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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太史公自己也说了，这本来就是他一个人写的“一家之言”啊。
　　更何况，他也如实记下了李广小心眼、屡战屡败的一面。
　　司马迁针对的绝非卫霍，而是那些无能无才，却因为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者。
　　李广利说的就是你！
　　还有许多涉及景、武两朝的事，是不能秉笔直书的，只能以隐约之意，这是司马迁在经历李陵之祸后的抉择。这些“唯唯，否否”里隐含的未竟之辞，只留待后世的“圣人君子”去探索了。
　　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历史上，史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人理解，视之为“谤书”。
　　后世的班彪如此批判司马迁：“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这些是否定司马迁的话，在任弘看来，其实是夸赞啊！
　　司马迁是最后一个，没有被六经洗脑的史官了，所以这书，实为子学时代最后一作。
　　不止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还写了西南夷、匈奴、朝鲜两越这些大一统国家内的民族史。司马迁曾亲自踏遍天下，实地考察，作为随行人员深入西南，对山川人文了然于心，也明白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
　　是农，是虞，是工商，是芸芸众生，为此写了《货殖列传》作为列传最后一篇。
　　任弘也忍不住赞道：“以炎黄五帝始，以农虞工商和天下货殖终，有头有尾。”
　　这立意，实在让任弘叹为观止。
　　既大而全，又小而精。汉书很多篇章基本是直接取自史记，一字未改，因为这厮文字太好，笔力惊人，到了一字千金难以修改的程度。
　　时间，也只有时间能涤荡一切敏感词，让不能说的事变得能说，让人变得客观而不带先入为主的情绪。
　　让一本千夫所指的谤书，最终变成正史，得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好东西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不论文字还是历史观，史迁从一开始，就已经站在了两千年封建史书的最高点了。
　　往后反倒是一代不如一代，任弘敢说，剩下那二十三史里的私货，只会比司马迁多，不比他少。哪怕班氏，也秉承六经，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了不少人呢。
　　纵观两千年，作为纪传体开山鼻祖的史记，是唯一一部出圈的史书，观众多了，注定会被无数人审视。
　　人们期待它完美。
　　所以才会愤慨于它的不完美，极端者，恨不得斥之为“小说”。
　　其实没必要苛责一个两千年前的史官，非得达到现代唯物史观的高度。
　　真抽去那些文采飞扬的文字，丰满入骨的人像，妙趣横生的故事，写到成一板一眼的纪实，你多半会说：
　　“太长不看！”
　　……
　　“唉，这就没了？恨短啊。”
　　九月十四这天，当最后一卷《太史公自序》阅罢后，书架上再无他没读过的卷章了。
　　任弘不由得怅然若失。
　　以天汉二年为界，司马迁的人生分成两段。之前的任性率真，之后的沉默寡言。
　　从受腐刑开始，他不再激昂热血，不再一心期盼着见证一个盛世，而是默默低下头，和光同尘，苟延残喘，只为写完史记，写完对这个时代最后的记录。
　　当最后一篇写完后，便如同耗尽了所有油脂的灯，黯然熄灭。
　　他死时一定对这个世界充满失望吧，巫蛊之祸刚刚发生，朝野动荡，地方上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盗贼四起，若不做出改变，赫赫天汉甚至有土崩瓦解之势！
　　可惜司马迁连汉武帝幡然醒悟都未能看见，就长辞于世了。
　　任弘不由想起一首歌。
　　“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奇峰
　　你把寂寞藏进乌云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
　　任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翩翩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倾诉！”
　　他觉得，这首《最后的倾诉》其实不适合汉武帝，而应该献给司马迁。
　　因为刘彻从生到死，都是燃烧别人温暖大地，何曾舍得烧自己？
　　适合汉武帝的是《再活五百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年轻的豪迈壮志和晚年的孤家寡人，两个极端的评价，都是自找的。
　　而一生都在求仙吃药，访蓬莱，寻西王母的汉武帝，是真的想再活五百年。
　　不论如何，过去的那数十年，是属于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时代。
　　一个作为高高在上的帝王，执敲扑而鞭笞天下，用自己的意念构筑了天汉的庞然形体，让中华真正完成了大一统。
　　另一个则是小小史官，他给华夏过往三千年历史做了一个大总结，以慢火煨出了大汉的魂灵，在身体被打折趴在地上后，仍燃烧了最后的生命，发出了最后的倾诉。
　　就是这五十余万言，让后人能透过这些文字，打开一扇跨越时空的窗户，看到这个伟大的时代。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从某一点上，正是这个身体残缺，从来没影响过朝局的”小人物“，最终成就了汉武帝，以及这个时代将军、谋士、使者、商贾、美人、众生的不朽！
　　“西安侯终于读完了，觉得外祖父此书如何？”
　　所以当坐在对面的杨恽，满脸严肃地问出这个问题时。
　　任弘抬起头，正襟危坐，说出了那个男人给予此书的评价。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
　　PS：加更在晚上。


第167章　朋友越来越多（5000月票）
　　“我最喜欢的是匈奴、大宛、西南夷、朝鲜、南越、东越诸篇和货殖列传。”
　　这个下午，任弘与杨恽继续闷在小屋子里，好似两个交流读后感的学生仔。
　　任弘怎么可能不喜欢这些篇章？《大宛列传》不仅写了汉人过去从未抵达过的广袤外界，能让时人大开眼界。
　　还提出了黄河”发源于于阗，东流至盐泽，再潜行地下，南出为河源“的美妙误会。
　　而什么匈奴祖上本夏后氏、箕子朝鲜、庄蹻王滇等等。
　　太史公他老人家，在整本书里，简直就是在拼命证明四个字：
　　“自古以来！”
　　这种史观是受邹衍大九州说影响的，与汉武帝想要的大一统也不谋而合，同一般儒生抱残守缺的“五服”之说，认为出了京师两千五百里就是世界尽头的看法截然不同。
　　至于货殖列传里展现的，则是既不同于桑弘羊极端国家主义，也不同于贤良文学主张的彻底自由放任。太史公中和了两种思想，认为一边要尊重自然经济规律，一边又要稍加调控。
　　“巧了，我亦喜《货殖》《大宛》！”
　　杨恽拊掌称快，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任弘这超高的评价让他大喜过望。而在之后的交流中更发现，任弘的一些观念，竟与他，还有那个喜欢给妻子画眉的张敞十分相似。
　　末了任弘却又遗憾地叹息道：“但如此史家杰作，就这样关在这小小屋舍里，而世人竟丝毫不知，子幼难道就不觉得可惜么？”
　　“当然可惜！”
　　杨恽抚摸着这些书卷道：“外祖父在写给任益州的信中也说了，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但他最希望的，是传之其人，最终能在通邑大都为天下所知。若如此，则外祖父所受的屈辱，便能够忍受，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但外祖父却也明白，此书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里面一些言辞，会被人认为是诽谤，眼下的形势，绝不是公开发布的好时机。”
　　巫蛊之祸虽已结束，但朝中局势依然暗昧不明，哪怕杨恽天生大胆，也不得不小心些。
　　任弘却笑道：“敢问子幼，那些所谓的诽谤之言，是何纪、何传中的？”
　　“应该都是有汉以来的纪传罢？朝廷会在意书中对历代先帝的评价，而那些功臣列侯的子孙后代，也会在乎书中是否说了先祖一些不好的话。”
　　杨恽颔首：“确实如此，哪怕记述是真的，彼辈也会斥之为诽谤。”
　　任弘却有主意：“大不必一次全部公布，先挑选吾等觉得精彩，却又不得罪人的篇章散播出去。比如《信陵》《廉颇蔺相如》《刺客》还有《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部分。脍炙人口，任谁读了，都会大加赞赏。”
　　谁说史记像小说来着？这是好事啊！传播性强，以上篇章拆开来就精彩的故事，在这个娱乐匮乏的时代，足以让士人大呼过瘾了，欲罢不能了。
　　“而后再将《匈奴》《大宛》《西南夷》等传流出去，好让世人知晓天下之大，目光不必局限于中原一隅……如此不出数年，太史公书必将发扬光大！”
　　“好主意！”
　　杨恽一拊掌，但旋即却起了疑。
　　这个聪明人看着笑吟吟的任弘道：“货殖列传中有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安侯希望太史公书散布出去，恐怕也有自己的目的罢？”
　　经过多日相处，任弘也明白了杨恽是怎样的人，既然他已经猜到了，也不必隐瞒：“我确实是有私心。”
　　“子幼曾在丞相府集议上与贤良文学争辩，觉得彼辈如何？”
　　杨恽毫不犹豫地说道：“彼辈读儒经读多了，整日想着复兴王道，贤良文学里不乏聪明人，但更多的则是腐儒而已。”
　　贤良举自三辅，而文学举自关东各郡，他们中多是习《公羊春秋》的齐学儒生，也有一部分奉《榖梁春秋》的鲁学儒生。
　　原本儒生内部的齐学与鲁学是经常能打出狗脑子来的，双方对的经义解释也好，内政外交的观点也好，都不大一样。
　　但汉武帝晚年走了极端的内政措施，在让关东民不聊生之余，也让两个学派奇迹般地联合在了一起。在豪强富商的支持下，形成了一股关东诸郡共同反对盐铁政策，希望能停止对外战争，与民休息的思潮。
　　而这批在野党之所以能跻身朝中，还多亏了霍光大将军。
　　五年前，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霍光亲信杜延年建议下，朝廷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武帝朝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进行全面的辩论。
　　这场会议的初衷，是霍光欲将贤良文学当成刀子，狠狠捅向政敌桑弘羊，为之后彻底除掉他做准备。
　　这项策略奏效了，桑弘羊和贤良文学打了个不分胜负，还以为自己扛住了。
　　可他却彻底被儒生和地方势力，当成了维护武帝盐铁政策的大恶人。在之后的政争中，当霍光干掉桑弘羊、上官桀、长公主、燕王这批人时，天下拍手称快，都以为他们期盼的“周公之政”要来了。
　　结果霍光拔吊无情，只取消了酒专卖和关西盐铁意思意思，关东先前怎样，之后还是怎样。
　　贤良文学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公羊派和榖梁派放下成见，开始紧密联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个充斥朝野的贤良文学团体，以彻底推翻武帝朝时遗留的政策，让大汉全面恢复周政为己任。
　　儒生不能成事？不足为虑？绝非如此。
　　可千万别小看这批人，西汉最终会走上纯用德政，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恶性循环中钻进复古的死胡同里，与这股思潮不无关系。
　　非要让任弘说的话，贤良文学的一些主张也不无道理，比如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中央确实不能管得太死，让地方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