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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都城-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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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北京改称为京师，应天府重新改称南京，作为陪都。
清朝迁都北京，称之为京师顺天府，又以旧都盛京为陪都。
综上所述，上述城市之所以被选为陪都，主要由于它们是：——前一王朝的首都。如东汉的西京长安，三国曹魏的许昌。
——皇帝的家乡或“龙兴之地”。东汉的南都南阳、三国曹魏的谯，明代的中都凤阳府，都是开国皇帝的家乡。唐的北都太原则是高祖起兵的地方，为“龙兴之地”。
——王朝初期的首都。如明代永乐之后的南京，清代的盛京。
——皇帝曾经出征或暂住过的地方。如唐的蜀郡、凤翔府，北宋的大名府。
——政治状况有很大不同的地区的中心。如辽的东、南、西等京。
——在政治经济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地方。如唐朝的东都和东京洛阳。
——军事重镇。如燕的下都、三国吴的武昌。
——实际的权力中心，如东魏时的下都晋阳。
就政治职能与地位而言，陪都根本不能与首都相比，在一般情况下，陪都不具有全国行政中心的职能。大多数陪都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特别是那些因系开国君主的家乡、“龙兴之地”，或因某一位君主的经历而升为陪都的，一般仅具都城之名，而无全国行政中心之实。东汉、三国等朝以前朝首都为陪都，主要是要体现新王朝继承前朝的政治合法性，以迎合士大夫阶层的正统观念。渤海、辽、金的每一陪都实际只是每一特定地区的政治中心。
在全国政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陪都，只是少数，以西周的洛邑、东魏的晋阳、唐代的洛阳、辽的南京最为著名。西周以洛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东魏高欢手握重兵，建大丞相府于晋阳，在此发号施令，晋阳成为实际的首都。唐代建洛阳为东都的目的，在于洛阳为全国漕粮中心，是控制东方的要地。唐高宗、武则天曾长期驻在洛阳，在那段时间中，主要国家大事都在洛阳决定，洛阳实际上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武则天改唐为周，干脆将首都迁到洛阳。辽代上京临潢府只是偏于一隅的政治军事堡垒，经济重心在南部的燕云十六州，南京实际是全国经济中心，政治上也有重大影响。
第六章 何处是天下之中——统一王朝都城转移的原因
在秦统一以后的2000多年中，五大统一王朝的都城，即经历了重建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迭为都城的转移过程。隋唐以前，西安和洛阳为统一王朝都城所在，二地交相成为首都。北宋以后，首先在靠近江淮地区的开封定都，最后作长距离跳跃，定都于华北平原最北部的北京，中间长江流域的南京又作过几十年的国都。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具有几百年建都历史的古都衰落，失去统一王朝都城的尊贵地位？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原本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一跃而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导致都城转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据司马迁《史纪·周本纪》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经营洛邑，赞美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让全国各地来京师进贡纳赋的里程大致相等，并便于都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确是历代开国君主选择都城时考虑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天下之中，常会随着国家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即使居于天下之中，如果群山耸立，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被选为都城。因此，“居中”还是“不居中”，都是相对而言，并不容易确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阳、开封稍为居中一点，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五大古都变迁的轨迹，可以看到，西安、洛阳、开封三个古都成横线排列在我国中部，恰好都在渭河一黄河南岸，是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区，而北京、南京两个古都则成纵线，排列在我国东部，位于古代中原的边缘。如果以时代加以区分，位于中原腹心的三个古都建都时间在北宋以前，相当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位于中原边缘的北京、南京建都在元明清，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五大古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趣排列，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古代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中枢和最大的军事堡垒，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其家属、臣僚、军队、奴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务人员的居住地，居住首都的贵族、官僚、富商和形形色色的大财主一般说来都超过其他城市。出于充实都城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通过移民等措施，将首都建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首都一般也是全国最大的粮食和日用品消费地。而且，都城人口的大多数不是农民、手工业工人等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而是大量生活品的消费者。换言之，都城的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都依赖外地的供应。在现代交通工具使用以前，长距离运输大批货物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花费很多的时间。今天自北京乘飞机到杭州不过两个小时，乘火车也只要20个小时，而古代利用当时最便捷的船只走大运河，也要二三十天。因此，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设在经济发达或靠近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比较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
西安、洛阳、开封三个早期古都都位于黄河流域，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远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大、土质疏松。在当时使用木制或石制生产工具的状况下，开发北方无疑比开发多山并且沼泽沮洳＇juru巨入＇、丛林密布的南方要容易得多。因此，虽然南方、北方都有不少具有较高水平的古文化遗址发现，证明我国文明发源地并非仅仅集中在黄河流域，但是，只有易于较早开发并且地势低平的华北平原，最早由一个个面积较小的文明点发展为大面积的文明区。因此，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并以此为基本统治区域。此后直至隋唐的漫长岁月中，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早在战国时代，今天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就被苏秦誉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占天下人口1/3，但财富占天下6/10。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也很富裕，由于贴近华北平原，交通便利，还可就近取得黄河中下游其他地区的粮食和物产。因此，在秦统一以后直至唐朝灭亡以前这段漫长的时间中，统一王朝的都城一直在西安和洛阳二地打转转。不过，就定都时间看，还是定都西安的时间较长，洛阳担任都城只是这一过程中间的200余年。
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唐以前北方地区经常存在着关中和关东两大区域利益集团。秦、西汉、隋、唐的开国君主无不是以关中为基地，征服关中，统一天下的。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农业条件居西北之冠，周围山环水绕，易守难攻，但又独开东面便于逐鹿中原。因此，定都于此，便拥有制服关东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地理上的优势。
除此之外，西安面对中国的西北方向，经过河西走廊便进入西域地区，翻过黄土高原即进入蒙古大草原地带，西面不远又与青藏高原毗邻。定都西安、洛阳的时期，正是来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参加中原逐鹿的时期，秦汉的匈奴，隋唐的突厥、黠戛斯、薛延陀、吐蕃等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的武装力量进入中原，分别由北面和西面指向关中平原。此外，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以今西安为起点，是当时我国主要对外交通线。汉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统一王朝积极向外开拓，在军事、外交、国际贸易上都十分活跃主动，西安的地理位置显然便于汉唐王朝开展上述活动。
洛阳在西安以东几百公里，北临黄河，是一个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较西安更为适中，水陆交通更为方便。但是，它位于关东和关中两大利益集团的结合部，素称四战之地，周围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为长期抵御的凭借。而且，盆地面积较小，农业资源无法与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相比。另外，离各游牧民族政权所在地区和丝绸之路较远，有鞭长莫及之感，也不便于开疆拓土和开展外交和国际贸易活动。
在西汉时代，洛阳的地位是无法与都城长安相比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反旧制，定都洛阳，为的是经过两汉之际的战争破坏，长安宫室荡然，生灵涂炭，难以迅速修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刘秀主要是凭借着关东地区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夺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将领出生于关东的南阳和河北地区，定都洛阳，靠近他们的故乡，并可以凭借关东实力去控制关中。西晋王朝是三国曹魏政权的沿袭和发展，都城因袭不变，仍定都洛阳。此外，西晋初年蜀国已经消灭，但吴国仍占据长江中下游。洛阳较西安靠近江淮地区，定都洛阳也便于统一天下。
隋唐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屡遭战乱，关中生产条件有所恶化。如汉代灌溉田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白渠系统，唐永徽中灌溉面积只剩万项。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消费欲望增大，政府机构膨胀，官员及家属人数大增，对关中以外地区粮食与物资依赖加重。因此，每年都需要把大量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运运到长安。但是，黄河三门峡自古以水急礁多不便行船闻名天下，此外渭河含沙量很大也不利于航行，大大限制了漕粮运输的规模。为此，隋唐不得不把交通便利，特别是水运四通八达的洛阳建为东都。隋炀帝将都城迁到洛阳，唐高宗、武则天经常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洛阳，唐高宗一住就是一年以上，武则天几乎就是住在洛阳。唐高宗和武则天居住洛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就地消费来自南方和关东的漕粮和物资，史称皇帝“就食”，这就预兆着西安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历史即将告终。
唐中叶以后，北方战乱时间较长，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日益萧条。而秦岭一淮河以南地区，除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江淮地区有时受南北战争影响之外，其余广大地区都比较安宁，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反而由于大批掌握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北方人民避乱迁入而大大加快。唐后期南方已成为我国粮食和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地区，加上北方藩镇割据，粮食和赋税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粮和财政收入不得不依赖南方。此外，唐中叶以后丝绸之路中断，海上交通成为主要对外交通方式，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契丹族兴起，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使西安失去昔日便于开展外交、军事和国际贸易活动的优势。上述这些变化，使西安难以继续担任全国政治中心。开封居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比较靠近江淮地区，由于这一交通优势，唐后期以后地位日益上升，终于取代西安和洛阳，成为统一王朝都城。
不过，开封周围没有山河之险，又是历史上战争很多的四战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本人对建都开封并不满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选作都城的长安和洛阳，几次有往西迁都之意。他之所以最终没有迁都，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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