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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方夜谭-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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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读书人——呸!
  刘:你的那位朋友评得有道理!
  优雅悠闲地把玩历史,得出的“洞见”对当下的现实影响不大。从影响现实的角度而言,好的作品当是忧患之作,当是激愤之作,当是胸有块垒不吐不快之作。也许几百年后,钱穆和黄仁宇的作品能够留存,成为一家之言,但从影响当下言,你的《帝国》超过《万历十五年》太多了。
  从前辈史家看,忧患、激愤之作也从来不缺乏。蒋延黼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忧患之作,但因为是急就章,用很小的篇幅写较长段的历史,没有办法从容地“知人论事”。陈寅恪的写作,前期是忧患之作,晚期则是激愤之作。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言,他的文本太晦涩难读了,曲高和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为什么他用这样晦涩的手法写隋到唐的历史?他做这些历史叙说时所处的年代,亦即20世纪20~70年代,正是中国处在从春秋战国以来一个最大的变局期。史家的写作对象虽然是“故事”,他怎么写史却往往都能反映出当下的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为什么陈的史学难读,可能是因为形格势禁,他用曲笔,甚至把他的想法隐在了文本之后。可是陈的弟子和解读者到现在也不能完全读出文本后的想法。所以,单就文本而言,陈的作品太难读了。
  而《帝国》从通俗好读上,比陈作更有价值,它能在更大范围中产生影响。
  其实历史延续下来形成的传统和规则,与今天的问题可能是同构的。不是那么简单地“带着今天的问题看历史”,而是“现在和过去的问题是一样的”,或者“过去正是现在问题的因子”。所以,读史料学派史家的著作,每每使人扼腕叹息。你看从明的东林党案到清的文字狱,再到上个世纪的种种迫害,从历史中总能发现当下问题的胚胎。只是何时种下,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比如你说的从明开始的士大夫的人格分裂。我曾看过于迎春的《秦汉士史》,她的观点可能就与你不太一样。但我倾向于你的说法。明以前的士人还是有很大的想像和作为空间的。虽然也常遭受到打击,但从孔子、孟子,到范仲淹,都还在追求一种理想的“最高境界”,直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还出现过北宋士人要求与皇帝“共治”国家的局面。
  李:继续说士大夫处境史。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受政治残害很厉害,可是之后有大唐一段修复的时期;五代十国又受残害,然而有宋一代又使之得到修复;然而从明开始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修复了。
  刘:明对士人的迫害就不说了。清皇室对士人也不过是利用而已。但清帝逊位以后是有一次机会的,那就是1928年到1938年这十年。可是这段历史离我们还太近,它的时间又太短,生活在这十年中的士人后来在壮年又受残害,所以这个修复是没有完成的。
  李:对。
  刘:让我们再回到文本上来,做一个总结,以便结束我们关于文本的讨论。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历史写作秉持忧患和激愤意义上,也就是在写作出发点和心态方面,《帝国》是接近陈寅恪的;而从文本上的通畅好读上,《帝国》则是接近《万历十五年》的。
  从《万历十五年》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其发行也有上百万册了。在它的影响下,我们的历史写作到底结出了多少果实?
  第一条线索就是“非专业史家”的历史写作,分早中晚三期。《帝国》是写一个朝代的第一个果子。
  另一条线索是学院派的严格的历史著述,而文本样式限制了他们的表达,使其难以通俗好读;另一个方面他们涉及的某些问题太敏感,使得他们不能站得很高看历史。这样,他们的作品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只有小部分的读者能读出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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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4)
今天,我看到《帝国》的出版面世虽然晚了一些,但是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我看来,它是历史写作最新的果实。除我上面提到的历史写作作品外,甚至还有一大批像《告别夹边沟》《革命百里洲》和《汉口的沧桑往事》这样的作品的铺垫和贡献。这些作品都对我们思考多年而不能解的问题作出了一种“新叙事”。
  《帝国》虽然就其史学涵养或文本开创性上而言,只能接近《万历十五年》而无法超越。但是从写作者的立场和心态而言,是可以超越它的。所以,《帝国》可以说是大陆中国人在历史叙事、历史写作上的突破,你实在该有充分的信心。
  李:感谢你的评价,这对我很重要。
  刘:下面我的问题将涉及《帝国》本身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想问的是有关书名的问题。“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帝国”,何为“帝国”;“大宋”,何为“大宋”?帝国的取义到底是“开疆拓土”,还是指一种治理秩序?秦是帝国无疑,虽然它的时间很短。而宋,是一个甚至屈服于西夏的讹诈,向辽、金常年大量纳贡的朝代,怎么能称为帝国和大宋?比较而言,倒是辽、金更可称为“大辽”、“大金”。你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到了南宋,一个国土面积不足清五分之一疆土的小朝廷,对外战争小打小败,大打大败,何以称帝国?
  李:你提出了一个让我尴尬的问题。我不会取书名。“帝国”这个说法,据说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晚清民国后才有。如果从对外侵略开疆拓土上而言,宋肯定是不能称为帝国的。但是如果从国家政体上定义“帝国”,即因为国家元首是帝王,所以这个国家可以称之为帝国。那么宋也是可以称为帝国的。《辞海》对帝国的解释第一条就是:“帝国,通常指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制国家。”大概可以为依据。
  我原先书名取的是“一个浪漫王朝的终结”,但是被众多亦师亦友的人们一致否决。最后出来的书名是考虑了商业因素的。出版社方面不同意去掉“帝国”二字。我也觉得这个书名挺好的。
  至于“大宋”,则从《大宋宣和遗事》而来。当时的各个国家都是自称为大的,“大宋”、“大辽”、“大金”。直到1138年和议之后,“大宋”才对金改称“臣宋”。这一称呼的转变,对当时从士大夫到民间的心理冲击都非常大。我书名中的“大宋”,可以说有些反讽意味的,可是又不完全是。
  刘:书名的关键词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涉及对核心问题的认识。虽然《帝国》书名是出于商业因素的考虑,可是“帝国”二字是有类似“眼障”的害处的。自大心态对知识界对统治集团对民众都具有很坏影响。很多人仍然不能正确看待我们这个由许多族群组成的国家。
  回过头说,怎么认识当时的宋朝,那一段历史的中国,事实上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现在的中国和整个历史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要质疑你的“帝国”和“大宋”。因为这些字眼背后是有观念的,而这些观念是有可能把人导向误区的。实在不是我要究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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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也是从书名上引来的。公元1127年,也就是南北宋的分界年,在书名中出现有什么特别含义吗?在我看来,历史是有玄机的,史学除了叙事也是在找玄机,但是我不认为1127年是玄机年。你为什么把这一年特别拎出来呢?
  李:首先我是从写作技术上考虑的,在谋篇布局时,要对人物命运和道路加以拷问,如果有一个大事件能够提供一个大舞台,叙事将变得比较容易。
  其次我也有理念方面的考虑。明朝还算比较好的一个皇帝——宣德皇帝,在评价王安石时曾说,靖康之耻都是王安石种下的恶果,对于这一说法我希望能从史料中找到支持,这话也启发我将宋朝各个事件联系到一起。这样想来,一个最方便最能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事件还是1127年的靖康之耻。1127年的事件是宋代政治传统演变传承下来的结果;反过来,1127年又成为整个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对以后的历史事件产生作用。这样用1127年来串联,我希望从观念层面把我想表达的东西,也就是政治传统、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制是怎样积淀起来的,它又是怎样决定宋朝命运的这一问题表达清楚。
  最后,这样的书名和写作切入点,可以看出我对黄仁宇的学习。也算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致敬。
  刘:在我看来,有些历史年份的确是历史的玄机所在。比如1587年(万历十五年,它离明朝灭亡还很远);又比如1793年马嘎尔尼来华发生的礼仪之争(那时离1911年清帝国覆灭也还很远);再如1936年。这些年份都是玄机之年,后来发生的恶果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埋下了。
  然而你的1127年已经是一个结果,其起因却是宋太祖时代就种下的。这样我明白了,你的1127年基本上是没有玄机之考虑的。
  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学界有争议的,而你却是在书中有定论的,就是关于宋朝的“积贫积弱”是从何时开始的。一种观点认为从太祖就开始了,正因为如此才有王安石变法试图改变这种状态,而神宗皇帝支持变法是试图获得对外的政绩。这也正是你书中所说的观点。另一种则认为从太祖到神宗的一百年左右,国家在财富的积累上还是有成就的,到了神宗英宗以后,特别是宣仁太后垂帘之后,才开始了“积贫积弱”的过程。因为你已经有了答案的,在这里你能否对第二种观点做直接的批评和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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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5)
李:我从涉及宋代财政的各种史料(《两宋财政史》《宋史·食货志》,以及《中国通史》中的《宋代经济史》部分)得出了一些数据。考虑到虚报产值、高估冒算的因素,权衡下来能够接受的说法是,宋代平均每年大概有六千二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的财政收入。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明朝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只有它的一个零头,三四百万两白银;清也不过四到五千万两,到了晚清,因为海关收入的增加,才有九千万左右。这些数据不一定很准确,但应该差不了太多。宋代可说是赋税最沉重的一个朝代。然而,虽有这样高的财政收入,从仁宗晚年开始,收支不平衡就开始出现了。神宗接手的事实上是一个烂摊子,当时春季祭天大典在即,他却面临发不出“年终奖金”的尴尬。由此才引发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
  为什么国家财政会如此收支不平衡呢?国家财政的支出主要就是三大块,一是军队的费用,二是文官的费用,三是皇家的费用。后面两个因素先不论,单看军队情况。军队人数的变化情况:太祖时37万,太宗66万,真宗91万,仁宗125万,神宗140万。如此庞大的军队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这就是收支不平衡、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军队开始膨胀并不从神宗开始,所以第二种说法并不准确。
  刘:军队的建设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很重要的。可是在你前面的叙说中,我发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这样大规模的军队,怎么对应的又是这样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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