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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判的女医生-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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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那份揭露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死因的验尸官的解剖报告。
他还有一封特洛伊医生写的对凯特表示支持的信。信中虽不乏赞美之辞，但不外乎是鼓励凯特·福莱斯特增强信心，并祝她走运。
凯特的同行们要表示支持就再好不过了。这并非指对她无条件支持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或是可以为凯特的行为作证的护士克罗宁和比特哈德，而是指老一些的、有些名声的医生。他们的支持将对委员会产生影响。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所表示。
斯考特想起一句俗话，美国入侵古巴失利后约翰·肯尼迪总统曾因引用这句话而使其流传很广。“成功有上千个父亲，但失败却是孤儿。”斯考特从没像现在这样对这句话体会得如此深刻。
他审阅着眼前的材料，觉得他最有利的证据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它同时却又是最致命的。
按证据陈述规则，委员会不允许凯特仅仅对病历照本宣科。她可以时不时看一眼病历，帮助她回忆，但必须用自己的话作证。而豪斯金斯在对她进行盘问时，却可以有选择地朗读病历，以便对凯特的证词、治疗决策以及那天夜里她所采取的各种医疗手段提出质疑。对于一个精明老练的起诉人员来说，刁难一位毫无经验的证人简直易如反掌。豪斯金斯恰恰是又精明又工于心计，因为他从事此行当己有十一个年头，别的什么都没干过。倘若他能使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心满意足，就会得到他所觊觎的回报。在这种诱惑下，豪斯金斯将加倍玩命地置凯特·福莱斯特于死地。
对凯特具有毁灭性的惟一证据是解剖报告。就算斯考特能说动一些医生为凯特辩护，他们也无法解释验尸的结果，或是这样一个事实：倘若能诊断出宫外孕，手术治疗肯定能挽救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命。
他只有一样法律上的秘密武器：里克对克劳迪亚吸毒习惯的作证。里克对豪斯金斯构成双重威胁：他可以作证克劳迪亚吸毒，此其一；其二是他只要一出场，就不仅能使豪斯金斯及委员会成员大为震惊，还能令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措手不及。
斯考特做了个次日一早给里克打电话的记号。上次见面后他每天早上都打电话给里克，提醒他听证会的时间。但主要是确保里克仍呆在他所说的地方，随时准备愿意作证。
然而斯考特仍是焦虑不安，极想物色到一位名望很大的医生，出面证明凯特那天夜里采取的行动从医学角度讲是完全正确的。
他惟一可能挖掘出的人选是名誉教授所罗门·弗罗因德。凯特听说在几周前召开的各科主任会议上，弗罗因德曾为她说过好话。所罗门·弗罗因德最近已退休，所以对市立医院和卡明斯院长都不再有任何义务和责任。而且他欠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人情的可能性也不大。
翌日，斯考特在医院所罗门·弗罗因德的办公室找到他时，老头正从墙上把他最后一本证书和文凭摘下来。那些东西在墙上挂了多年，留下了二十六个大小不一的长方形印痕。
斯考特·凡·克里夫还没开口，就听老头咕哝道：“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头衔挺动听的，但却意味着人老了，该滚蛋了！唉，用不着别人撵我。时间一到我主动走人。”
他转过身看到了斯考特。“哦，年轻人，找我有事吗？”
“我是个律师，”斯考特说。
“啊哈，死亡的天使！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是不是我四十年前看过的某个病人现在犯了头疼，告我治疗不当？”弗罗因德边说边把最后一份证书摞在其他证书上。
“我来是为了凯特·福莱斯特一事求你帮忙的。”
“求我帮忙？不瞒你说，我同情那位女子，可我能做什么？”弗罗因德问。
“我在这家医院没能找到一位愿意为福莱斯特作证的医生。”
“很自然。卡明斯已经发出了暗示，不管是谁，要是去为你的当事人辩护，就别指望在这儿长呆了。而谁又能怪他呢？他需要保住一座医院。医学界已今不如昔了，这也是我决定退休的原因之一。我们那时，病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经营的事屈居第二。当然了，如今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一年花的保险费能让过去的医生退休后过一辈子了。”
“保险、医疗保健、政府费用，这些都把医院逼成了赚钱机构。受够了！反正我是受够啦！”
斯考特毕恭毕敬地听着老人的牢骚。
“大夫，我希望能找几个证人，证明凯特·福莱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病情时既未失职，也没偏离常规治疗方法。”
“你知道我是神经科大夫，和施托伊弗桑特那姑娘得的病相隔很远。”
“我试着接触过几位妇产科专家，都没成功，”斯考特坦白地说。
“这不奇怪。让一个医生为你的当事人作证就等于说：‘当时换了我，我也得像她那样处理。’这就是说，我要是那样处理，施托伊弗桑特姑娘就会死在我手里。哪个医生愿意说这种话？”
“不过要是真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出面作证，便能起很大的作用。”
弗罗因德没有理会斯考特的请求。他着手把书架上的医学书籍拿下来，看着书脊上的名字，然后把它们分成几摞。一摞将运往佛罗里达州，其他的捐赠给医院图书馆。斯考特感到他此行又是一无所获，便转身朝门口走去。
“嘿，孩子，”弗罗因德叫道。“这个——这个听证会——什么时候开始？”
“星期一，”斯考特说，心里又燃起希望。
“星期一……”弗罗因德沉吟着。“真不巧。”
“怎么？”
“星期一我就上路去玩耍了——报纸和杂志报导在佛罗里达海滩度假的人用的是不是‘玩耍’这个词？在灿烂阳光下‘玩耍’。星期一，我和内蒂也将加入玩耍人的行列了。我们星期一从这儿离开。机票，所有一切都安排停当了。”
他又拿下一本大部头医学书，扫了一眼书名，放在小摞书籍之上。
“你知道，当医生的老婆真是味同嚼蜡，”弗罗因德说。
斯考特虽觉他的话不着边际，但仍没挪动脚步。老人显然在与自己的良心较劲。斯考特出于礼貌，只得听他把话讲完。
“过去那会儿，”弗罗因德说，“老婆，当然那时她只是未婚妻或女朋友。总之，我当实习医生，后来做住院医那会儿，我的内蒂经常独守空房，屡屡失望，都成习惯了。我的上班时间根本无规律可循。急救病人没完没了。我曾向她许诺说：‘内蒂，亲爱的，等我正式做医生时，就不会这样了。’后来的确不那样了，但变得更糟。成为一名正式的年轻医生后，你不分昼夜地得随叫随到。于是又是对老婆的许诺不算数，又是一次次的令她失望。”
“等后来你站稳了脚跟，一跃而为医学教授了，条件是不是好多了？非也！别的医生遇到疑难病症，病人生命垂危时，就给你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你得去帮着会诊。所以我只好向内蒂保证说：‘相信我，亲爱的。等我一退休……’她大笑，对我说：‘所尔，等我们上了飞机，空姐问咱们‘你们想喝点什么？’的时候我再相信你的话吧。’内蒂买的机票，安排的车子。星期一出发。而且，我们一卡车的家具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已经上路了。我们必须赶到那边去接家具。”
“我明白，”斯考特同情地说。
“你根本不明白！”弗罗因德厉声说，但马上又缓和了口气。“连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可能明白呢？你以为我是在拒绝你，拒绝福莱斯特医生？我真是别无选择。我下定了决心，这次决不能再让内蒂失望。再说那些法律上的事你也清楚。我曾在不止一次的治疗不当审判中当过证人。你去了，他们推迟了。你再去，他们又推迟了。你可以去一辈子，他们一万次地延期。实在对不住，年轻人。”
斯考特意识到会面结束了，虽然他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弗罗因德，但一迈出医生办公室的门槛，他就把最后的、可能性最大的弗罗因德的名字从潜在的证人名单中划掉了。
物色证人不成功，斯考特只有三方面可以依靠了：凯特以及她在盘问下是否能做个挺得住的证人；他自己是否有能耐制服豪斯金斯找到的证人；最后便是里克·汤姆斯。
他目前必须立即采取的步骤是帮着凯特·福莱斯特练习如何应付未来几天她将面临的磨难。
凯特在斯考特的公寓里呆了一会儿后，就听后者说：“你作为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发生的事，你的观察和你的行动。除了这些不要多讲，不要主动说话。”
“明白了，光回答问题，不主动陈述。”
“这还不够，”斯考特说。“无论豪斯金斯如何歪曲你的回答，不要和他争。否则你就失去了一个理智聪明、有专业知识医生的风度，成了一个尖声乱叫、感情用事的妇女。”
凯特点头。
“现在演习一下。从你把布里斯科叫来开始。‘大夫，你为什么要把布里斯科叫来？’”
凯特佯装证人答道：“因为病人的症状和迹象极不明朗，而且她腹痛很像内脏感染，所以我觉得应该听一听一个外科大夫的意见，看是否有做进一步检查的必要。”
“你指望布里斯科医生会怎么做？”
“我简单给他介绍了病情后，指望他再自己做一遍检查。”
“为什么？”
“为什么？”凯特颇感迷惑，因为理由不言而喻。“为了听听别人的意见。”
“意思是你对你自己的判断是否立的住脚拿不准，是这样吧，大夫？”斯考特模仿起起诉律师的敌对口吻问。
“这不是我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各种症状、化验结果都无法做出确诊。我想证实一下我没有漏掉任何可能性，”凯特说。
斯考特立即咬住她的漏洞。“这么说你承认可能在治疗时忽略了某种可能性。”
“我什么也没承认！”凯特激动地抬高了声音。“遇到一个疑难病症，我只是想听听另一个医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做法。”
斯考特没有答话。沉默片刻后，凯特声调缓和地说：“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是的，”斯考特说。“回答，‘你为什么把布里斯科找来？’的合适说法是‘听听另外一种意见’。一句话就够了。另一种意见在医学界古已有之，十分正常。千万不要说忽略了其他可能性之类的话。”
凯特点点头，决心不再掉进这类陷阱。
“我们接着练，”斯考特说。“大夫，布里斯科到达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他讲了病人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还给他看了化验报告。然后他亲手进行了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
“什么结论？”
“在病人的症状不明显之前，只能继续打点滴、做化验、观察她呼吸、脉搏、心跳等情况，”凯特说。
“后来呢？”
“我又把病人一个血样送往化验室，就去看另一个病人了，”凯特说。“此外——”她突然打住。“我是不是又主动说了？”
“是的，”斯考特说。“这是本能。源于多数证人天真的想法：说出的事实越多，他们就可能相信你。你得学着克服这一点。”
“再接着往下说，”斯考特说。“布里斯科走后往化验室又送了一次血样。你又处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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