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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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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伯叔们，除了三伯世廉做官以外，其余的都在家当绅士，没有外出做过什么事。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这本来是合乎那个时代的“礼仪”的。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当我父亲8岁的时候，他嗣父保庆到山东候补。我父亲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随着嗣母牛氏前往济南。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入家塾读书。开蒙老师是王志清。后来，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他也就和嗣母随着到了南京。他人极聪明，但是不肯好好念书，经常外出玩耍，喜欢打拳、骑马、下棋、赌博。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喜欢骑着马四处游玩，南京的名胜如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地，都是他任意驰骋的好所在。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驯服的烈马。我父亲后来的弃文习武，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
他的嗣父有一个很得宠的姨太太，叫做金玉，是和牛氏不和的。我父亲当时年纪虽小，却能够在这两个人中间设法调和。因此，牛氏和金玉都非常喜欢他，并且还在他们丈夫面前，掩盖他那不好读书、不务正业的种种行为。后来他的嗣父死在南京，他才随着嗣母牛氏又回到了项城故乡，那时候他已经15岁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父亲始终跟随着他的从叔父袁保恒他是袁甲三的长子。。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我父亲回到项城的第二年，袁保恒从西北回来了。他看到我父亲的相貌，听到我父亲那善于应对的口才，非常喜欢。那时候他正在西北帮着左宗棠办理军务，因此就把我父亲带到西北去了。后来，他调到北京，再调到河南开封帮办赈务，都让我父亲跟在他的身边。他的想法是：我父亲如果长久住在项城，容易见闻寡陋，不如跟他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扩大眼界；另一方面还可以督促我父亲用功读书。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请了几个比较有名望的人教我父亲学做文章，学做诗，学写字。但是，我父亲依然不肯好好地用功，特别是对当时的八股文不感兴趣。他所喜欢的，却是老师们所禁止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的一些书籍。他读书的成绩虽然不很好，可是他从叔父让他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却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才能。
过了不久，袁保恒在开封病死，我的父亲再次回到了项城。那时候，由于他喜欢多事和好出风头，所以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一个文社。这个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必需的费用，都由他一人负责筹办。大家就由于这个缘故，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因此邻近各县的许多读书人，都知道了他的姓名。当时，徐世昌正在淮宁县署里做着塾师，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就专程来拜访。两个人见面畅谈，极其融洽。特别是他们对于反对八股文的意见，完全一致。后来，徐世昌准备进京应试，我父亲晓得他的盘费不足，就资助了他一些钱。使得他顺利地前往北京。这便是我父亲和徐世昌订交的开始。
在这期间，我父亲曾先后应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他盛怒之下，就把过去所做的诗文完全烧毁。后来，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这个害人的科举制度，也就由此而被废除。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这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大家公认科举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他既然没有考中，为了谋取一个进身之阶，就不得不另想其他办法。他所想的办法是：捐官。他的生母刘氏、嗣母牛氏，看到他有这个想法，就拿出她们自己的私房钱，帮助他进京谋事。可是他到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腥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赢去。他官既没有捐成，钱又输个净尽，正在落魄无聊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已经考中了进士、做着京官的徐世昌。徐向他问明究竟，便资助他回转项城。后来，我父亲从来不准家里人在平时赌钱，大概就是由于他本人受了这次教训的缘故吧。
从戎发迹
我父亲22岁回到项城。这时候他对于科举一途既已绝望，捐官的事情又成泡影，于是决定弃文就武，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
在此以前，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当时是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候他已经是22岁。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经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
我父亲自从到了庆军，对于军队上的一切事情特别有兴趣。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循着这个途径干下去，以便为自己将来的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因此，他事事留心，不辞劳苦，从而渐渐地取得了吴长庆的好感。
有一次是旧历年，营中循例放假3天。大批的士兵们有的在街市上闲逛，有的就在营中聚赌。那些士兵赌着赌着，偶然一语不合，就互相争吵起来，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事情越闹越大，双方各有几十人参与。他们互相射击，互不相让，因此双方都有一些人负伤。正在这营中秩序无法维护的时候，我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想到各营营官大部分已经回家过年，如果不立刻设法制止，那么闹来闹去，事情就无法收拾。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叫他为营务处帮办。
过了不久，朝鲜发生内乱，清廷于光绪8年1882年。派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我父亲也随军前往。从此，他就前后在朝鲜住了12年。
庆军进入朝鲜后，纪律很不好，不但任意抢劫朝鲜居民的衣服食物，甚至还时常有强奸民女的事情发生。朝鲜人民对此感到万分痛苦。这时，驻在朝鲜的日本方面的人员，对庆军军纪败坏的情形也异常不满。我父亲认为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必将招致朝鲜人民的反抗，同时也会引起日本方面对我们的轻视，结果“救援”朝鲜的使命势必难以完成。因此，他便向吴长庆建议，一定要严加整顿。可是吴长庆却认为孤军远征，身处异国，如果操之过急，怕酿成其他变故，不易收拾。我父亲一再向吴说明利害，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吴长庆终于同意了他的建议，并提升他为营务处总办，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他奉命以后，首先从各营抽调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他亲自率领，日夜巡查，遇到那扰害朝鲜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同时他还让执法稽查队的官兵回到本来所属的各营，分头宣传说明。从此，营中纪律就出现了一片严整的气象。
在吴长庆驻军朝鲜期间，我父亲曾奉命替朝鲜国王编练过一支亲军，名为“镇抚军”。此外，他还经常代替吴长庆出面，和日本、帝俄等国的使节办理外交方面的事情。后来，吴长庆的军队先后撤出朝鲜，我父亲仍然留在那里。他的名义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直到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他才奉命归国。他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好名声，为以后他在小站练兵以及后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我父亲便接受了“训练新建陆军”的命令，这就是一般所知道的“小站练兵”。他在经办这个差使的时候，深深地知道：当时官场中的惯例，仅有朝中大员对他的推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内线。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这时候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处馆。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我父亲就通过这个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等到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西太后很快地就批准了。这件事，李莲英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父亲是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但是他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跟着观看。他所以这样做，表面上说是监督查考，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他觉得“这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成为内行。据他自己说，他对小站练兵时期的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几乎都能认出他们的面目，叫出他们的姓名，并且还能大致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性脾气以及他们的长处、缺点。他还特别注意抓住发放饷银的事。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惯有的一些毛病，如吃空额、冒领等等，在每月发放饷银的时候，他一定亲自点名，按名发给。就由于他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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