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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尤大宝与父亲的矛盾却开始激化。思想还算宽容的父亲容许尤大宝喜欢评弹，但不容许他将评弹作为职业，信奉工业救国的父亲，对艺人身份总有着典型的传统心理：什么饭都可以吃，但开口饭不能吃。
　　争吵之后，个性鲜明的尤大宝瞒住父母，偷偷拿了家中的户口本报名去了昆明：当年国民党的51兵工厂，而今的国营西南仪器厂，时间是1958年的春天时分。
　　由于父亲的反对，由于个性的倔强，尤大宝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天然的小开背景加上天然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使得他在四季如春的昆明成为了舞场高手。无论是“三步”还是“四步”，无论是“伦巴”还是“结特巴”，他都把玩得炉火纯青。作为一个对比，他的城市，上海，此刻已经对交谊舞这种非常暧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着批判乃至强行禁止，当小开尤大宝在昆明舞场上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上海的“埃尔令”、“大都会”、“仙乐斯”、“百乐门”则纷纷关门大吉。
　　从1958年到1963年，尤大宝在昆明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六个年头。对城市生活的酷爱以及对亲人的思念，使得他逐渐地不能忍受昆明单调的工人阶级生活，就和当初突然之间来到昆明一样，断然地，他又离开昆明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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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坊躲藏起来的尖头皮鞋（2）
六年之后的上海变化多多。
　　瑞华坊的两扇大铁门此刻已荡然无存，“埃尔令”舞厅的大门现在已门可罗雀，五十年代早中期那种轻松、自在、消闲的生活而今正被“四清”运动即将来临的那份激越、紧张、萧杀所取代。
　　但对小开尤大宝来说一切仿佛还是照旧。
　　在娘娘的西餐社中，他照旧可以品尝到各种罐头的美味；在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姑夫家里，他照旧可以看到姑夫咬着板烟斗的潇洒形象，而且照旧可以享受到姑夫提供的清咖一杯；在父母的身边，作为尤家的长子，他的地位照旧不可动摇，即使脱离工人阶级的队伍，父母每月给予的开销依然使他能够十分“小开”地游刃有余。
　　尤大宝放松地回到他钟情的富有情趣的上海生活。
　　他跟着同住瑞华坊的职业评弹家在江浙两省周游，或在上海的“雅庐”、“大庆”等等评弹书场“偷书”（记下旋律、曲调以备自己弹唱），其中对《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偷书”尤其让他印象深刻。
　　累了，他喜欢站在瑞华坊横弄口，穿着他的四寸小裤脚管，梳着他的被凡士林搞得油光铮亮的头发，敞开着他的花格子衬衫，抖动着他的那条套着尖头皮鞋的脚，尤大宝喜欢日子这样闲云野鹤地被打发。当然，尤大宝的想法被北京所发动的又一场“漫长的革命”所粉碎。
　　那是1966年的某天。
　　尤大宝走出家门，想去吧淮海路一带转转，莫名地，他感觉到空气中的火药味，一种隐隐的恐惧在内心滋生。
　　很快，他的感觉得到了证实。在复兴中路，他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她正招呼着三轮车，让他惊讶的是这个女子手中拎着一双皮鞋，赤着脚站在地上，一脸惊恐不安。随后，他又看见一伙人从马路的另一面向这里急急赶来，那女子等不及三轮车的到来，尖叫一声飞也似地逃走了。
　　“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尖头皮鞋。”尤大宝仿佛听见有人在他耳朵边上急切地叫着。
　　那天，“小开”尤大宝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去了一家跑鞋店，在里面买了一双回力牌白跑鞋，他将脚下的尖头皮鞋脱下，然后，穿着白跑鞋回到家中。他有些着慌。他明白脚下的尖头皮鞋被当众剪掉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悄悄地，尤大宝将自己的尖头皮鞋扔到了红木大橱的上面，穿着白跑鞋，他站在瑞华坊的第一横弄口，他的这个形象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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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的年中，当一个叫作王唯铭的11岁男生因“停课闹革命〃而深感无限的自由，因深感无限的自由而在合肥路上驭风而去，这时，在当年的勒非德路、金神父路上，成人们扛着〃红三司〃、〃红革会〃、〃红上司〃、〃上体司〃、〃工总司〃乃至〃工纠队〃等等不同的大旗，满怀各自的理想而杀气腾腾地一路走来，他们立刻便要投入真正的搏杀之中，〃###〃立刻便要以当年提出这个口号的罗伯斯庇尔先生都不能想像的力度吞噬这座城市。
　　上海在激荡中。
　　瑞华坊32号里穿白跑鞋的尤大宝也激动了起来，38年之后，他对自己的激动这样解释：〃我也想轧轧闹猛。”
　　尤大宝第一个造反动作针对的是自己的家庭，他宣布与工商业主的父亲划清界限。1966年，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从而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新人是许多“小开”的时尚动作。当然，对尤大宝来说，　他与父亲的决裂还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性原因。早在50年代中期，当父亲讨了第二房太太之后，他就不愿原谅父亲，在内心深处，他对父亲产生了某种意义的愤怒，而1966年到来的〃社会革命〃让他深藏内心的愤怒得以公开的发泄。
　　在瑞华坊32号底层，父亲和尤大宝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占据了厢房的另一半，尤大宝则和他的两个亲弟妹占据了厢房的这一半，在这一半天地中，他拥有〃资产阶级的父亲〃给予的一只宽大的红木大床，拥有两只价值不菲的红木梳妆台，其中一只梳妆台还镶嵌有诡异花纹的大理石。他还拥有一只豪华的红木大橱，不过，红木大橱上已经没有了那些尖头皮鞋，以革命的名义，他将这些〃腐朽的东西〃一一葬送在它们该去的地方。
　　现在，尤大宝在瑞华坊〃八号里〃（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出出进进，也在顺昌街道委员会的办公室忙碌不堪，他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传达最高指示，一时间好不红火，在基本由〃社会青年〃结构而成的这个造反小团体中，他俨然是一个领袖。
　　但至多只有半年时间，尤大宝就断然地放弃成为一个〃时代的革命者〃。因为在〃革命〃和〃造反〃的那些日子，尤大宝与小团体中的某些人距离越来越远，他不满这些人打人、抢东西以及在〃抄家〃时表现出的贪婪，他反感这些人借〃革命〃和〃造反〃的名义表现出来的那种野蛮，与生俱来的善良和长期“小开”生活滋润而成的宽容个性，使他无法容忍人性的疯狂，这种疯狂让他看见的是真正的兽性。就象多少年以前一样，突然地，尤大宝宣布解散由他一手创建的造反小团体，他退出这个越来越歇斯蒂里的地方。
　　1967年期间，〃造反玩票者〃尤大宝回归到了“小开”的社会角色，尽管，这个时代已经不容许“小开”的存在，但当一个人对生活有着坚定而不妥协的追求的时候，又有哪种力量可以将其窒息，那怕是政治的力量。
　　
瑞华坊躲藏起来的尖头皮鞋（3）
1967年的夏天。
　　尤大宝再次如同1965年夏天那样站在了瑞华坊的第一横弄口。与其说是主动抛弃还不如说是被动放弃了小包裤、尖头皮鞋、花格子衬衫的他，依然有着这个时期最时尚的装束：
　　他的脚下是当时最时尚的塑料底松紧鞋；他的身上是由于“上体司〃的推广而在上海极度流行的大翻领线衫和配套的线裤；他的头上，尽管再也没有了凡士林的光亮，却又由〃板刷头〃作为取代，顺便补充一句，30多年之后，〃板刷头〃在上海的成功人士头上疯狂流行，成为这个阶层的一个特殊符号。
　　这时，尤大宝结交了不少〃臭味相投〃的朋友，他们与他经常在第一横弄口海阔天空，这些人是：小冯、宝宝、小金以及姚格里。
　　他与小冯交流把玩照片的若干心得。
　　他与宝宝对话瑞华坊与大庆里的差别。
　　他与小金的话题无所不包，以致最后会一起来到当年蓬莱路市场淘几张旧皮，然后搞来皮鞋揎头，只化几元钱就制作而成小方头皮鞋，他们每人一双，从而填补了尖头皮鞋缺失后的脚下空洞。
　　他与姚格里会聊上北洋军阀的话题：张作霖的多房老婆、段琪瑞的大烟嗜好、吴佩孚的豪侠仗义，等等等等。
　　尤大宝与他们时常交换书籍，交换那个时代的禁书：《金瓶梅》、《三言两拍》、《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
　　经常地，他独自一人来到梅兰坊对面的一个旧书摊，逗留其中乐不思蜀。每天告别这个旧书摊时，他都会用火柴梗插在刚刚看到的书页中，第二天再从所插之处开始他的思想与情感的深度探索，去识认也许永远无法经验但可以理解的陌生世界。
　　他承认，有两本杂志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是《万象》和《茶话》；而〃还珠楼主〃、〃霍桑〃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也影响着他的生命历程。
　　清晨，太阳如同一亿年前那样地照耀在这片土地上；夜晚，月亮也一如五十年以前一样地抚摸着瑞华坊的红色砖墙。在〃西瓜要吃杀拉里甜格来〃的沙哑叫喊声中，在〃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高亢的歌咏声中，时光悄然地、不为人察觉地流逝着。经常地，尤大宝会从瑞华坊的第一横弄口踱出大门，随后来到向南的上街沿一边，他站在〃万和祥〃南货店门前，听着空气中传来的革命者的咆哮，两眼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面前这个喧嚣的世界，更深情地打量着属于瑞华坊的街面房子。
　　他知道1949年以前，174号是一家五金店，而今五金店已是一家理发店，一个面容凄苦的阿姨日夜操持着理发这个活计，而五金店店主留下的刘氏兄弟五人，此刻正各走各的人生之路；
　　他知道176号原先是一家洗衣店，店主女婿叫作〃那宾〃的仅仅因为挪用了80元的公款，早在1958年便被强制〃劳动改造〃，洗衣店现在已化作〃培德袜厂〃中工作的〃大块头〃阿姨的安身立命之地；
　　他知道178号过去是一家理发店，但当年开理发店的〃朝阳模子〃早在50年代的中期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着，当年的理发店现在成了布姓人家的遮风挡雨之地；
　　他知道180号与182号原先是一家两开间米店，米店楼上住着的是徐家姆妈、秀月姆妈，这两个姆妈的男人一个是大律师、另一个是巡捕房警察。1949年以后，他们双双进了监狱，但他个人一直没有忘记这样一个情景：是在1947年和1948年期间，秀月姆妈的男人、他的继父穿着皮衣、开着吉普，好不威风地带他前往〃大光明〃电影院观看电影。
　　他还知道只有184号、186号的两开间〃万和祥〃南货店从1949年到1967年的18年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当年〃万和祥〃的主人早已魂归西天，而他的儿子〃阿德〃由于嗜赌个性，早早将〃万和祥〃的家产丧失殆尽，使得他的母亲，瑞华坊第一横弄大家都叫〃阿娘〃的，只能在后面的弹丸之地度日如年。
　　他还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1966年夏天的那个傍晚时分，那声凄厉而凶险的警笛仿佛再次回荡在了他的耳边。
　　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从来没有兴趣。无论是罗伯斯庇尔式的暴力或者克鲁泡特金般的无政府主义，任何的意识形态、种种的政治学说他都没有兴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对生活有着自己的特殊要求，对时髦有着强烈的追求，热爱评弹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