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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柯尼注意到，副总统海伦·杜波里和中央情报局的头子西奥多。塔多也都来了。

他总是感到奇怪，一个女人竟会成为美国的副总统，他觉得这与科学提出的结论相违背，有朝一日，在他的大脑研究工作中，他也许能最终发现两性之间的根本差异，不过，他觉得有意思，幸好他没有发现，要不然非得吵得鸡犬不宁不可。

西奥多·塔比他怎么看都象个尼安德特人，成天忙忙碌碌，几乎毫无益处地做些密谋反对人类社会其他成员国的勾当。从长期来看，这种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徒劳无益的。

阿纳柯尼博士掏出一篇关于一种叫tachyop的假想粒子的文章读了起来，文章很有意思。这间屋子肯定谁也没有听说过tachyon这个词，他想。虽然阿纳柯尼博士的专长领域是大脑，但他有着各个学科的广博知识。

所以这会儿他考虑起tachyon这个问题来，物理学家们一直为此而争论了有二十年，如果确实存在阿切础，将会打破爱因斯坦的观点。爱因斯坦说过光速是宇宙中的极速，但tachyon运行得比光还要快，有些学者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论证，认为tachyon在一开始就比光的运行要快，但这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tachyon在物质存在上是负数，这在想象中是不可能的，但在实体世界中不可能的事情在神秘的数学王国里却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tachyon会产生什么？有谁知道？有谁关心？当然不会是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人，然而他们却都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一部分人，这本身就是个讽刺，tachyod可能比这些人做出的任何事情都更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终于总统走了进来，房间里的人全都起立致敬，阿纳柯尼博士把他的东西收拾起来。

他有一个办法对付这一类沉闷的会议，就是数别人眨眼睛的次数，很有趣，研究表明，眼睛眨的次数能显示一个人是否在撒谎，看样子这个会上眨眼睛的次数肯定不会少了。

弗兰西斯·肯尼迪穿一条舒适松垮的裤子，一件旧衬衫，外罩一个黄色开士米毛背心，尽管他目前困难重重，但看起来精神矍烁。

做了一番寒暄之后，肯尼迪说：“今天我们邀请阿纳柯尼博士也出席我们的会议，以判定恐怖分子雅布里是否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原子弹爆炸事件，同时也澄清一些新闻媒介对我们的指控，说我们这些政府里的人本来就可以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就找到它。”

海伦·杜波里觉得她非问问这个问题不可：“总统先生，在你对国会的讲话中，你语气肯定地说原子弹爆炸事件是雅布里全盘阴谋计划中的一部分，当时有何确凿的证据？”

肯尼迪早准备好了回答这个问题，一字不差地说：“我当时那么认为，现在也这么认为。”

“但有何确凿证据？”阿德布拉德·格雷追问到。

肯尼迪的眼睛同科利交换了一个眼神，很快又转向阿纳柯尼，和气地笑着说：“这就是我们来这儿开会的原因，要找出来。阿纳柯尼博士，你对此事有何高见？也许你能帮我们的忙。对啦，请你赏我一个面子，别在你的本子上盘算宇宙的奥秘了，你已经发现了足够让我们狼狈不堪的东西。”

阿纳柯尼博士一直在他的笔记本上划拉着数学公式，他就坐在总统的旁边，听出了总统的话表面是恭维，实质是责备。他说道：“我直到现在仍然不明白你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为什么不签署使用PET脑检测仪的命令呢？你们逮捕了那两个年轻人，而且《核武器控制法案》也赋予了你这种权力。”

克里斯蒂立即接口说：“如果你记得的话，当然我们正处在一个我们认为远远要比这重要得多的危机之中，我认为我们可以再等一等。格里斯和蒂勃特声称他们是无辜的，而且我们仅有的证据也只能把他们抓起来，但却不足以起诉他们。接着，由于蒂勃特的父亲事先就听到了风声，高价雇了一大堆知名律师威胁要给我们制造麻烦，所以我们盘算了一下，觉得还是等危机过后再处理好，也许那时能找出一点证据。”

杜波里副总统问：“克里斯蒂，你知道不知道是谁给老蒂勃特放的风儿？”

克里斯蒂说：“我们正在波士顿的电话公司里查找老茶勃特来往电话的原始记录，目前还没得到什么好消息。”“中央情报局局长西奥多·塔比说：“你们有那么多先进设备，应该早就搞清楚了。”

“海伦，你把他们引到枝节问题上去了。”肯尼迪说，“我们还是继续关键性问题。

阿纳柯尼博士，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科利是想分担一些我的压力，这正是为什么总统需要一个高级顾问班子，但不使用脑检测仪的决定是我做的，使用仪器可能具有损伤大脑的危险，从人道原则考虑，我不愿冒这个险，两个年轻人否认任何事情，而且除了那封警告信之外，找不出任何证据能表明确实有个原子弹。我们现在受到由国会一些人撑腰的新闻媒介的谩骂攻击，确实是不公正的。我想特别问一个问题，仅仅用脑检测仪对雅布里及那两个物理学小学者格里斯和蒂勃特进行检测，是否可以消除他们是同谋的疑问？是否就能解决这一切问题。”

阿纳柯尼博士干脆地说：“是，但现在情况木同了，你现在是利用《核武器控制法案》来检出证据好给他们定刑，而木是为了找出原子弹隐埋的地方，法案没有授权你用脑检测仪来达到现在的目的。”

“另外，”戴西补充说，“他们有合法的防卫辩护权，我们不能拿这两个年轻人做任何事情。”

肯尼迪总统冷冷地看了戴西一眼，“博士，”他说，“我们还有雅布里，我想让雅布里接受仪器检测，要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是不是有一个全盘阴谋计划？原子弹的爆炸是否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好了，如果他回答说是，那问题可能就复杂多了，也许这个阴谋还会继续下去，也许还会有比纽约的爆炸事件更可怕的悲剧，‘百名先锋’的其他成员可能会埋藏更多的原子弹，现在你明白了吧？”

阿纳柯尼博士说：“总统先生，你真的认为这可能吗？”

肯尼迪说：“我们必须消除这个疑问，我会作出决断，在《核武器控制法案》下，采取这种医学手段进行审讯是适当的。”

阿瑟·韦克斯说：“那指定得象炸了锅一样，他们会说我们是做脑叶切除术。”

尤金·戴西冷冷地说：“难道我们不是吗？”

即使在美国总统面前，阿纳柯尼博士也忍不住勃然大怒，“这不是脑叶切除术，”他说，“这是个脑化学反应的检测仪，受试者在审讯前后完全一模一样。”

“除非不出什么差错。”戴西说。

白宫新闻秘书马修。格兰迪斯说：“总统先生，测试的结果决定我们得发布什么样的声明，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测试表明在雅布里与格里斯和蒂勃特之间有阴谋关系，我们就清白了；如果没有关联，那你就得费不少口舌解释。”

肯尼迪突然简短地说：“我们商量一下别的事吧。”

尤金·戴西面向他读了一条备忘录：“国会准备把科利拉到他们的调查委员会前候审，兰姆勃蒂诺参议员和金茨众议员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而且在新闻媒介上大造舆论，声称司法部长克里斯蒂·科利是揭开骗局的关键人物。”

“使用行政豁免权，”肯尼迪说，“我作为总统，禁止他到国会委员会前作证。”

阿纳柯尼对这种政治事务感到乏味，开玩笑说：“克里斯蒂，你干嘛不自告奋勇接受我们PET检测仪的测试呢？你可以毫不含糊地表明你的清白，还可以测试程序是合乎道德的。”

“老博士，”克里斯蒂说，“我对确立你说的什么清白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清白是你他妈的科学永远不能确立的事之一。而且，我对用你那个脑仪器检测一个人的真实想法是否合乎道德也没有兴趣。我们在这儿不是谈论清白或道德，我们是讨论如何加强政府权力对社会的作用，在这方面你的科学毫无用处，就象你常说的那样，少在你狗屈不懂的事情上喋喋不休。去你妈的蛋吧。”

在总统及其助手们的这类会议上，很少有人不能控制情绪，而在副总统海伦·杜波里在座的时候口出污言的情形就更少了，因此在内阁会议室中出席会议的人都对克里斯蒂的失常情绪感到奇怪。

阿纳柯尼博士吃了一惊，他只不过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象大多数人一样，他喜欢科利，这人温文尔雅，看起来比大多数律师都要聪明。而阿纳柯尼博士自己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常常为自己懂得宇宙奥秘而自豪，但现在却因为几句玩笑话无端遭受这样的粗言俗语，这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所以博士不加思索地说：“你原来在中央情报局呆过，科利先生，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前的大理石石碑上写着这样的话——‘了解事实，事实使你解放。”

’克里斯蒂重又恢复了正常，他诙谐地说：“我没写那玩意儿；我也表示怀疑。”

阿纳柯尼博士的情绪也恢复了常态，他冷静下来开始分析，为什么对一句开玩笑的话竟出现了歇斯底里的反应？难道司法部长、这位美国领土上最高法律事实官员确实隐瞒着什么吗？博士觉得痒痒的，心想非得把这人拉到脑检测前不可。

弗兰西斯·肯尼迪十分焦虑，但不好笑地看着这段小插曲，他和气地说：“赞得，你要是把那个脑测谎仪弄得十全十美，不会引起任何副作用的话，也许我们得查封它，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搞政治的人能容忍这种东西。”

阿纳柯尼博士赶紧说道：“这些问题都不相干，对大脑的科学探索已经开始，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发现。一旦这个进程开始了，你们就无法阻止它。在工业革命时期，卢德派分子曾试图做过类似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成功。日本人在几百年之中禁用火器，但他们后来发现，枪炮大大增加了西方人的势力。现在你们谁也做不到禁止火药的作用。一旦原子弹被发明了出来，就肯定会爆炸的。

我跟诸位打赌，脑测谎仪也会长久存在下去的。”

科利说：“这违反了宪法。”

肯尼迪总统不屑地说：“我们可以改动宪法嘛。”

马修。格兰迪斯担惊受怕地说：“如果新闻界听到这话，他们会把我们轰出这地方。”

肯尼迪说：“你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说的话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语言讲给公众听，记住，根据宪法，最终一切事情都是由美国人民来做主的。好了，就这样吧，我看我们目前问题成堆，可归结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要加紧我们的反攻势，克里斯蒂，你加紧对勃特·奥迪克的刑事起诉，他的公司与沙哈本苏丹阴谋勾结，欺骗美国公众，人为地制造石油短缺，抬高价格，牟取暴利，必须对他们绳之以法，这是首要的一条。”

他转向阿德布拉德·格雷说：“给国会放点儿风，看他们如何反应，告诉他们，新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将拒绝给各大电视网的主要电视台续发营业执照；另外，那些在华尔街金融市场上投机舞弊、兴风作浪的大银行也要严加管制，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奥托，叫他们睡不着觉。”

海伦·杜波里知道，虽然在公开场合她必须支持总统，但在私下这类会议中她完全有权提出不同的意见，然而她还是犹豫了一下，才谨慎地说：“你不觉得我们一下子树敌太多了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