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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为此，罗瑞卿建议恢复同苏联的正常关系，并建立起统一战线。罗瑞卿还认为，中国的武装部队应加紧军事训练，把少量的时间用于政治活动。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他的批判来看，罗瑞卿既赞成继续发展核弹能力，又赞成常规武器和部队的全面现代化改装。不过，他的主要罪行是建议废除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取而代之的是加紧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战略。　
罗瑞卿还主张积极地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后来他因命令海军舰艇前出到近岸水域以外去活动而受到指责。据报道，他不履行指挥程序，直接命令福州军区司令员攻击的舰船。他对福建的海军部队说，他们“可以主动地对敌发动攻击，为了不错过任何战机，可以先斩后奏”。1965年11月13日，海军的8艘小艇同的2艘较大的炮舰在金门附近海面进行了2小时的激战，双方兵力均受到损失，损失了最大的一艘扫雷舰。　
两星期后，罗瑞卿为此作了检讨。有趣的是，这次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林彪宣布击沉扫雷舰是“突出政治”的结果，是“坚决贯彻****和****军委指示的结果”。可是，6个月以后，罗瑞卿却被指责在指挥福建海军作战中目无上级领导。****工作组明显地反驳了林彪的上述声明，它指出：　
关于福建沿海对敌斗争问题，******、******和****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仅是与&；#215；匪（指蒋介石）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是个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因此，对&；#215；匪（蒋介石）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要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来考虑，尔后由******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来决定。不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得到******的批准，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局部情况出发轻率地采取行动。罗瑞卿不请示******、******和****军委就摄自命令&；#215；&；#215；（福建）军区从&；#215；月&；#215；日进行海上作战。　
这些声明很有意思。首先，它们清楚地表明党直接参与海军的战略决策，并且对在潜在的紧张地区（至少就台湾海峡来说）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最后发言权。其次，这些声明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和政治两派就党如何实施对军事的领导存在很大的分歧。对于整个军事组织体制，罗瑞卿与解放军政治派的意见也大不相同。后来他被指责说：企图撤销某些军区，扩充主力部队的力量，贬低民兵的作用。罗瑞卿还想把指挥和控制权集中起来。尽管他的建议多数是合理的，但却很少被采纳，其原因之一是，这样一种制度将会削弱军区司令员的权力，而这正是他们决不容许的。　
因为罗瑞卿的许多批评正是冲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他的直言不讳不可能不引起反应。反应的任务落到了林彪头上．当时他也许同意罗瑞卿的某些观点，但不管怎样他必须保卫毛泽东的路线。林彪又得到解放军政治派、各大军区和****的支持。他和他的支持者发表文章对罗瑞卿进行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指使李作鹏海军中将首先作出反应。李作鹏的文章题目是“战赂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翻版。文章驳斥了罗瑞卿在对美国入侵越南问题上的冒险主义，指出中国必须采取审慎态度，不能盲目冒进。李作鹏还批评了那些当时主张与敌人（可能是指在越南的美军）交战的人。李作鹏的意见是，中国和河内应该运用游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击破”。据这位将军说，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改变局势的最有效的作战方法。”有趣的是，他的文章发表10天之后，解放军便取消了军衔制，这件事似乎证明了解放军政治派的力量和胜利，因为武装部队目前正需要重新恢复1955年以前非正规的、无等级的军事制度。　
5个月以后，林彪亲自投入了这场争论。他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声明，它攻击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核威慑战略的拥护者。林彪重申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解放军自力更生的主张，从侧面表示反苏情绪。当谈到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时，林彪写道：“在解决武器装备方面，我们自己也制造一些武器，但是主要依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装备白已。……外援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林彪声称，有些人“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成完全是由于外国的援助”的说法是荒谬的。看来，他拒绝了中苏关系缓和的任何可能性。　
林彪在文章中还再次强调了******的持久战理论，并警告大家，现在美国比中国强大。他攻击那些声称“核武器、火箭军决定一切，民兵不过是一堆肉”的人。至于中国对越南的态度，他也毫不怀疑。　
一个国家的革命，一个国家的人民战争，是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应该也只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如果不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一味依赖外国援助，即使是依赖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即使胜利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林彪和罗瑞卿的战略争论集中体现了政治理论家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为统一政治和军事所作的尝试，却在这两派的对立相互相攻击中结束了，结果进一步加深了技术和政治的分离。　
这一争论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特殊的背景。文化大革命阶段，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系统都受到了新一代革命者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在很多方面又恢复了中国最坏的传统——相信中国的政治中心地位，文化优越和经济自给自足。正象过去一样，这些观念必然会压制海军的发展。
第458章龙的航行1966至1
　　　　　　　　　　　林彪和罗瑞卿的战略争论是一场较大的权力斗争，是一场理论家与必然出现的新兴的海洋派之间的斗争。新兴的海洋派是以1959年改选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总****、**********（同刘少奇一起）的邓小平等党的老干部为首的。这两位资历很深的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命运有赖于思想领域内更多的自由和人权或文化权；不要突出国内外阶级今争；采取“资本主义”工资制和物质刺激的方法改善经济；学习或借鉴国外技术；提倡坚强而有效的集体领导而不是靠个人的独裁；重视军队现代化建设。刘少奇和邓小平还赞成通过买船和租船来改善中国的海军和商船队。他们感到，如果中国人不虚心地学习国外的设计和生产技术，任何大型船舶的建造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就是1966年夏天成为运动焦点的“灰色”问题，当时周恩来总理表示了形势的严重性。他解释说，中国人要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彻底肃清几千年来在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提倡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还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一小撮披着外衣进行卑鄙的反运动的坏分子。
虽然******讲话并没有煽动中国人公开采取暴力行动的意图，但仅仅过了3个月，主要由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北京群众大会上受到高级领导人的接见，l00多名红卫兵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的影响似乎已大为削弱，在出席者名单中他的名字被排在后面。很明显，林彪已作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在出席者名单上他名列第二，紧接着毛泽东。
两星期之后，红卫兵运动变得更加猛烈，整个中国的法治和秩序遭到破坏。个人的家舍被抄，财物被搜查，许多人受到公开审问。有些人当众挨打受辱，被迫挂牌游街。
可是，红卫兵的行动很快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应。早在1966年8月和9月初，许多城市开始成立反对派组织。不久，就发生了公开的武斗，但红卫兵仍继续得到权威人士的支持。据9月4日北京广播电台报道，红卫兵称林彪是他们的领袖。同时，毛泽东夫人，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小组副组长，也开始出现在红卫兵的集会上，并呼吁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
到1967年1月，毛泽东的对立派的失利已经很清楚了。毛泽东和****委员会批准一个决议，把解放军的指挥权实际上完全交给了林彪，反毛派想得到军队支持的任何希望也都破灭了。毛泽东夫人被任命（自命）为新成立的军队****领导小组的顾问。不久，消息透露说，刘少奇遭到公开批判，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同样受到冲击、被迫作公开检查。紧接而来的是清洗。
在武斗逐步升级和一些红卫兵组织失败的情况下，军委宣布了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命令。很多城市出现了拥护毛泽东的组织。红卫兵纷纷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以取代传统的市委和人民政府。武斗和全面动乱更加剧了。1967年2月，解放军开始承担起平息动乱的治安任务。这一介入是必要的，因为运输受到了阻碍，春耕计划也没有完成，许多政府机关的日常工作受到影响。
1967年夏委，武汉发生一起重大的叛乱事件，武汉军区的部队公开反对亲毛分子，拘留了北京派来调解冲突的两名主要代表。周恩来亲自飞抵武汉，同军区司令员协商，这两名代表才被释放。　
接着又是新的武斗和更多的领导人被清洗。最后，解放军的全面介入才结束所有这些活动。1968年初、解放军开始逮捕红卫兵以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一个之后，国家仍处于混乱之中，并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　
1．废除各级党委的领导，由军队接管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工业和教育机构。　
2．许多有影响的毛泽东的反对派人物被清洗。有些部门由于失去了这些有管理才能者的领导出现了无穷的后患。　
3．新的领导成员——所谓的激进分子或政治理论家获得优势。他们技术排外、坚决反苏，并赞成人民战争学说。　
4．公安部门遭到严重清洗，军队担负起社会治安任务。　
5．国家遵循了—种仇外的外交政策，其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6．学校体制被彻底破坏，需要用10多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建立。
海军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海军仍在继续加紧进行训练。但是，重新强调政治教育又引起了海军领导内部的严重分歧。这种紧张的关系最早产生在林彪同罗瑞卿争论的时期，并牵连到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　
苏振华早期就受到强硬的务实主义者邓小平的影响。1949年苏振华在邓小平领导的军分区任职，1953年随邓小平调往北京。以后两入就再没有回地方工作。同年，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副政委。以后他的经历是一帆风顺的。l　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1956年当选为****候补委员。—年后任命他为海军第—政治委员。　
苏振华的方针是要增进红与专的紧密结合。他对执行六十年代初期精心制定的红专规划是根起作用的，但他好象更倾向于专业技术。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干部，他能够熟练地通过思想工作来达到较现实的目的。　
例如，1966年1月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中”。总部发出若干命令，要求部队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的领导，增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感。　
为贯彻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