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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终端联机系统也逐渐网络化，集团军数百部汉字终端机联网成功，总参谋部能直以指挥系统管制军内各师。翌年10月17日，38军首次进行自动化指挥作战演习，军司令部内有两部大型计算机与20部小型计算机，作战指令几分钟内即可由司令部下达到营级，在演习中使用IBM　PC…AT级的计算机影像显示系统，VAX785、MICROVAX　II和国产JH系列中文计算机等当时先进设备。同年中…共　指挥自动化有重大突破：语音汉字输入计算机、手写汉字联机识别系统、语音识别计算机，拼音汉字编码技术相继面世，计算机卫星通信也实验成功，并建立卫星通信网，全军计算机联网实用化，炮兵指挥接近全自动化，这些成果为38军实现全面计算机化贡献良多。
1991年9月18日燕山综合训练场上，自动化指挥中心当着****军委、国务院官员及上千军官面前展示。当38军军长激活遥控器，蓝军阵地和纵深地形、地貌、道路网、方位物、支撑点等全部投影到大型屏幕上，口述的命令立即实时显示出来。同时计算机文书处理员马上把命令印成电文，从命令下达到电文发出只用了10分钟，整个演习百分之八十作战文件和战情分析都用计算机完成。指挥官可直接与前沿任何一级作战单位通话，这种计算机化程度即使到现在总体上仍不至于很落伍。
10年之后，除了战斗文书已全部以计算机处理外，负责指挥自动化工程的总参61所又为该军配置了新系统。6月中旬38军某机步师在太行山远程机动演习中，使用了该师参与研制的师团两级野战指挥自动化系统，加倍提升机动指挥效能。该系统由机步师内外10多个机构携手合作，在原有基础上改革。
另外，该师还开发出江河湖泊桥梁兵要地志、战标图等各种软件上百套，采用网上对抗等多种方法，研究机动跨越江河天险、三栖运输装载等手段，累积了大量资料和数据。另据消息指出，7月10日上午在通信指挥学院仿真训练实验室内；包括来自38军的各军兵种、各战区和多名师级军官，进行师级计算机兵棋推演，仿真登陆与反登陆战法。红军的数字化部队由师级主官担任，与虚拟的蓝军在计算机上厮杀。红军首先通过计算机网络，向蓝军指挥中心发动电子****和病毒入侵行动。同时海空火力也向指挥设施和要点进行火力突击，蓝军通信节点惨遭点穴打击，一开战，四成军事设施陷于瘫痪；二些红军军官甚至破译了对方密码，以计算机网络破坏其「国防部网站」。残存蓝军关键通信节点并未逃过打击，几分钟的数据分析处理后，作战方案在计算机上形成，M族飞弹以及红鸟巡弋飞弹随即将之彻底摧毁，C3I受到致命打击的对手防线接连崩溃，红军轻易登岛成功。在这个明显针对台湾的演习中，清楚反映出解放军大致的攻台战术，也使人更清楚了解38军在这方面担当的角色。
解放军总参谋部5年前在教材中承认，在指挥系统自动化方面中国与世界一水平差距约15年。然而5年过去了，在指挥系统对抗战中各国又发生了不少变化，就以中…共本身来说随着大量中、俄、以色列的机动电战系统加入成军，以及每年大量中…共　产软件编成，这个差距正日益模糊化。
七、38军的数字化建设
1997年3月15日，美国陆军在加州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了为期2周的数字化特遣部队高级作战实验，这是继1994年进行的营级数字化演习后美国陆军数字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参与实验的蓝军数字化实验旅，由第4机步师第1旅担任，红军是国家训练中心的第11装甲骑兵团（旅级编制）。前者配备2亿5千万美元的改良型实验兵器及通信系统，以新的军事革命作战理论为依据，采用新的作战编制，并由第4支持营提供后勤支持。后者则采用传统和略加改良的苏式战术和类似的武器。此次实验共进行了8次演习，其中红军6胜1平1负，蓝军1胜1和6负，也就是说数字化旅全盘败北，而且败得比平时更惨。例如蓝军的毁伤概率就比平时训练时装备比其它旅要少，但因为敌我识别欠佳，误伤友军比前更多，高达30起。即使如此，军方仍认为实验取得圆满成功，国防部长科恩更是数字化部队的坚定支持者，他并认为经验应推广到各军兵种所有领域。
在38军同样存在类似的部队和实验，1995年正式开始。目前军已完成首阶段数字化实验，刚完成第二阶段升级试验，包括数字化步兵、侦察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电子对抗兵、陆军航空兵、自动化光纤多媒体高速指挥控制网络等实验，其中炮兵、装甲兵、通信兵的实验成果已被应用于改造现有装备或新型装备上，产生了很高的效益，并向各集团军演示推广。
在试验中该军发现这些昂贵的数字化设备，除了可靠性和稳定性有提高外，敌我识别也大有问题。另外与美军相同的是作战时的成本效益不太好，胜负仍未产生一面倒的情况，因此曾经颇有争议。但因为通过论证研究发现，长远而言其成本效益势必倍增，而且是新军事革命的不二法门及早日追上先进军队的快捷方式。
透过实验，38军也体认到新的数字化装备的确能提高部队战斗和效能，同时也发现和装备的潜力并未全发挥出来。其原因首先是虽然实验部队已用了较长时间熟习装备，并将之进行日常训练，还制定了新战术和使用守则，但与使用现役武器和战术的部队比较，因为理念和运用方法上往往完全不同，在传统思维未完全消除的过渡期内，实验部队潜意识上往往以传统的习惯操作新装备，使得部队和和武器熟练使用上事倍功半，效能大打折扣。
第二是部队在接收数字化装备后，都会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新装备研究、新编制研究和新理论落实上，并因应士兵计算机知识不足作强化训练，因而使士兵的基本作战技能、体能训练和战术训练受到压缩，影响正常任务的执行。这个弱点使正常时候能够较易取胜的实验队变得信心不足，可用直射火力解决的问题有时也会呼叫后方火力支持，变成开始依赖远程打击武器消耗敌人。为此军部已找专家研究一套心理法纠正第一项问题，同时研究一套均衡合理的训练时间分配方法克服第二项问题。
美军的数字化计画已因客观因素延迟，要求在今年内建成第一个数字化师，在2006年建成第一个数字化师，到2020年全陆军实现数字化，比原计画晚了10年。至于全陆军实现信息化则是2050年的事，由此可见目前军事数字化热潮炒作成分居多，真正的数字化战场大概要到半个世纪以后。
中…共　已在38军建成一个实验性数字化营，从时间和规模来说，比美军约落后6年。中…共　希望在2年内建立首个数字化师，把和美军的差距缩小到4年，在2010年时与美军并驾齐驱。随着下一轮裁军和军费的增加，中…共陆军也希望在2020年实现数字化，至少将和美军的差距控制在2年左右。为达目的，中…共　陆军打算由38军开始，分两步建构信息化部队，第一步是在原编制不变或小变的情况下完成数字化，以镶嵌法增强现装备数字化作战能力，例如配备数字化通信设备、敌我识别系统、侦察系统、抗干扰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第二步是依据最新的信息战理论，从根本上改革部队编制体制，才能全面实现信息化。从发展方向和步伐来说，中…共和美军十分接近，原因是彼此互为假想敌，加上美军执世界军事牛耳，参考美军并不出奇。与美军不同的是，中…共　并不追求全面的压倒性技术优势，受限于财力，仅有半数部队会实现数字化。
透过数字化实验，38军发现在作战速度、杀伤能力、生存能力三项指针中，进步最显著的是作战速度，也就是说数字化部队有加快战争进程，减少消耗的神奇效果，目前亦循此途径而努力，未来集团军将会缩小为军。
在整体合成战力上，军方希像38军这类重点集团军能足以抗衡美军2个重型师或3个轻型师。以美军标准而言，像第一装甲师、第一骑兵师、第一机步师等属重型师，而像第82空降师，第101空中突击师，第10山地师等属轻型师。目前38军的综合战力达到最高，高于中…共建政以来任何一个时期，以目前最强的第7装甲师（装备98式战车）来说，除了日本北海道的第7装甲师在战车性能上互有长短外，综合战力在整个远东无出其右。据此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总参谋部的希望并非凭空想象，当然在目前两岸形势下，38军有多少会用于台海，恐怕有更多人关心
第8章和平传统与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命题正引来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海内海外在感受到中国发展所显露出来的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走向的诸种不确定性充满了疑虑。如何在不可阻挡的“文明复兴”意志与内外的担忧之间建立平衡，将中国的“崛起”引向积极稳妥的方向？我们所应当仔细考察推敲的，也许是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特定战略传统，作为战略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传承性的要素，它们仍会顽强地生长在现在，或明或　
暗存在于战略思维中并作用于现实的战略抉择。历史能够为人们说明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人们提示很多东西。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和平传统及其历史表现，对当下的“中国崛起”命题，正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丰富的智慧资源。
一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对于和平的传统追求与理想吗？首先来看一些对中国颇有认识的外人对中国的看法。
第一个要提到的是英国人罗素，就是那个被誉为“世纪的智者”大哲学家罗素。他曾在1920到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又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自己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又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是非常骄傲的，骄傲到什么程度呢？“骄傲到不屑打仗”。罗素先生意下，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经习而成瘾，他说他很少看到心胸这样宽广、对什么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民族。
光是罗素一个人在那里说中国人爱好和平，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不定这是罗素先生给予中国人的廉价恭维呢！再来看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此公所写的《历史中的英雄》，很是有些影响，在这本书里，他并没有专门谈论中国怎么爱好和平，而只是在探讨民主国家需不需要英雄这个问题时，顺手带了一句，“中国的一句谚语告诉我们：‘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谚语中含有的情感适切地道出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经验和智慧。如果那些为了英雄的光荣而受害的牺牲者们情愿表达意见的话，他们一定会带着悲叹、哀泣和咒骂来摹拟这句朴实的言语，不仅中国是这样，而是世界到处如此。”　＇1＇胡克的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那时的中国正在与外来的侵略者展开着战争，他信手拈来就举出这么个例证，无疑更有着意味，想来他也是受成见所影响，所以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说出了这句话。＇2＇
其实，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泛滥的那段时间，也不妨有人在谈论着中国的和平主义。当时一位有地位的英国人反驳“黄祸论”时，曾说过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