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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3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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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携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的解释,每一个敏感词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20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厅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密、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上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都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当天苏轼得意洋洋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翻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的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
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神宗的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发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爱她,决定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事情到了这一步,神宗已经提不起再修理苏轼的兴致,无论出于哪方面原因,都没必要再追究这个书呆子。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作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力完全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的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饿死。
困境中苏轼作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的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值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5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着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笑话。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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