说，而且仅仅说在大陪审团上已经说过的证词。在作证前一天，她一整天都呆在房间里读着证词，反复回忆她对FBI和大陪审团曾经说过的每一个字、遇到的每一个诘问。她说，“没有什么比读你自己说过的证词更容易让你昏昏欲睡了。”

可是事实上，莫妮卡并没有被她的证词催眠，她太紧张了，作证前一天晚上，她连晚饭都没吃，她开玩笑说，对于贪吃的她来说，这就是她证明她有多紧张的最佳证据。她几乎没有睡着，早上7点钟便起身，然后精心梳妆，最后她穿上了一套看起来很正式的衣服，蓝色的外套、蓝色的裙子，配上珍珠项链。

父亲建议莫妮卡早上尽量吃些富含蛋白质的东西，所以她与她的律师团一起坐下来享用了一顿早餐，吃了不少意大利的莫泽雷拉干奶酪和蘑菇蛋卷。9点刚过一点，他们就搭乘电梯，直奔酒店10楼的总统套房而去，他们即将在这里准备这场战斗。

莫妮卡坐在一张桃花心木的桌子边，桌子上盖着一层浆洗得雪白的桌布。摄像机和工作人员正对着她。她的左手边是今天负责向她发问的人，共和党议员埃德·布莱恩特和吉姆·罗冈，右手边则是白宫律师团成员大卫·肯达尔、尼科尔·塞里格曼和谢利尔·米尔斯，其中米尔斯是莫妮卡最喜欢的律师，因为她在克林顿案中始终态度强硬。两位参议员分别是共和党的迈克·迪万和民主党的派特里克·里希——在作证间隙，莫妮卡曾经告诉里希，她希望今后他可以专门就父母与子女、或者律师与其当事人的特权提出一些议案，她希望有朝一日，天下的父母亲不再会像她的母亲那样，经受斯塔尔的折磨。

酒店外还有一群莫妮卡的崇拜者，其中有一个特意从辛辛那提赶来的男人，说他叫“裸体牛仔”，他只穿着一条短裤和一双牛仔靴，戴着一顶帽子，在威涅狄格大道上跑来跑去，手里还弹着吉他。

尽管酒店外的气氛跟过节一样热闹，可是在总统套房里，莫妮卡接受的3小时20分钟的盘问，气氛却显然要凝重许多。莫妮卡非常明白，现在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给总统带来致命的后果。事后她对我说，“我非常非常紧张，觉得整个肠子都被揪住了。”

在一周前莫妮卡就已经告诉共和党检举人，她与总统一样，习惯于在说一句话之间先仔细考虑一遍，因此不可能在提问后迅速回答。她说，“比起原先在大陪审团作证，这次我得更加小心，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我。”

布莱恩特显然对莫妮卡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非常不耐烦，当她坚持自己曾经作出的关于总统礼物的证词时，布莱恩特差点发起火。她也没有全盘接受对方所说的每一句评论，当布莱恩特用“下流”一词，来概括1995年11月她与总统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关系时，她断然指出，她并不这样看待此事。

正如她的律师所推测的那样，对莫妮卡的问题主要围绕着找工作、礼物和伪证展开，莫妮卡始终坚持她曾面对大陪审团说的那套证词。事后她说，“我想，我让他们看到了很多，了解到了一段感情中，人性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品质。大家都会发现一点，总统确实伤害了我，可是毕竟他没有犯罪，他只是发生了外遇。”

在这次作证中，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始终坐在她身边，他形容她这次的作证可以写入教科书，当作怎样当证人的样本。他说，“莫妮卡面对的是一个极度紧张而困难的环境，在这次作证中，她表现得非常口齿伶俐、镇定而且机智，可又让大家看出了她的脆弱。”2月5日在电视上看到她作证的人，大多数都作出了类似的评价。

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4）

这次作证一直到午后才结束，可是气氛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阴沉，莫妮卡说的话常常会让大家发出轻松的笑声，她对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根本就不可能假装严肃，将一张脸一刻不停地绷着。”在接受质询前，她被告知，别在她衣服上的麦克风非常灵敏，可以传递出她所说的每句话，于是她轻声说，“噢，莫非这就是琳达·特里普用过的那种麦克风？”当检举人问她，她是否认为总统是一个聪明人时，她巧妙地答道，她认为他也许不算是个聪明人，但肯定是个聪明的总统。这个回答让一群假正经的政客都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最后，当布莱恩特撤销了一个他对她的提问时，他喃喃自语，“该死，我正在跟自己做对。”莫妮卡立刻回答，“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她的话引来了更响亮的笑声。

布莱恩特总算完成了他的盘问，白宫律师团则表示，他们没有什么好问莫妮卡的了，尼科尔·塞里格曼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这段声明直接击中了莫妮卡的心，声明写道，“我们代表总统，希望你能了解一件事，他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非常抱歉。”

当她告诉我这段小插曲时，在采访漫长的几个月里，莫妮卡第一次大声地哭了起来，她说，“我感觉很难过，很痛苦，那一天我百感交集。在听到他的声明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我的生命中，再也不会出现他的踪影。我一直觉得在这场战斗中，他的灵魂始终陪伴在我左右，现在，我突然意识到，他真的已经离我而去，我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在接受质询快要到最后时，我真的很想哭，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当着这么多陌生人的面，说出关于我感情的那些细节，况且这里面有很多人一心想要伤害总统。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每个人都花了那么多时间，研究我与总统的恋情、我的感情、我的爱，我已经厌倦透了，我觉得正是那些人，将我这些最宝贵的东西给夺走了。现在，我真的非常想念他。”

尽管在莫妮卡的心中，永远将会有一间小屋留给她的“英俊先生”，可是，她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打开这扇小屋的门。她说，过去，她将他看做一个男人和一位总统，而现在，她仅仅将他看做一个政客，永远再不会改变。

共和党已经用尽一切方法，但他们终于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选票，将总统赶下台。莫妮卡没有提供检举人所需要的“猛料”，审判结束了。用她最喜欢的诗人T。S。艾略特的诗句来形容，“不是砰的一声，而是呜咽一场。”

这个国家还在继续前进，莫妮卡·莱温斯基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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