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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得，”特朗布尔说。

“不见得？”院长诧异地问。

“她留给电视观众的印象是什么？也许是一个医生在一次治疗上的失误。并不代表你的医院和你的全体员工。只是一个医生，一个女医生而已。单纯从公共形象的角度看，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不可收拾，”特朗布尔安抚地说。

卡明斯的心情稍有些平息，说：“我得盯着特洛伊，看看急诊科的业绩如何，如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令人满意，我也要上电视。就在我办公室里接受采访。像施托伊弗桑特似的正襟危坐。我要冷静、理智、有实有据地把我们的业绩公之于众。”

“再给那个——你管他叫什么来着？——斜眼儿记者的节目添油加醋？”特朗布尔不以为然地说。“那样行不通。你要想和施托伊弗桑特斗，留着劲到法庭上使。不过坦白地讲，我到是盼望着他的律师能和我们的保险公司见面。要是诉状还没写他们就能把此事私了啦，那我将再满意不过了。”

“那是，”卡明斯悲戚地说，“就算是私了，我们付出的治疗不当保险费还不得高得上天！”

“那也值得。否则这桩案子的破坏性将不可估量，哈维！十九岁就送了命，六十年七十年的未来生活被剥夺了。假如我们被逼上法庭，陪审团立马就能做出不利于我们的判决。如果可能，现在就解决。”

“福莱斯特怎么办？”卡明斯问。

“除了限制她的职责外，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所有病人的安全，你应立即停止她的一切临床工作。”

对烦躁不安的院长劝慰了一番后，特朗布尔放下电话，看向斯考特·凡·克里夫，后者在分机上听到了刚才的全部谈话。

特朗布尔此刻雷霆大作，将内心的真实情感爆发出来。“我以为你告诉了那个女人，让她闭上嘴！”

“我是对她说了。可被别人指责谋杀太让她难以忍受，无法保持沉默。”

“凡·克里夫，坦率地说，我从不相信女人在情感上是坚强的，可以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获取成功，也许你们年轻人能接受这种观点。”

斯考特·凡·克里夫婉转地说：“我曾在法庭上给玛丽·劳拉当过助手，她就很强，锋芒毕露。”

“这个么，”特朗布尔表示同意，“劳拉是个例外。所以我才任命她为诉讼部的头。然而其他女人……”他悲伤地摇摇头。思忖了片刻，他又承认：“本公司还有一两个颇为能干的女人，但总体来讲——”

斯考特没等特朗布尔高谈阔论他的大男子主义偏见，便说：“我得找福莱斯特医生谈谈，立刻就谈。”

凯特·福莱斯特刚锁上公寓的大门，屋里的电话铃就响了。她估计是卡明斯院长或任何一个想对她的采访进行一番驳斥的人打来的，于是赶紧冲进屋，准备为自己辩解。

“大夫，”她听上去声音有点熟，认出是斯考特·凡·克里夫律师。“我刚在电视上收看了对你的采访，我——”

“你反对我这样做，”凯特抢先说了出来。

凡·克里夫没有直接与她争辩，他问：“大夫，我能不能问问你，一个病人不听你的劝告你怎么办？”

“有些病人拒绝住院。我们让他们在出院单上签字。我们管这叫‘擅自出院’。”

“在法律上我们也有同样的做法。但有权签字的是律师。”

“你是不是想说不当我辩护律师了？”凯特问。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按我的吩咐行事，我的存在就毫无意义。那样你还不如找一个尊重其建议的律师，”凡·克里夫说。

“我的决定与你无关，只牵扯到我自己。我不能容忍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对我进行恶意的污蔑，而仅仅因为他有势力我就得保持沉默。说我骄傲也好，自尊心太强也好，我就是不能容忍！”凯特说。

凡·克里夫晓得，与这样一个怒火中烧、原则性强的女人相争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问：“大夫，有没有这种情况，医生告诉病人在二十四小时或几天之内禁食某种食物？或在抽血和验尿之前不要吃早饭？”

“当然有，”凯特认可。

“我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尚未搞清施托伊弗桑特在法律上要搞什么名堂之前，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再说一遍，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

“你是让我忍气吞声？”凯特逼问。

“不，恨他，骂他，讨厌他。把他的名字写上一千遍再把纸烧了。照他的模样做个布娃娃，在上面扎针。但万万不要——”

凯特接过话茬儿：“我明白了。公开场合不要提他。”

“对，医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要学着理顺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怎么样？”

沉默了良久后，凯特说：“好吧。”

第14章

凯特·福莱斯特在电视露面后，卡明斯又召集了一次各科主任会议，并请莱昂内尔·特朗布尔参加。

轮到大家发表意见时，胸外科主任哈罗德·威尔德曼医生首先发言。

“这事刚出来时，我挺支持福莱斯特的。但一上电视她就把事情搞糟了，好像这家医院的医生都是一群笨手笨脚的饭桶。”

“我觉得她在当时的情况下表现得很好，”另一位主任说，“给我们惹麻烦的是那个叫盖伦特的混蛋。”

“可福莱斯特给他创造了机会，”威尔德曼反驳说。“她治疗施托伊弗桑特时要是真有失误，应该不要张扬此事，这样人们很快就会忘记了。”

“我可不那么乐观，尤其是牵扯到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儿科主任埃莉诺·诺尔蒂说。“干我们这行的，交不了为你的失误开脱责任的朋友。有道是，言多必失，但愿福莱斯特能迟早明白这一点。目前由于她判断上的失误，的确需要采取措施，弥补损害。”

已经打算要退休的名誉教授所罗门·弗罗因德发表出不同的看法：“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直不停地在说‘她’以及‘她可能犯的错误’。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我们’这个字眼。从我的角度看，要是遇到相同的病人，发生在福莱斯特身上的事也同样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应继续保护她，而保护好她也就等于保护了所有兢兢业业工作的医生。我们是人，都会犯错误。难道为此我们就该被钉在柱子上烧死吗？”

“所罗门，你这么善解人意当然没错，”威尔德曼说。“可我们这些人还要干很多年，因医疗不当而付出吓人的保险费直接威胁着我们的未来。这种损害声誉的事只能让保险费用朝一个方向走——上天！所以当你退休后悠哉游哉地沐浴在佛罗里达的日光下享清福，根本不用付保险金时，我和在座的许多人却要为福莱斯特的所做所为大笔大笔地掏钱！我的意思是采取这样一个立场，造成施托伊弗桑特姑娘死亡的并不是医院和全体员工的过错，而是一位不能承受急诊科的压力的医生所造成的个人行为。”

弗罗因德的目光穿过宽大的会议桌直射向他那位年轻的同行。“你是说我们应把她推进狼窝？”

“我只是说我们应考虑为自己解脱。”

“在我的词典里，解脱和把她推入狼窝是同义词。特别是在新的体系下，计算机已全国联网，一个医生要是在某个州由于某种原因受到处罚或被停止工作，一个晚上其他州就都知道了。这不就等于断送她的前程，再别想让其进入体面的医院。我绝不同意以这样的方式制裁福莱斯特医生。当然了，我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成长的医疗环境不一样。我做实习医生时，是一个叫凯斯勒的神经外科大夫带的我，带他的医生是波士顿的库欣。凯斯勒曾说：‘这些实习医生，这些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得帮助他们长大接替我们的位置。从他们一开始寻找静脉抽血，一直到满怀信心地走向手术台，我们都要耐心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富于理解和同情心，还要仁慈和蔼。这是老一辈医生对年轻医生的神圣职责。’”

“库欣，还有你的那位凯斯勒医生并不需要付令人咋舌的治疗不当索赔费！”威尔德曼说。

“难道你考虑的光是这个？对年轻医生该不该有一点爱护之心？”弗罗因德亦不示弱。

“有时爱护之心也要有所选择，”威尔德曼说。“是爱护福莱斯特，还是爱护这个医院？我觉得应该爱护大的利益，即这家医院！老一辈人陈旧的爱护观改变不了我的看法！”

卡明斯眼见会议即将成为弗罗因德和威尔德曼的充满火药味的私家战场，演变为两代人的隔膜冲突，便制止他俩说：

“先生们，先生们，我们在这里考虑的问题远远不止治疗不当的索赔费。我们需要病人住院，否则就得关门大吉。既然声誉已经受到了影响，病人恐怕不会愿意来了。”

妇产科主任沃勒斯·西蒙斯发言道：“我同意威尔德曼的看法。我们应主要对医院负责。四百六十三名男女医生和员工中，只有一个医生受到了指责。我们其他人都是优秀、有能力的外科内科大夫，堪与这座城市乃至全国的任何医生媲美。苹果筐里出现了一个烂的，我们将其清理出去，并把理由公布于众。这样病人来这里治病就没恐惧心理了，此事也方能平息！”

从在座的面部表情看，多数男女医生都似乎同意妇科主任的意见，这时特朗布尔律师轻缓而忧虑地说：“此事未必如此简单。”

“怎么讲？”西蒙斯问。

“要是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为福莱斯特召开一个听证会，宣布她没有过失怎么办？”特朗布尔问。“她可以反过来指控我们损坏了她的名誉。有损于一个人业务能力的贬损言辞和行动倘若与事实不符，本身就是诽谤污蔑。只要州委员会认为她的做法构不上失误，便是证明我们的言辞不真实的确凿证据。医生们，你们面对的是几百万元的官司，对象是这所医院和你们每一个人。”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解脱自己，不冒那样的险？”威尔德曼问。

“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指控她。让他去冒污蔑诽谤罪、输掉一场代价昂贵官司的风险。”特朗布尔建议说。“我们谁也不指责。”

“可对那个女人我们要采取措施！”西蒙斯仍坚持说。

“等州委员会做出决定，认为她的职业行为出现过失，你们再辞掉她也不晚，这样便免除了打官司和遭人报复之虞，”特朗布尔说。

“在此之前怎么办？”西蒙斯问。

“我觉得卡明斯医生已找到了理想的答案，”特朗布尔说。“让她回避给病人治病，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风险。”

“换句话说，”所罗门从他坐着的地方反对说，“我们把这个年轻女人软禁起来，不让她行医，等待着对她的公开审判。这样我们就可以干得干净利落，法律上别人又抓不住把柄，所以谁也吃不着官司。”

特朗布尔一听此话气得脸色通红。卡明斯急忙插话说：“要是州委员会认为一个医生能力不合格，我不认为处理他是‘公开的审判’。”

“当然不是，”弗罗因德答道。“我们万不能使用不雅的字眼，免得日后打起官司来被人用未当成我们的罪证。先生们，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我们自己，置一位年轻有为医生的利益于不顾是怯懦的行为。”

然而与会者的表情透露出，几乎没有人呼应弗罗因德的主张。

次日下午，凯特·福莱斯特来到小儿科的神经科病房。她尽管个人问题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