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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5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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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不同于鸦片战争，不是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的战争。我又一次打开那段屈辱的历史仔细查看。是的，我们不输在经济实力，不输在军事装备，更不输在爱国热情。清朝的普通士兵是很英勇爱国的。中日初次交锋，日舰截住运兵船高升号，船上的清兵宁死不当俘虏，用步枪还击日军，最后被击沉，绝大多数士兵遇难。在随后的平壤等战役中清兵也拼死一战，日军往往要集中炮火和成倍的优势兵力，才能攻克一个阵地。根据日军的《清日战争实记》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损失惨重，中日的伤亡人数对比是基本相当的。
但我们还有一些败类，如清军统帅的叶志超。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战斗就战死189人，伤516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叶志超却丧失了抵抗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清兵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误伤累累。经过整整一夜，清军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二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在海军上我们也并不输于武器装备与爱国精神。有关中日黄海海战的参战实力对比大部份人都看过，具体说来基本是双方旗鼓相当，各有所长。中国军舰共14艘，其中4艘因太小没有投入战斗，参战军舰10艘共31000吨。日本海军实际参战12艘军舰共38000吨。中方胜在巨舰大炮；装甲厚；“定远”、“镇远”都是远东数一数二的铁甲战列舰。日方强在速射炮多，火力猛。中方各舰管带不少是由中国留学生担任的，熟悉船舶。北洋海军水兵也很勇敢，富于爱国热情，士气很高，并不亚于日本海军。大家都知道致远号在管带邓世昌的带领下，弹尽舰伤之时勇撞“吉野”；不幸为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场海战中“经远”号负伤后；管带林永升（他是一个留学生）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也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
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输在制度的腐败。象慈禧老佛爷，要做寿，要搞庆典，修园子；反正国家的利益在她的私人利益之下，北洋的经费她可以任意取用，挥霍，而使北洋舰队老化，无钱按原计划购新舰，连吉野也因此由中国定造舰变成日本舰。甲午海战旗舰“定远”更是因年久失修，开炮竟震塌舰桥，让整个舰队失去指挥。还有一帮清朝的军需官腐化****暗饱私囊，购来一些低劣的炮弹甚至教练弹充数。因此虽然有多次日舰中弹，却未见炮弹爆炸。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也是同胞的中国人这么有“胆量”，直到今天还有人敢在假药，工业酒精兑酒，修桥上玩这些勾当，他们没想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清廷还是“威严”的。叶志超，方伯谦之流全被斩首，就连没劝叶志超的将领也被诛杀。然而他们造成的损失却再也补不会来了。问题是在这种制度下，再强调爱国，还是会有叶这样的人官路亨通，还是有个谁也管不到的老佛爷，把一人，一家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纵观甲午战史，叶，方这样的人还不算太多，北洋舰队的官员们还没“都烂掉”。我不知要是大多数官员都开始发霉，发烂又会怎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之所以能爬上具有决定性的清军朝鲜统帅的位置是因为他谎报牙山胜利。这种“大胆”作风让我吃惊：难道就不怕被揭穿吗？我不明白我们这个民族哪里出了问题，直到近百年之后还有人敢慌报各种信息，甚至亩产万斤。
面对历史我默然无声。从小时候老师就教我：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我没认真想过这句话，直到今天我重温历史。
我在想，如果我们已知历史，如果时间再重给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们还是不是必负于日本？
既使重来一次，我们还是必输！我在内心痛苦地承认。任何一个史学家都知道：甲午的命运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两种不同的变革兴起时就已种下。既使我们能侥幸获得一二次的战术胜利，也难逃最终的战略失败。
如果是经济，我们可以强国；如果是军事，我们可以强军。但如果是制度的腐败，我们又将何去何从？既使先让我看过历史真相，再把我送回到甲午战争三十年前，我放声高叫：“不维新变法，既使三十年后经济，军事都不弱于人也会被打败”又有几个人能相信我这句话？
（二）
1895年2月，甲午战败，议和，割地赔款。
1895年4月中旬，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个叫康有为的人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方式定下基调，那就是聚众请愿。他联合起18省的举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他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干这件事情的。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举人等……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他举着如此开头的“上清帝书”；带领着600名举人，浩浩荡荡向着都察院进发。书中向皇帝陈明：“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并提出了4项请求：“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没有因请愿被杀，光绪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开始变法维新。
1898年9月仅仅历时百日的变法改革触及到老佛爷与保守派的权力与利益。血腥镇压开始，有人引刀向颈，悲壮豪迈。但最大的几个头子（康，梁）得到通风报信，在外国的庇护下逃亡。此后虽然他们还常评价时政，以元老身份发布看法，但在历史上他们的声音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1900年是偶然还是必然？群众爱国主义被借来作为慈禧抵抗列强要求变法压力的工具。义和团兴起。结果不说也罢。
十年之后，1911年，该来的日子终于不可避免的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教科书和美好说词的掩盖背后，辛亥革命不是为了自由民主，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也不是为了三民主义，更不是为了驱除鞑虏。而是因为政府与民间一场经济纠纷，一场铁路权益的争执。
清朝终于灭亡了。它不是亡在孙文的自由民主手上，而是亡在缺了孙文的药而无法治的腐败。孙文和他的党人前仆后继，却没一次成功。但大厦终于塌了，裂缝是从最下层开始的，举戈反击的人中又有几人有着孙文的理想？
这是一个大革命的时代，民主与宪政被堂而皇之的抬上了舞台，成为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但这场革命的起源与性质，将最终决定它与之再次失之交臂。
二三十年代，中国军阀分争，内乱不止。这一天不是源于公车上书，不是源于辛亥革命，而是源于戊戌的血迹。
1931…1945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
我不知戊戌变法除了六君子外，死了几个人。但死几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戊戌喋血的意义。也许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十几年里没人看出戊戌血腥对清朝命运的最终影响。但现在的史学论述都已看到这个清晰的意义：“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断绝了中国在清王朝后期用和平变革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清政府以十分“激进”的手段对付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菜市口的斩杀是个信号，如果谭嗣同的血白流了，如果能真正忘却这个事件倒是中国的大幸。可惜他的血没白流。也许没人会刻意铭记这个事件，但它的象征意义却会被每个人都记住，从此不再会有公车上书。当下一次危机出现时，一切都晚了。如果说戊戌喋血前人们还有希望，戊戌喋血之后就只剩下失望了。
当1898年之时，清政府还有消化的能力，引导的能力，控制的能力。等武昌起义之时，它一点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了。一个权力的崩溃，另一个权力还不能有效建起，这时的改革是极艰难的，失去统一的政令与权威，破旧立新谈何容易？当正常的“游戏规则”无法建立时，剩下的只有暴力、阴谋，或其他。天佑英国，天佑日本，但我族却如此不幸。
乱大清者非孙文，军阀割据之祸首亦非孙文，更非孙文的民主理想。可惜很少有人懂这层道理，就象很少有人真正明白俄国现在为什么会乱。其实看看俄国，看看罗马尼亚，当派去镇压的军队扭转枪口时，已标志了一个王朝，一个威信的彻底灭亡。也许他们正在上演着一个我们演过的故事。只是希望他们在新权威建立之后能完成必须的社会变革。
历史有时相似得让人心碎。
第372章北洋海军经费初探
一、北洋海军经费协拨的基本线索
北洋海军常年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以后又包括海防捐输，准军协拔等等。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年，经费协拨的沿革，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光绪元年七月至三年六月，海防经费规定从关税、厘金项下分拨南北洋，实际全解北洋。
光绪元年四月，上谕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当为北洋海军筹创之始。六月，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奏定，每年由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各提四成洋税，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合计约银200余万两；苏、浙厘金项下各提银40万两，闽、赣、鄂、粤厘金项下各提银30万两，共200万两；总计400万两，分解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沈葆祯兑收1。但在当年，李鸿章就向沈葆祯诉苦：“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各关四成，惟粤海、浙海可稍匀而为数无几，其余各有紧饷。各省厘金，惟江西、浙江可稍匀拨，亦断不能如数，其余皆无指望。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 万”2。沈葆祯知各省空虚，有报无解，奏请尽数解交北洋。在这两个财政年度里，各省关解结北洋的海防款项仅仅“将及200万”3，为名义拨款的1/4。
此阶段中，发生过一出丁日昌争款的插曲。光绪三年，新任闽抚丁日昌提出台湾地属南洋，要在南北洋海防经费的关税款额中划出1/4，各省厘金中划出半数解交福建，奉旨依议4；后又奏将所拨台湾办铁路经费改办马车路，所余之款购买铁甲船5，使得李鸿章大为不满。丁日昌自知无力再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旋即表示购置铁甲船“仍归南北洋大臣督办”6，闽浙总督何璟更主动将已解福建的经费交还李鸿章。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第二阶段，光绪三年七月至十一年。南北洋经费分解。
沈葆祯因海防经费大量被挪垫抽分，而南洋原可腾挪之款源日益见拙，于光绪三年请求截留洋税一年（部准六个月）。四年二月，又上奏提出：“饷项如此之拙，海防如此之重，而派定南洋海防经费，若仍悉数解归北洋，似臣博推让之名而忘筹防之要务，使后之人无可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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