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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月16日，李鼎新在停泊在江南兵工厂的旗舰上召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当时，与会者认为该兵工厂有被反袁部队攻占的危险，因为后者正在驻上海北洋军的陆、海军中争取同情。会上，有两位舰长掏出****往桌上一放，威逼李将军说，海军应协同攻打兵工厂。李将军意识到他已失去对形势的控制，因为很多舰员公开同情上述两位舰长的要求。　
泰勒已知舰上正在滋事，便前去与李将军会面，他从李处得知情况危急，如果舰队倒戈，就将控制长江。泰勒问李鼎新能否用金钱挽救局势，李说“在中国有钱能使鬼推磨”，并告诉泰勒打算给舰员增加2个月的薪水，估计需要300万两银子（合60万美元）。　
泰勒迅速离舰到国际银行代办处找到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斯蒂芬先生讲明情况，并说服他给英国国内办事处发报，要求从海关收入中提取资金来收买中国海军舰员。　
次日，泰勒回到江南兵工厂，听取了船厂苏格兰籍工程总管R&；#183；B&；#183；莫辰的简短报告。莫辰生性急躁，毫不同情起义军，立即把泰勒介绍给海军郑汝成将军。郑汝成是一支保卫兵工厂的海军陆战队部队的总指挥，他不同情。他立即与泰勒共同策划如何充分使用这笔资金。　
当天下午，泰勒来到英舰“纽卡斯尔”号上会见英国海军上将托马斯&；#183；杰拉姆爵士。会见时，英国总领事也在场。后者也被泰勒收买中国海军舰队的大胆尝试鼓动起来。尽管官方对此有所保留，但还是批准泰勒支配这笔25万银两的资金。第二天，英国海军总监打电报给泰勒，让其全权处理这笔巨款。　
泰勒回到江南兵工厂找到郑汝成和李鼎新，告诉他们款已筹足，并要求在旗舰上开会通知舰员，以防起义军官接管舰艇。泰勒还要求郑和李两人造册注明钱的花销情况。用泰勒的话说：“整个行动按预期计划顺利进行，没有出现半点差错。”军舰继续效忠袁世凯，尽管后来对兵工厂进行了几星期的炮击，但未能夺占。泰勒曾自豪地回忆他通过斯蒂芬向北京转递战况的情节。几周后，李鼎新由海军少将晋升为海军上将。　
英国海军使团（1929年至1934年）　
1911年之后，中国海军继续派出少量军官去英国留学。但是其他一些事件，如欧洲的战事和政治变迁以及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等，使英国无法进一步同中国海军打交道。1928年，中国海军重新统一，由亲英的福建派统管，这又为英国提供了新的机会。当时，英国急于与蒋介石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发展关系。这恰好符合中国海军的心愿，他们正在寻求外援来填补金库的不足，而且还可能得到几艘新舰（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已大幅度地削减了海军军费）。　
经过一年频繁的谈判，杨树庄将军与英国驻华公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达成中英海军协定，协定主要条款如下：　
1．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战时。不得要求英国海军使团成员参加交战行动。　
2．一旦中国与他国交战时，中英海军协定可以应双方任何一方的要求而终止。　
3。英国使团团长可以直接与中国海军部部长会面，并就与使团有关的问题或海军部长要求的问题行使顾问权。　
4．中方派20名军官赴英进行海军高级训练。　
5。中国政府应就英国使团团长所指出的机密问题严守秘密。　
6．不得主动要求在中国政府服务的英国官兵参加镇压骚乱或反叛的活动。　
7．中国政府宣布不久将向英国或北爱尔兰订购海军舰艇。　
虽然英国海军使团在华继续工作到1936年，但没有获得多少成果。事实上，英国再次参与对中国海军的援助活动可能只是为了收集情报。因为那时蒋介石并不是英国的朋友，他已开始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帮他平定军阀扣镇压。随着蒋军在作战与组织形式上越来越德国化，英国人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实际上，英国决定延长其海军使团合同期限之日，正是在蒋介石对购买德国潜艇发生兴趣，并于1934年聘请一位德国海军军官作顾问之时。（注：德国海军顾问奥尔特维。拉弗海军上校是位火炮与岸防专家，他在中国的活动包括拟制南京、上海和宁波周围沿海地区的防御计划）后来，一位英国高级顾问曾向美国海军武官透露说，他正在做与他的德国对手“同样的事”。　
美国　
在辛亥革命前的1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两次变化。在早期，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目的是想在中国保持商业机会均等，尽管投资机会并不均等。后来，菲兰德。诺克斯继任国务卿。他实行金元外交政策，力争商业和投资机会均等，并为那些鼓吹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人大开绿灯。　
伯利恒钢铁公司合同　
在诺克斯任国务卿期间，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于1911年与中国签订了一项数目可观的海军合同。满清政府垮台时，该项合同并未取消，在以后的20年中，中、美海军关系始终围绕着中国后续的历届政府是否承认这项合同而波动。美国内部的利害冲突促使了英、日的反美情绪。　
当时，伯利恒公司在华利益的主要美籍代理人是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吉利斯海军中校。他在1911年为伯利恒公司争得上述合同出过力，而当时他的这些活动需要他脱离美国海军。可是，他于1912年又被海军召回服现役，并被派到北京担任海军副武官，尽管当时美国司法部认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除了他的正常职责外，吉利斯还奉命继续协助美国公司工作。两年后，他正式退役，并继续留在中国，接受了美国几家造船公司（包括伯利恒公司和电船公司）的聘请，年薪为6000美元。　
1913年12月16日，中国当局同意遵守1911年与伯利恒公司签署的合同。该公司派其副总裁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到中国与吉利斯一起开展工作。两人到福建拜访了刘冠雄将军，并游览了中国沿海。在这期间，他们发现中国海军已不想再购买军舰，而对建设一个海军基地感兴趣。他们立即向刘冠雄提出两个方案，一个需资2070万美元，另一个需资4600万美元。他们提出福建省三沙湾最适合作海军基地，并要求聘请美国海军顾问来负责这项工程。　
一月份他俩回到北京后，上述基地建设方案遇到了重重阻力，根本找不到人为中方的契约担保。当时，谣传说，中国与英国正在就聘请海军顾问一事进行谈判（中国害怕聘请美国海军顾问会引起日本人的不满）。此外，他们还惊奇地得知，中国正在奥匈船厂建造巡洋舰。　
吉利斯认为，在伯利恒的合同问题上英国人经常在背后捣鬼。约翰斯顿返回美国后，曾收到吉利斯的来信，信中说英国人“在千方百计地欺骗我们。”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怀疑才被人们暂时忘却。美国海军部和国务院也暂时终止了伯利恒合同。　
进一步谈判　
但是，在1915年1月，中国再次激起吉利斯的兴趣。他们向他提出请美国资助中国军官赴美考察潜艇的建造和使用。到同年夏天，吉利斯已为电船公司在新伦敦安排接待中国的魏瀚将军和30名海军军官。（注：魏瀚的背景与经历同其他中国海军高级军官不同，他是福建人，毕业与福州船政学堂法文班，1878年，在法国瑟堡学习，两年后，又去德国监造“定远”号。到1887年，他已在福州船政局负责造船，此后，他以工程将军的身份在各个船厂和兵工厂任职，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1912年晋升为海军中将）　
一位现代学者评论说，魏瀚一到美国就宣布中国需要建立一支200艘潜艇的舰队。这一言论确实极大地鼓舞了吉利斯和电船公司。美国海军部也开始认真研究培训中国人的问题。不久，美国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批准了中国人在美国潜艇上受训一事。他还得到中方关于不得将训练期间接触到的机密泄露给任何其他国家海军的许诺。　
当时，中美双方认真讨论了购买美国潜艇的问题。伯利恒公司也参加会谈，因为在潜艇制造方面它与电船公司有密切的合作。伯利恒公司的副总裁查尔斯。M。施瓦布告诉魏瀚，他愿意贷款资助中国购买12艘潜艇。随后，他在圣迭戈国家市政银行暂时为中国贷到一笔款项，这笔约计600万美元的贷款是靠无担保的中国契约贷到的，电船公司为防止日本阻挠，还通过“走后门”，以智利的名义订货，然后再将潜艇转交给中国。　
所有这一切努力都随着袁世凯称帝未遂而化为泡影。由于中国政局恶化。参加购买潜艇谈判的双方都开始失去兴趣，到1916年，此事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中美双方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达成一项海军双边协定。1921年，中国新任海军部长李鼎新通知吉利斯。中国还想讨沦1911年的伯利恒合同。消息传到华盛顿，引起国务院强烈的反对。美国远
东事务主任约翰。V。A。麦克默里上书国务卿查利斯。埃文斯。休斯说：　
“中国海军是个不讲信义的政府部门，它在很大程度人为一小撮闽籍官僚所把持。这些人根本不打算——确实也未曾想过——要使海军成为国家的一个军种。过去他们订合同讲条件，总是首先以是否对他们自己有利为转移，其次才考虑其他国家。然后，他们又在几个感兴趣的大国之间制造事端，以逃避履行他们为达成协定所许诺的义务”。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　
尽管麦克默里上书反对，中美还是进行了秘密谈判，不过谈判进展缓慢，拖了三年之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碍于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一系列对太平洋国家的海军问题有重要意义的决议，其中包括：　
1．废除英、日联盟。　
2．通过一项海军协定，限定英、美、日三国的主力舰建造比率为5：5：3。其中还有一条重要的限制性条款规定是，美、英两国同意今后不在新加坡以东、夏威夷以西海域继续建立海军基地。　
3．日本同意撤出山东省和东北亚大陆（包括东西伯利亚，但朝鲜除外）。　
4．通过一项九国条约，承认“门户开放”，承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将来召开会议以讨论取消在中国的条约问题。　
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协定对中国有利，但其他一些事件说明了这些协定严重妨碍了中国海军获取外援。1932年2月，即华盛顿会议休会之后一星期，李鼎新将军就与美国驻华武官接触，并提出美国是否愿意为中国造舰和培训海军人员。这就是说，李将军不顾华盛顿会议的有关规范，执意要美国答应援助中国海军。　
当时，伯利恒公司和通用公司强烈要求支持中国，但美国国务院坚决反对。例如，麦克默里就反驳说：　
“中国是一个动乱的国家，正摇摇欲坠，美国不能拿上百万元去供中国海军集团为维护其宗派统治而挥霍”。　
此时，中国海军部对华盛顿的反对态度并非一无所知，它向美国保证，中国的意图是建立一支可靠的海军以保护外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在致伯利恒公司别总裁阿博尔德。约翰斯顿的备忘录中，中国海军部承认“中国海军已卷入政治”，但是，有了外国援助，它可以再度成为国民控制下的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工具。海军部的备忘录中根本没有提到有关造船数量与规模问题，也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保持这项合同问题。　
当上述这些意见正在私下交换时，中国无法知道美国国务卿休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