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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末将出征以来，粮草一直是自带，为了救济灾民，更是掏钱在延安附近购买粮食，末将如今已经无力支撑，若是洪大人不支持钱粮的话，末将只能返回了。”
　洪承畴一听，心中有些疑惑，王嘉胤部已经被打残，刘元昭居然放过立功的机会，总觉得其中有诈，便说道：“刘指挥使，其实那些灾民不用管的，可以交给官府来。
　至于粮草的话，本官可以提供你部一个月的粮草。”
　刘元昭回道：“洪大人，末将也是无奈，去年新春佳节，将士们是和家人一起过的，如今很多士卒都开始思念家人了，如此士气低落，实在难以征伐。”
　洪承畴看着刘元昭，看着刘元昭脸上那淡淡的笑意，点头道：“既然刘指挥使都这般说了，那本官也不好强留，刘指挥使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刘元昭回道：“待到我部准备完毕，就可以离去。”
　洪承畴点了点头，随后以天色不早的理由离开了宴席，他刚走，刘元昭也带着部下离开了。
　刘元昭这一次除去王嘉胤给的钱粮，就是安塞城里的搜刮，也是一大笔银钱，可见，刘元昭这一次可以回去过一个肥年了。
　然而崇祯三年的新春，对于崇祯来说，却是难熬。
　自后金军队进入京畿，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遵化，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走抚宁、迁安这条路线赶往三屯营。要他务必在后金走完从喜峰口到三屯营地五十里路前，跑完这条二百六十里地路，抢在后金头里冲过即将闭合地封suo线，直接进入遵化城进行防守。
　十一月初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在遵化和三屯营间遇伏，四千骑兵全军覆灭。后金军歼灭赵率教的军队后，一反四天来按兵不动地态势，主力迅速西进。
　初三凌晨，后金军抵达遵化城下，城内地内应立刻打开城门引后金军入城，明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
　同时后金军还对三屯营发起了攻势，并在一个时辰内破城，封闭了后路侧翼的战线缺口，并随即向西发展，沿着赵率教地来路疾行而进，行动再也没有一点缓慢地样子。
　十一月初四，后金军两天两夜强行军西进一百里，攻陷迁安，兵锋威胁永平、抚宁。这时袁崇焕已经率领二万关宁铁骑入关，他看也不看右翼正受到威胁地永平、抚宁一眼，取道昌黎、滦州，直奔宝、香河而去。
　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
　十一月初九，袁崇焕到了蓟州顺天府。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十一月初十，袁崇焕上疏崇祯帝说：“我军将进入蓟州让兵马稍微休息一下，细致地侦察一下敌我形势，然后严格注意后金军的动向，奋力阻截住他们，一定不会让后金军越过蓟西”。皇太极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并未与其交锋，潜越蓟州。
　十一月十四日，袁崇焕的斥候侦察到后金军大队潜越蓟西。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落空了。
　袁崇焕在蓟州拦截失败后，并没有选择直接往西尾随追击后金军，而是往位于蓟州西南的河西务。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位于三河西南、通州东南。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在通州附近，他选择了绕过通州，直奔北京。
　面对后金军的大举进攻，崇祯帝乱了方寸。首先，启用年届七旬、已经退休在籍的孙承宗做统帅，负责京畿地区的防务。但是，遭到前任兵部尚书王在晋的反对。
　最终崇祯帝还是决定启用孙承宗。孙承宗从老家高阳赶到北京，崇祯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军务，派他前往通州督理兵马钱粮。
　其次，崇祯帝谕袁崇焕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这时共有四个镇的明军前来勤王。除袁崇焕驻蓟州外，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府总兵侯世禄驻三河。
　再次，加强北京城防。崇祯帝下令，在京官员、皇亲国戚、功臣宿将，带着自己的家丁到城墙巡逻和守卫。
　同时，还让太监来守城。
　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
第一零三章　京师激战，袁崇焕被捕
　崇祯帝任命多位官员，协理京营戎政，练兵筹饷，料理守御。但北京已有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争，这导致城防疏薄单弱。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托、都铎、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
　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完成，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不久，侯世禄兵被击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
　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
　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
　就在德胜门发生激战的同时，后金又命蒙古尔泰“以护军及蒙古兵两千”往攻广渠门。
　袁崇焕即令都司戴承恩据守广渠门，祖大寿布阵于南面、王承胤防守西北，而袁崇焕本部自己扎营西面以待敌。
　午刻，后金直扑祖大寿坚守之阵地，明军奋力抵抗，祖大寿部溃。
　领头的豪格误以为祖大寿诈败，遂直接以“主力”进攻北边的王承胤所部，而王承胤没有乘机进取，见后金大股而来，反而向南溃散。
　后金原本打算令额真、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等全力攻击北边的王承胤，实际上只有豪格一军遵令行事，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违令攻击中路的袁崇焕本军，这样，往南溃退的王承胤军和袁崇焕本军搅在了一起，与后金爆发了混战，仗打的异常激烈。
　统帅袁崇焕也上阵拼杀，差点身历险境，战斗中，一敌兵挥刀砍向袁崇焕，幸好旁边袁升高以刀相隔，袁崇焕才幸免于难。
　此时，南面的祖大寿也奋力向前，攻击金兵侧翼，后金兵遭到夹击，抵挡不住，当即溃败而去。
　明军立刻追剿而去，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追敌于运河边，后金急忙拥渡，不料踩陷坚冰，淹死很多。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帝于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等，袁崇焕向崇祯帝提出，连日征战，士马疲惫不堪，请求援引满桂所部进入德胜门瓮城的先例，准予所部官兵进到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
　崇祯帝拒绝了他的请求。袁崇焕军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进行野战。
　十一月二十四日，皇太极因在广渠门作战失利，发表“养精蓄锐”的话语后，移军南海子（南苑），在此一面休养一面牧放马匹，伺机再攻。
　二十七日，双方激战于左安门外。皇太极对袁崇焕不能战胜，便施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
　北京城外的勋戚大臣等人对袁崇焕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后金军劫掠焚烧民舍，不敢前去阻拦，城外的外戚勋臣的庄园土地被后金军蹂躏殆尽。”
　崇祯帝因此逮其下狱，总兵祖大寿见袁崇焕遭下狱，率师1。5万人离京东返，后因孙承宗调度有方，才停兵待命。
　崇祯帝听说各路兵败，准备撤出京师，被朝臣劝阻。
　此后，充任文武经略的尚书梁廷栋及满桂相继败于西直门、安定门，满桂战死。
　明总兵马世龙受命指挥各路援兵，保卫京师。后金军见此次南下目的已经达到，于次年正月连克通州、迁安、遵化、滦州（今河北滦县）诸镇北归。
　十二月一日，崇祯帝逮捕袁崇焕，祖大寿在旁见此情景，战栗失措，立刻逃回锦州。袁崇焕下狱，辽东兵溃，皇太极所率后金兵继续得以在京师附近攻掠。他们见北京不可下，便西趋良乡，克固安，然后返回，过北京近郊时得到消息，原来攻下的十余城皆叛。
　袁崇焕被逮捕时，是孤身一人。
　在面对敌人数千兵力的情况下，与后金军交战，在京营出击接应的情况下，击退了后金军。这时袁崇焕急不可待地要入城“议饷”。
　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
　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
　袁崇焕被逮捕，原因或许有三，其一，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但是却让后金兵马肆虐京师，这是自土木堡之变后，京城再度受到敌军攻击。
　其二，这一次侵袭，让京畿的经济被破坏，勋贵高官们的利益破损，而且不少人亲属伤亡，导致民意沸腾。
　其三，也是因为皇太极的反间计奏效。
　而且崇祯因为东林党党争一事，厌恶了朝廷内部无休无止的争吵，便开始了快刀斩乱麻的“唯结果论”的政治政策。
　当年导致萨尔浒之战战败的杨镐，被关在牢里十多年，最后被崇祯拉出来，当了第一个刀下之鬼。
　袁崇焕被捕，也在意料之中，到了后来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京师百姓食其皮肉，大概就是因为后金这次侵袭，让百姓们愤恨袁崇焕没能挡住后金吧。
　后金这次侵入，其一使庙社震惊，根本动摇。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标志着崇祯帝中兴之梦的破灭。
　明朝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遭到重创或破坏，失去（阵亡或被俘）总兵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朱国彦六员，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下狱。明朝受到巨大震动，元气大伤。
　第二，阉党余孽，掌控阁部。后金军撤退之后，明廷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借机倾轧，进行党争。
　崇祯帝没有从全局分析北京己巳之役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是以杀袁崇焕出气、泄愤。
　阉党余孽借机翻逆案，打击东林党。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等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佞臣入主内阁。六部九卿也相应变更。这标志着崇祯新政的结束。
　第三，京师城防，守备虚懈。在此战之前，北京人过了180年的和平生活，战争突然降临，没有任何实际准备。
　守城官兵既不知道火器的名称，也不知道火器的使用。北京城险些丧于皇太极之手。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