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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方夜谭-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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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记不清楚计算严嵩年龄时的情形了，大体上是按照我老家计算人虚岁的方法，可能是把他老人家在母亲肚子里的十个月也算进去了，又加上了差额的月份。还有一个可能是：根本就算错了。
我孤陋寡闻，不敢苟同姜德成先生对徐阶的说法，譬如“厌吴中之俗”云云。既然“厌吴中之俗”，退休后干嘛不到严嵩的老家——那“风俗淳朴之地”去住，而是在吴中老家一住就是十年以上，直到八十多岁高龄去世？说徐阶什么都行，只是把他说成是一位将追求“风俗淳朴”当成“一生夙愿”的政坛老将、严嵩“小妾”之一，我不太敢相信。
至于朱元璋杀功臣的事儿，不谈也罢。因为这方面的史料实在太多。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在一个爱谁谁的时代里，对同样的资料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同意朱元璋是“有”计划地谋杀也没有关系；那就说那帮家伙是“无”计划地被杀的好了；如果说连那十数万人被杀也不同意，那也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我多次说过，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史学训练，也不是为跻身专业文化人圈里而写作。这使我时常暗自庆幸。专业人士对一件事情怎么看，包括对我的写作怎么看，我基本不太在意。原因很简单，就像在《大明王朝纪事》“尾声”中那位裁缝荆元所说：仅仅因为“文化圈中人另有一番见识”。我只在意那些非文化圈中人的普通读者的看法，只在意写的是不是真话和这真话是不是有根据，只在意我所说的是不是符合人性、人生常识和良知。仅此而已。
不知道这算不算“处理重大史实时所尊崇的原则”？
刘：我没把阁下看做明史专家，但我十分欣赏阁下解史的角度，也相信阁下的功夫。我有一个题外问题，借此机会请教。1421年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仍留南京为“陪都”，各职司照设如常，虽为闲职，但也能满足中国人居官为贵的心态，而且仍有被擢拔京城的可能，严嵩即为一例。严长期在南京任闲职，直到嘉靖十五年，由夏言所荐入北京任礼部尚书。嘉靖朝的张璁和桂萼，原都是鼎力支持朱厚骢的微臣，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拔擢入阁，两人都在南京刑部待过。这“陪都”的衙门，像是明代官员选任的蓄水池，前后各朝少有耳闻如此设计者，历代论者也少有人留意此处。如此重要的政治设计，长期被忽略，总觉惋惜。我的疑问是，永乐帝的这一心思，对后来两百余年的明代政治，甚或后来六百年的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永乐帝之后的朱家子孙，杀官如麻，动辄成千上万，与此制度设计是否有什么关系？阁下书中特别注意到了自朱元璋始的明代杀官现象，以及给文官队伍——换句话说是，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我不太相信你没注意到这隐秘的“陪都”于此“传统”的作用。但书中说到此，三两句而已。你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就此多说几句？
李：我想，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读书人荼毒得最凶恶的，是中国数千年以官为本位的文化传统和朱元璋设计的各项帝国制度。这些东西使得中国人太少选择的机会，并且至今还在腐烂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今日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这个传统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不小的阻滞作用。
真的很惭愧，我没有认为把南京当成留都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所以确实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不敢多说。
刘：明中期以后的政治衰微，与各帝的选官之法有着很深的关系。如何深获帝心，至为关键，这本也是常情。但嘉靖朝尤甚的靠写“青词”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令人匪夷所思。严嵩，其《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不仅辞章华美，且因其谀意入髓，深获帝心自不待言。然徐阶、夏言也是如法炮制，让人不能不深想一层。阁下书中对此着墨不浅，但还是有不解渴之感。阁下能否再捋出个顺序来，让更多的人看看靠这写青词一法，是怎样把知识分子引入诡谲的升迁之路，从中计算出中国政治的某种吊诡的逻辑来？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2）
李：苏里兄不要害人。这个问题看似浅显，其实是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而且，很可能是一篇博士论文都说不清楚的大题目。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官吏考选的问题。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间，我们的祖先在这个问题上着实花费了不小的精力、智力和体力。一个在西汉初年就被曹参认识到了的问题就是：在帝国制度下，最难治理的是官，而不是民。如何让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官吏不要为非作歹，是全世界都在致力解决的问题。
一个好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同时，又必定是一个让坏蛋不敢不收敛的制度。为此，两千多年来，我国至少有过察举孝廉、九品中正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包括张居正在科举制度之下实行的官吏考成法等等。这些制度都曾经在其当时发挥过良好的作用，后来，无一不蜕变得一塌糊涂。究其实质，根子的确在帝国制度上。
说到底，就是官吏对谁负责的问题。
想想看，一个官吏只要搞定了自己的上司，就几乎可以无恶不作时，号召官吏们都去做海瑞，还有比这更弱智的事情吗？既然如此，大官们用“青词”去博取皇帝欢心也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事实上，翻翻史书，在我国历史上，为了博取上司或皇帝的欢心，比这个恶心的事例称得上比比皆是。否则，哪里来的吮疮舔痔之类的成语呢？
刘：说到这儿，让我把话题扯得稍远一点。你的话，让我鬼使神差地想到一个词儿：“东北现象”。好一段时间，我看不到电视、报纸，上网也十分地困难。这几天有机会上网，电视也通上了，你猜怎么着，重要新闻净是咱们东北的事儿。吉林苯厂爆炸引发哈尔滨水荒，随之松花江污染，前几天水流到了佳木斯，据说还要捎上俄罗斯，标准国际级的大事儿；哈尔滨550万元医疗天价收费案，院方对着媒体还说是照顾患病家属，少收了135万元；两起煤矿爆炸案，其中一起死人过百；爆炸声刚刚落下，黑龙江前政协主席###收受巨额贿赂案公开判决，死缓，我看网上一片骂声，也是影响全国的大案；由韩案让我又联想到了马德买官卖官案；再稍远一点点，有辽宁的穆马案、刘涌案，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和人出在东北的田凤山案。哎，怎么说呢？啥叫祸不单行？最近几日辽宁一个什么地方的医院起火，烧死39名患者，惊天动地啊。这又让我联想到去年的什么时候，东北某地学校学生中毒案，都闹到北京来了。以及，前不久，东北某地的买凶杀人案，也是国家级的大案要案。都咋整的呢？离奇、离谱的事儿怎么都叫咱东北摊上了呢？不都说咱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吗？怎么一夜之间和这么些闹心的事儿扯上了呢？如此种种，无法不让我联想到东北的官吏队伍，像是出了什么问题，联想到东北官吏的选拔任用问题，联想到东北超负荷对国家的贡献问题，联想到东北的失业问题，联想到许多许多。我总觉得这里面像是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老兄读史，解史，有足够的洞穿能力。我没有让老兄犯错误的意思，我也不赞成搞影射史学，但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或曰历史是一面镜子，明天的历史便是今天发生的，否则还有“历史的教训”一说？我想听听你怎么看这些事儿。如果有人不愿意听，就当没说。
李：话说到这份上了，还说没有让人犯错误的意思！其实，个中因果你已经在提问中都说得差不多了，我何必再饶舌。我只想说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不仅仅是东北一地的事情。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可能都是最为任重道远的一个领域。套用黄仁宇先生的说法：经过长期革命，当我国国家上层组织和基层组织已经到位时，建立连接上下的一套政治、法律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我想，这大约也是我国这一次社会大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就我的读史体验，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会对我们民族的良心与智慧发生一次重大的考验，甚至可能还会经历程度不小的痛苦。就个人而言，我肯定希望这种痛苦越小越好。如果不是如此，也没有办法。毕竟，做到这一点需要社会综合条件的具备。历史上，不如人愿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了；这个民族必须承受。
刘：还说朱元璋。太祖一介布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布衣皇帝”。元末群雄并起，中原逐鹿，最后胜出的不是别人，是朱元璋的一班人马。远的不说，只看明的前后两朝，成吉思汗的早年经历，只比朱元璋更悲惨，衣食还不是主要问题，他真是时时有生命之虞；但即使在兄弟之间，更别说与其他人的竞争，胜出的也是他。努尔哈赤，虽说生于殷实之家，相当于今天的中产，但十岁丧母，成年之前，所历艰辛非寻常人能比，四个兄弟个个人尖，但开创满清基业的正是他。元、明、清三朝一路下来，统治中国大陆近七百年，创业、奠基者皆为布衣或准布衣之族。再加上此前的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一个武将世家的低级别士兵出身，这华夏千年的历史，终归是这样一个底牌。阁下能否以朱元璋为例，谈谈这底牌翻过来时对整个牌局的影响么？
李：我想我没有完全理解你所提的这个问题。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都是贵族出身，赵匡胤应该也是中高级军人世家出身。虽然经过变乱，他们的处境大变，但其血统“高贵”，应该是不必怀疑的。只有朱元璋是“雇农”——布衣出身，几代赤贫。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3）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事实上，它已经涉及到了社会条件、政治文化传统、民族集体性格和集体心理素质问题；并且和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有一些相关性。秦始皇开创的帝国制度，汉武帝时代确立的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特别严丝合缝地切合古代农业社会与农民理想的。这种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公开提倡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于是，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其另外一面如影随形，那就是实力加暴力加不择手段原则。这种东西和人物的综合素质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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