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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方夜谭-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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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金兵第一次打到帝国首都城下时,曾经连续发生了三次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请命”事件——就是跪在皇宫前请愿。他们要求诛除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重用主战派领袖李纲领导抗金。此后,李纲成功地率领京都军民进行了京都保卫战,迫使金兵撤军。此时,如前所述,孙觌也主张严惩“六贼”,但却态度相当凶狠地要求对陈东严加惩处,并措词激烈地弹劾李纲,认为李纲煽动了这些请愿事件,“意在要君”,就是要挟君主的意思。
  ——在靖康之变期间,钦宗皇帝第二次来到金兵大营时,金人宣布废黜钦宗皇帝,立张邦昌为帝,逼宋钦宗脱下龙袍。此时,吏部侍郎李若水抱着皇帝痛哭,并痛骂金兵统帅,当场被杀死;随行的宰相等人跪地恳求,挨了鞭打;惟独孙觌,“不争得免”。
  ——不久,帝国父子两代皇帝作为金兵俘虏,被驱虏北上。离开首都汴梁时,京都臣民涕泣相送。据说,又是惟有这位孙觌不哭,只是站在那里冷眼旁观。
  于是,力争惩治蔡京等“六贼”、强硬弹劾李纲与陈东、代皇帝草降表,再加上这“不争”与“不哭”,孙觌以他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组合了一幅极其诡谲的画面。
  而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南宋立国之后,偏偏却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帮助孙觌摆脱了尴尬。
  这位当时位高望重的人物就是张浚。
  我们知道,李纲与张浚同样是坚定的对金主战派。然而,张浚却对李纲痛下杀手,导致当了七十七天南宋宰相的李纲被长期排斥在朝政之外,再也没有能够得到为国效力的机会。有关情形,在拙著《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已有叙述,在此不赘。就在这一次,张浚捎带着为孙觌辩护,认为孙觌敢于弹劾李纲,没有做错什么,因此不应该受到惩罚。于是,孙觌回到朝中,并一度颇受重用。
  这种极度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是我们解读上述孙觌那幅诡谲画面的重要背景与依据。
  平心而论,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官员,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政见,这并没有错。若是在健康的政治环境里,毫无疑问,这甚至是应该受到鼓励的。遗憾的是,帝国政治环境远非健康,且具有重大缺陷。这就给后人诟病孙觌留下了并不理性但却充足的理由。
  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在时间中发酵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民族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到了后来的诸多世代,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相当普遍的、失去理性的激情之中。
  这种情形大体如下:
  在北宋之后数百年间,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对外采取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形成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曾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大宋帝国基本国策的形成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孙觌的立场,需要在此援引其中的部分叙述。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这些人的忠奸好坏。原因就在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基本国策之下,很难想像人们会鼓励那种好战的态度。这使那些试图以“战”还是“和”来区分所谓忠奸善恶的人们,势必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4)
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到孙觌生活的时代,早就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柳永、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孙觌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一位文人才子。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有了这样的先例,我们再来观察孙觌斥责岳飞“骄横”,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到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相当令人不安。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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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即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孙觌生活的时代,即宦官童贯封王时,这种情形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成为了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种帝国传统对于孙觌来说,不可能没有重大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孙觌的主和立场。
  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公元1125年底到1126年初,宋钦宗登基之后,曾经派遣中央禁军,也就是直属中央的精锐正规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结果,欢送保家卫国健儿出征的首都市民们开心地看到:这些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的健儿们,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的凶险信息:自己的身家性命原来是由这样一些人在掌控和保卫!
  史料记载说,金国骑兵的旌旗刚刚露头,数万黄河守军便一哄而散。金国人是用临时找到的小船,一船一船平平安安地把自己的兵马送过天险黄河的。在敌人的国土上,他们不受打扰地花了五天时间,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运送骑兵的工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运送步兵。面对此情此景,金国军队的统帅们全都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宋帝国君臣们到底想干什么。按照一位金国将领的说法:只要有一千兵马守在这儿,想过河都会变得极其困难。
  公元1126年下半年,金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时,历史资料显示:大宋帝国曾经派出将近三十万正规国防军,前往阻击拦截。结果,无一建树。最典型的一次战例仍然发生在黄河渡口。当时,共有十三万帝国军队守护在黄河岸边,与金国军队隔水相峙。当天夜里,金军并未进攻,只是猛擂战鼓,通宵达旦。结果,第二天早晨,宋军主将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已经全部逃亡,眼前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军营。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5)
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
  此后,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的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仅有六千多户,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间距离赵构的时代,已经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嘉定时减为十二万户,减少了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赵构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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