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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金兵第一次打到帝国首都城下时，曾经连续发生了三次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请命”事件——就是跪在皇宫前请愿。他们要求诛除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重用主战派领袖李纲领导抗金。此后，李纲成功地率领京都军民进行了京都保卫战，迫使金兵撤军。此时，如前所述，孙觌也主张严惩“六贼”，但却态度相当凶狠地要求对陈东严加惩处，并措词激烈地弹劾李纲，认为李纲煽动了这些请愿事件，“意在要君”，就是要挟君主的意思。
　　——在靖康之变期间，钦宗皇帝第二次来到金兵大营时，金人宣布废黜钦宗皇帝，立张邦昌为帝，逼宋钦宗脱下龙袍。此时，吏部侍郎李若水抱着皇帝痛哭，并痛骂金兵统帅，当场被杀死；随行的宰相等人跪地恳求，挨了鞭打；惟独孙觌，“不争得免”。
　　——不久，帝国父子两代皇帝作为金兵俘虏，被驱虏北上。离开首都汴梁时，京都臣民涕泣相送。据说，又是惟有这位孙觌不哭，只是站在那里冷眼旁观。
　　于是，力争惩治蔡京等“六贼”、强硬弹劾李纲与陈东、代皇帝草降表，再加上这“不争”与“不哭”，孙觌以他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组合了一幅极其诡谲的画面。
　　而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南宋立国之后，偏偏却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帮助孙觌摆脱了尴尬。
　　这位当时位高望重的人物就是张浚。
　　我们知道，李纲与张浚同样是坚定的对金主战派。然而，张浚却对李纲痛下杀手，导致当了七十七天南宋宰相的李纲被长期排斥在朝政之外，再也没有能够得到为国效力的机会。有关情形，在拙著《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已有叙述，在此不赘。就在这一次，张浚捎带着为孙觌辩护，认为孙觌敢于弹劾李纲，没有做错什么，因此不应该受到惩罚。于是，孙觌回到朝中，并一度颇受重用。
　　这种极度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是我们解读上述孙觌那幅诡谲画面的重要背景与依据。
　　平心而论，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官员，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政见，这并没有错。若是在健康的政治环境里，毫无疑问，这甚至是应该受到鼓励的。遗憾的是，帝国政治环境远非健康，且具有重大缺陷。这就给后人诟病孙觌留下了并不理性但却充足的理由。
　　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在时间中发酵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民族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到了后来的诸多世代，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相当普遍的、失去理性的激情之中。
　　这种情形大体如下：
　　在北宋之后数百年间，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对外采取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形成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曾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大宋帝国基本国策的形成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孙觌的立场，需要在此援引其中的部分叙述。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这些人的忠奸好坏。原因就在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基本国策之下，很难想像人们会鼓励那种好战的态度。这使那些试图以“战”还是“和”来区分所谓忠奸善恶的人们，势必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4）
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到孙觌生活的时代，早就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柳永、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孙觌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一位文人才子。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有了这样的先例，我们再来观察孙觌斥责岳飞“骄横”，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到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相当令人不安。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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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即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孙觌生活的时代，即宦官童贯封王时，这种情形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成为了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种帝国传统对于孙觌来说，不可能没有重大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孙觌的主和立场。
　　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公元1125年底到1126年初，宋钦宗登基之后，曾经派遣中央禁军，也就是直属中央的精锐正规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结果，欢送保家卫国健儿出征的首都市民们开心地看到：这些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的健儿们，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的凶险信息：自己的身家性命原来是由这样一些人在掌控和保卫！
　　史料记载说，金国骑兵的旌旗刚刚露头，数万黄河守军便一哄而散。金国人是用临时找到的小船，一船一船平平安安地把自己的兵马送过天险黄河的。在敌人的国土上，他们不受打扰地花了五天时间，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运送骑兵的工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运送步兵。面对此情此景，金国军队的统帅们全都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宋帝国君臣们到底想干什么。按照一位金国将领的说法：只要有一千兵马守在这儿，想过河都会变得极其困难。
　　公元1126年下半年，金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时，历史资料显示：大宋帝国曾经派出将近三十万正规国防军，前往阻击拦截。结果，无一建树。最典型的一次战例仍然发生在黄河渡口。当时，共有十三万帝国军队守护在黄河岸边，与金国军队隔水相峙。当天夜里，金军并未进攻，只是猛擂战鼓，通宵达旦。结果，第二天早晨，宋军主将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已经全部逃亡，眼前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军营。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5）
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
　　此后，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的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仅有六千多户，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间距离赵构的时代，已经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嘉定时减为十二万户，减少了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赵构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