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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里，他们四人坐定，便开始探讨起来。

　　　　王彦见三人都看向他，点头说道：“彦有心扫除数千年之弊端，心中确实有所思考。大明何至于今日，纵观历史，也能看出端倪。自古亡国多出七因，其一女宠，其二阉竖，其三强藩，其四悍夷，其五外戚，其六朋党，其七流贼。七者有其一，则国家不安，有其二，则国有倾覆之险，而大明自立国以来，独占其五矣！”

　　　　女宠，这个好像神宗有过专宠，引发了太子之争，但与历史上女宠相比，并不严重，姑且不算。

　　　　阉竖，这个远有葬送大明精锐的王振，近有臭名远扬的九千岁魏忠贤，明代阉竖数不盛数。

　　　　强藩，成祖以藩王得国，此时鲁王，桂王，之前的郑之龙，甚至王彦都可以说是强藩。

　　　　悍夷，满清已经占据两都。

　　　　外戚，这个好像真没有～

　　　　朋党，楚、齐、浙三党，东林党、阉党～还有崇祯末年的乱结党～

　　　　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都是大腕，连毅宗也被逼死，自然不用多说。

　　　　大明除了，外戚和女宠基本不占之外，独占其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占了其中一点都十分危险，而大明却几乎全占，可见变革的必要性。

　　　　事实上，明末也确实处于变革之中，变革的思想已经先后涌现，激烈的如李贽，温和点的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思变。

　　　　“士衡以为大明为何至此？”王彦自小跟随王夫之治学，思想多受其影响，王夫之显然已经猜到了王彦的一些想法。

　　　　王彦沉默半响，叹道：“君权太重，君臣失衡，所至也！”

　　　　王夫之点点头，“大汉数千年来，自始皇帝横扫六合，君臣之争，就未曾停歇，但纵观史记，大体而言，君权日盛，而相权日哀。士衡准备如何改革呢？”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汉族每隔一段时间必然改朝换代，陷入不停的轮回。这看似没有改变，但就根本而言，每次革鼎，我们的制度却一步步走向完善。纵观历史，便知历代先辈，一直在寻求两个平衡，君与臣，中央与地方。”

　　　　王彦微微停顿，然后接着说道：“我先说君与臣，自古臣权强，则权臣辈出，使国家动荡败亡，而君权强，又使天下兴亡寄予一姓，一旦出了昏聩之君，百姓必然困苦。自秦汉以来，朝廷代表臣权的相权，就一直被削弱，从独相到群相，到赵宋之时，便基本寻找到了君臣之间的平衡，宰相的权力被分散，但又可约制皇权，皇帝即便昏庸，朝廷依然能够运转，而权臣篡国的现象，也再未出现。”

　　　　中国古代，在隋唐之前，制度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宰相权利过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谁若是当了宰相还不篡位，他自己不急，下面的人都替他着急，“怎么还不篡位呢？该你当皇帝了！”

　　　　隋文帝杨坚以丞相篡位后，为了不重蹈覆辙，推行三省六部，分宰相之权，使之为群相。此后经过唐宋的完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历经数千年之发展，极于赵宋。

　　　　后世国史大家陈寅恪先生有言：“中华之文明，历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人们想起宋，往往只知皮毛，只想到他年年岁币的屈辱，却不曾真真了解，区区岁币，每年仅河北四个边市就能成倍的赚了回来。

　　　　辽国道宗皇帝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其铸造佛像，在后面刻下一行字，“愿世世代代生中国。”

　　　　辽人既然承认自己是中华，那么他所在的地方，东北，大漠，自然也是中华的一部分，中国的固有领土，也是这么来的，这与俄国的套路完全不同。

　　　　中华自古就是靠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来影响周边蛮夷，而影响辽的正是许多人眼中的弱宋。

　　　　宋这样一个朝代，为何能存在三百多年？崖山之时，为何有十万军民，愿意为这个朝代殉葬，是值得深思的。

　　　　人们向往汉唐，但“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是否是百姓想要的生活呢？

　　　　蒙元灭宋，用了四十多年，灭同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用了多久，现代成为主流文明的西方人，同样干不过蒙古人，宋的灭亡，不是因为宋的落后，而是因为宋更为先进。

　　　　历史是个很奇怪的东西，看历史会发现，在近代是落后就要挨打，但在火器和粮食产量提升之前，确实谁先进谁挨打。

　　　　有人说，宋的版图小，满清的版图大，我觉得他多少占了一点时代的便宜，他正处于一个游牧民族生产力提高，丧失战争欲望的年代。

　　　　这时不仅是东方，西方的游牧也一起不行了。

　　　　中华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北统南，大体而言是因为南方的生存条件更好，人们没有战争的欲望，战争成本高，而北方相对而言，战争成本低，战争欲望更为强烈。

　　　　王介之听到这里点点头，“君臣之争，在赵宋时，确实得到了解决，蒙元灭宋之后，蛮夷之邦，无法理解宋制的精髓，改中书省集权，设左右丞相，等于又回到了隋唐之前，结果蒙元入主中原百年，权臣辈出，除了开始的元世祖和逃入漠北的顺帝在位时间长一点，各坐了三十多年江山之外，蒙元中间短短三十多年，却历经十帝，基本都是被权臣所杀，平均三年一换，可谓混乱不堪。”

　　　　王夫之也说道：“蒙元之祸，对我大汉而言，确实是一场灾难，使我中华道统中断百年。太祖皇帝逐蒙元出中原，虽号称继承宋制，但实际上百年隔绝，宋制如何，已经很难效仿，大明实际上是承接元制，所以太祖杀胡惟庸，废除丞相，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此后太祖集权于一身，整个中华制度，其实走向了歧途，不过后来设置内阁，又转了回来。士衡是想，恢复宋制吗？”

　　　　王介之眼前一亮，“有宋一朝，被杀的一品大员，只有张邦昌，岳飞两人，而岳飞还是武将。若复宋制，君臣制衡，我王氏一族或许能昌盛百年。”

　　　　王彦摇摇头道：“历史向前发展，彦虽崇尚宋制，但宋毕竟灭亡了，既然宋亡了，那就说明宋制也有很大的缺陷。这就是我要说的中央与地方，朝廷与武将的关系了。”

　　　　（感谢悦冻窝芯，凭栏的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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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9章　存孔孟斥儒术灭理教

　　　　明朝走到现在，肯定需要改变，但治国如治病，必须先明病理，查其究竟，才能对症下药。

　　　　明朝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与太祖皇帝最初的国策分不开，宗室人口的问题，阉竖的问题，商业的问题，以及皇帝与士绅阶层对立的问题等等。

　　　　当一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那其他各种问题就会跟着出现，皇帝集权，官僚内部间的制衡，转化为皇帝与文官的对抗，皇帝为了引援，只好拉入太监，这是一条逻辑线，形成明朝独有的政治特色。

　　　　王彦这时继续说道：“宋朝在君臣制衡方面已经接近完善，但其在军事上，强干弱枝，对武将的压制，也造成了宋朝的败亡。彦的想法是借鉴宋制的君臣制衡之道，改革大明的内阁制度，并且适当提升武将的地位。将大明改造成富比赵宋，强比汉唐，传承万世的大帝国。”

　　　　“赵宋君臣共治，大臣与君上亦师亦友，确实令人向往。”王朝聘开口道：“前些天我查看史书，见宋代侯延庆的《退斋笔录》上有记载，宋神宗时，打算将一名犯罪的转运使处死，宰相却反对，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良久后说：“可与刺面，发配远恶处。”门下侍郎惇又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理由反对，最后神宗只得作罢，皇帝感叹道：“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大臣们则称，“如此快意事做不得也好”。若我大明朝君臣之间，能够如此，那就是我士人之福，我王氏之幸。”

　　　　王夫之看着王彦却提醒道：“君臣之争，延续千年，如今体制，乃皇权独尊，士衡想要制衡皇权，进行改革，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到时不仅是皇帝，还有大批理学士人也会出来反对，但凡革新，都需要有思想，理念来吸引同道之人，士衡的革新思想，是什么呢？”

　　　　思想是推动一切的源头，自礼崩乐坏以来，春秋之际，百家争鸣，那是中华民族思想最为辉煌的年代。

　　　　无数先辈，为了整个文明的出路，并发出无数思想的光辉，但大体而言，春秋之时，还是儒、法、墨、道四家争雄。

　　　　彼时儒家思想，讲仁者爱人，民贵君轻，让国君施行仁政，孔圣人也说他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可见儒家思想在列国纷争的春秋并不受待见。

　　　　墨家思想主张“上贤”，“兼爱非攻”，可以说代表社会底层的墨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不受统治者待见的思想，“上贤”的意思是让有才能的人来做官，恨不得国君都由大家一起推举，这与今天的民主选举有点像，“兼爱非攻”则是大家之间要有大爱，不要发动不义的战争。

　　　　这样的思想，虽最符合普通民众的利益，但显然最受统治者厌恶，在历朝历代都要受到压制和打击。

　　　　在说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在春秋战国时代，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有为，你无为就得被有为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兼并，诸侯们希望的是五霸那样的有为。

　　　　百年演进，儒法道墨，最终以秦行法家，一扫六合，而结束了天下的纷争，看似法家成为了四家纷争的赢家。

　　　　秦以法家得天下，但却也因法家二世而亡，只得一说的是，法家的以法“制”国，以法“制”民，与今天的强调的法治完全不同，现在是“治”，秦法是“制”，是要制你。

　　　　秦的灭亡，证实了光靠法家，无法统治天下，所以汉初选择了道家，无为而治，使天下修养生息，随有文景之治。

　　　　此时天下修养生息数十载，地方已经恢复过来，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事实正明道家也不能维持一个国家的长期运转。

　　　　随着天下经济民生恢复过来，地方的实力逐渐强大，如果中央政府接着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态度，地方上的诸侯藩王们就要开始有所作为了。

　　　　七国之乱，使道家也与法家一样失败。

　　　　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该选择什么样的思想，除去根本不被统治者考虑的墨家之外，就只剩下儒家还为登上历史的舞台。

　　　　这时一个名叫董仲舒的男人出现了，向汉武帝提出被他改进过的儒家思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君权神授，来迎合统治者，随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

　　　　此时儒法道墨四家之争，虽然以儒家的获胜而告终，但此儒以非彼儒，等发展到宋明时期，儒家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等思想，都被压制。

　　　　从春秋战国，到董仲舒分流，再到南宋朱熹，儒家思想，也从一门学说，变成一种统治技术，最后成了一门宗教，其过程就是儒家—儒术—儒教。

　　　　王彦听了王夫之的问题，心里一阵沉思，半响之后，才站起身来，毅然道：“正本清源，存孔孟，斥儒术，灭理教，仁者爱人。”

　　　　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