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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5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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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
2，中国政府将整个香港岛长期割让给英国。
3．中国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5港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开设工厂，其商人和家眷可自由出入。
4．协定进出口关税。必须按一固定的低税率征收英国商品的关税，此后，商品可运往内地任何地区而不再交纳任何税。
5．英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权，英国都可以同样享受。
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海军的软弱，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了，并被迫默认了西方列强提出的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显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上的停滞导致了外夷的海上入侵。海洋已不再作为中国的海上长城，满清皇帝深有感触地评述道：“海军名存实亡，夷船进我领海犹入无人之境，回顾以往，凄凉的海港预示着日后不祥的前景。”
第369章封建王朝的衰落
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皇帝对海军改革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他不再要求各省官员按照西方的设计去建造军舰，而是对他们说，“军舰如不能马上造出，可以购买，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购买。”当时湖南一位叫魏源的进士写了一部关于清军作战的论著，其中他提出“造炮不如买炮”。魏源还建议在广州附近创办船厂和兵工厂，聘请外国技师传习西方造舰、造炮的新技术。
这些建议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这两支起义武装吸收了控制江河重要地域的水上力量。例如太平军利用江上造反武装和走私组织取得了对长江流域及其支流的控制；而捻军则夺取并控制了长江以北的部分运河。经过16年的战争，中国大部分河流的航运瘫痪了。于是中国政府又重新强调江河作战，以确保长江的安全，从而使得海军的改革耽误了20多年。在1850年至1866年这一时期内发生的几起事件，对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海军的改革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
新的地方主义
在1851年至1852年期间，水手军和镇戍军远不是起义军的对手，这些军队的训练早已废除，战船也年久失修，将领们克扣军饷。由于长期在岸上港口执行任务，这些部队的战斗素质很差。部队的纪律出现极端化，要么过于严厉，要么过于松弛，根本无纪律可言。
皇帝以传统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他指派几位地方豪绅去组织勇营，与起义军作战。这些人对朝廷的忠诚毋庸置疑，但他们的部队日益扩大。战斗力不断增强，这对****政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皇帝必须谨慎处理****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传统的力量平衡。
中国的海关
起义军在江河作战的初步胜利和清廷对许多传统的贸易监督机构的废除，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管理。1853年，南京实际已被太平军占领，直到1864年才被收复。在此混乱时期，外国商船停靠一些港口却不纳关税，这使得西方商人感到吃惊。经确定必须建立新的秩序，于是，1854年6月29日，美国、英国、法国同中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要求建立海关的检查监督。这个机构将设立一个由外国海关官员组成的小组，由一名英国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但是，为了符合中国的传统，海关监督须置于中国最终裁判权之下，各协约港的工作人员中须有较多的中国人。这导致了中国的管理通商口岸的机构分为两部分：北洋大臣（负责监督北方港口的通商）和南洋大臣（负责监督南方港口的通商）。
然而，海关的建立确实改变了中国的传统，因为它拒绝了欧洲人担任那些一向属于中国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士的重要的海洋事务咨询职务。不久，中国便受到外国的压力，要求中国将某些管理自主权交给外国人。
1861年一名英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说服了满清一位亲王向英国购买8艘炮舰，这些炮舰将用于镇压沿海海盗和走私活动。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人们发现，此项计划有严重的问题。英方谈判代表说服英国当局，要求派英国海军人员到中国的这些军舰上服务。英方代表还进而提出，分舰队必须由欧洲人指挥。此项声明使得中国人当即退出谈判，取消了购买军舰的计划。英方拟定的这支分舰队的指挥官阿思本海军上校对此评论说：
中国皇帝希望将此分舰队完全置于不负责的行省官员的控制之下，剥夺我的总指挥官的权力，将此权授予当地的官员。……我们屈从于中国地方官员不负责的命令，就必然会沦为他们的部属，这种残酷的掠夺行为将给我们英国海军军官和水兵们带来耻辱。
外国进—步施加压力
外国人不断流人中国，造成了对中国的新的压力。他们要求中国在商业上作出让步、从而导致了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1859年战争结束，中国再次被迫向外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其中，英法迫使中国政府开放11个港口。除此之外，英国还攫取了中国的九龙。
俄国也趁火打劫，从中取利。他们利用战争调停有功为借口，割去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在这片地区内，俄国的远征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注）建立了基地，从而将中国从日本海分割开。
海军自强
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勇营终于打败了太平军，朝廷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海洋事务上来。最初提倡海军改革的人物之一是左宗棠，他是一位儒将，曾经统帅勇营镇压太平军。由于镇压太平军作战有功，1863年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他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特别是教育和农业方面的改革，数年后因其才干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左宗棠至少从1853年后就一直支持海军改革，他所推行的改革包括一项海军发展规划。
然而，左宗棠对待海军改革的态度非常谨慎。无疑，他没有忘记向英国购买舰艇的教训。他认为，发展海军应该依靠自己，求助于别人终将被别人控制，而依靠自己才能控制局势。尽管如此，左宗棠很快认识到，有必要寻求外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在1864年从国外买了一艘炮舰，并雇佣一些外国人在舰上服役，该舰在镇压闽浙沿海海盗时获得了成功。在此实践的基础上，左宗棠采纳了魏源的某些建议，即创办造船厂，发展造船技术。他建议聘请外国海军专家来华培训少量的中国技术人员，但外国专家应在
中国人的严格控制之下，并按双方签订的合同领取工资。
1866年，经朝廷批准，左宗棠创办了一座兵工厂、一个造船厂，并在福州创办了一所船政学堂。但是从开始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学堂就受到保守分子和进步分子的两面夹击。一部分保守派官员反对的理由是，左宗棠发展海军计划的代价太高，需要聘请外国人，学习外语和现代数学，另一些保守派官员对选择福建作为学堂地址而感到妒忌；而进步的官员反对左宗棠的计划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要使海军现代化，只有大量买船而不能单凭自己造船。
尽管遭到种种反对，1866年夏左宗棠仍在一些法国人的帮助下与法国签订了建造船厂和开设船政学堂的合同。他计划建造16艘轮船，聘请欧洲人培训中国的技术工匠、监工和海军军官生。但数月之后，左宗棠突然奉命前往内地去率领陆军镇压回民叛乱。尽管如此，1867年位于闽江口马尾山基地的福州船厂建成，机器车间完工，五年合同正式开始实施。
福州造船厂与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不久便分为法文学堂和英文学堂两部分。法文学堂有制造班、设计班和艺徒班。英文学堂分航海理论班、航海实践班和管轮班。学堂聘请了75名欧洲人和2600名中国人负责行政管理和教学。
法文学堂全由法国人任教，课程也都用法文讲授，以便学生能和教习用法文交谈，并能看懂法文技术资料。制造班的课程除了法语外，还有数学、微积分基础、物理和机械学，学制为5年。在最后几学年中，学生要在船厂实习，他们不要求熟练掌握新技术，但要掌握实际管理造船的能力。一些优秀学生还将被选派到欧洲学习新的船舶设计。
设计班学制为3年，专门学习轮机设计。设计班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中国的轮机设计师，能够从事船舶设计。该班的课程有法文、数学、几何和150马力船用轮机的原理。学生还要在船厂学习生产管理的实际知识。学习结束后，毕业生还将去制造班进一步学习。
艺徒班是夜校，学制为3年，目标是培养监工。学生多选自船厂中的优秀工人。据法文学堂有关人士所称，艺徒班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识图和制图的能力。课程用法文讲授，没有算术、几何、代数、制图等课程。
在5年合同期中，由于增添了更多的设备，建造了更多的建筑物，福州船厂的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874年船厂已有打铁、铁胁、水缺、铸铁、合拢机器五个基本车间和各种辅助设施，其中有生产罗经、气压计、炮瞄装置和天文钟的钟表厂。船厂还有一个放样台、2500吨级的船台滑道和一个生产锅炉砖的窑。
1869年6月10日，福州船厂下水了第一艘军舰“万年青”号。该舰为木质结构，长68米，装有140毫米大炮。6个月后，又有3艘舰船下水。两艘52米长、装3门炮的军舰和一艘1258吨级的“伏波”号运输船。翌夏，福州船厂又有一艘100吨级的兵船下水。在以后的4年中，福州船厂共造船11艘。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记载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英文学堂在训练海军官兵方面也取得同样的进展。英文学堂完全由英国人管理，所有课程均用英语讲授，教材也都是用英文编写。航海理论班由詹姆斯&；#183；卡罗尔负责，他是应左宗棠的法国顾问之聘担任近海驾驶和天文航海教学的。卡罗尔配有一名英国助手和一名懂英文的中国助手。航海理论班学制为3年半，课程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天文、航海理论和地理。
1873年航海理论班的32名学员毕业，他们被送到航海实践班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航海实践班开设于1870年初，开始是由英国皇家海军斯温森海军上尉任教。学习是在“建威”号训练船上进行，该训练船系船厂1869年向普鲁士购买的帆船。斯温森不久由英国皇家海军特雷西上校接替，特雷西有两名英国海军人员作他的舰炮与航海助手。根据特雷西的训练计划，学生必须掌握指挥官所必要的基础知识。学生要进行远航实习，由优秀学生担任指挥，其他学生负责各更位值更，由此选拔培养船长。到1874年时，有14名学生领到船长合格证书。
国外留学
也许比福州船政学堂培训有更重要意义的是，满清政府从该学堂选派一批毕业生赴欧洲留学。赴欧留学始于1872年，当时中国两位有影响的地方官员曾国藩和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派遣120名青年在中国留学使团办事处的指导下赴美留学。
留美使团由容闳经办。容闳是广东人，年轻时在美国学习英语，185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64年他被曾国藩选派到美国为上海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回国后，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商讨了留学使团的计划。8年之后，容闳的计划得以实现，大部分来自广东寒门的子弟被派往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开始其15年的留学计划。
留学使团计划批复一年之后，新任福州船政大臣沈葆祯奏请清廷，选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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