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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王彦把手抽了出来，起身从龙榻上站了起来，然后后退一步，郑重的行礼拜道：“陛下，如今南京再望，实乃甲申以来，我大明重振国运的关键时刻，臣需要一个名分！”

　　　　在同隆武说话之间，王彦心中逐渐也理清了思绪。

　　　　现在他虽然胜了博洛，但如果鲁王、郑成功不配合他，唐王、金声桓、孙守法不支持，那江南之战，靠他一家之力，那就没法子打了。

　　　　江南之战，若要继续下去，他需要一个整合各方势力的名义，只有有了名义，他才能与鲁王、唐王、郑成功、金声桓等人来谈，寻求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

　　　　而且有了名义，他今后掌握大明政权，才具有合法性。

　　　　王彦在心中甚至运量了一个想法，若是隆武给了他名义，他打下南京后，除了让隆武遗体第一个进南京，而且会在谥号、庙号等事情上大昨文章，将隆武的地位无限拔高，只少要有宋高宗的地位，甚至要与成祖并列。

　　　　隆武见此，嘴动了一下，抬了抬手，欲言忽又停下，半响后，他没有回答王彦的请求，而是颤声说道：“朕原以为此番大明因朕之过失，必受重创，四五载间难复元气，不想卿家又力挽狂澜。大明有卿，实为朕之幸，社稷之幸。朕曾想，朕便是崩后，大明若是由卿掌控，卿定能完成朕的遗志。西蜀偏安一隅，昭烈皇帝拖孤于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尽忠诚，至死方休，朕本该以大事相托于卿，但朕却忧心无颜向祖宗交代。”

　　　　王彦明白皇帝的意思，怕他权利太大，功绩太高，夺取他朱家的江山，也正是这种担心，才使得君臣二人越走越远。

　　　　“陛下，臣一心光复汉室，别无二志！”王彦忙伏地说道。

　　　　他这话，对隆武而言却没有说服力，曹孟德前半生不是一样一心为汉，可人会变，人心更是难测，一年前和一年后，想法可能已经是南辕北辙了。

　　　　隆武这次没让王彦起来，他混浊的眼看着王彦，似乎是想将他看透，“卿无二心，卿意欲何为？”

　　　　隆武问出此语，他们君臣之间，便等于真的要坦诚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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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41章　意欲何为

　　　　“卿意欲何为？”

　　　　在隆武看来，如果你没有二志，你就该学学古代的贤臣，不应该让君王感到不安，在君王稍起疑虑时，就该主动放弃权利，将自身谈化出朝野，以上帝王心安，可是王彦的行为，却正好相反，他不断在试图掌权，甚至拉帮结派，试图挑战皇权，隆武帝真是不明白，甚至有些憎恨王彦，恨他为什么不能做个听话的臣子。

　　　　王彦听了隆武的话，也沉默下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普天之下，九成九的人，都是这般模样，每个都为了同一个目的，不惜一切的努力着，心甘情愿的成为金银，美色，权利的奴隶，死心蹋地的付出。

　　　　功利、利己，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为此可以不择手断，就像时下。

　　　　这也是现实，但是如果整个天下，人人都是如此，那就太可怕。

　　　　早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就功利，不赚钱，萌什么牙？

　　　　在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也该想到，当整个江南士人阶层，去追逐钱财的时候，原来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也必然随之崩塌。

　　　　礼乐崩坏后，如何要求一个信奉功利主义的官员，去抵抗满清呢？

　　　　弘光年间，明朝一触即溃，与晚明思想混乱，有很大的原因。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和禽兽在本质上都是功利的，差异就那么一点点，普通的人抛弃这一点点，君子却保存它。

　　　　庸众可以选择功利，却不该去嘲弄，坚持理想、道义的人，因为正是有这一小撮人在，整个社会才不断进步，道德才不断提高，文明才有希望。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一直承担着教化的责任，但是却在历代统治者的干预下，逐渐丧失了教化的功能和治世的理想，逐渐沦为了逐利的官僚。

　　　　这种转变，在明朝尤为明显，而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皇权太强，臣权太弱，皇帝随意廷杖大臣，打断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脊梁，也使得大部分士人彻底寒心，放弃了治国的理想。

　　　　太祖设廷杖，起初是为了震慑不法官员，也就是一两人，但到了子孙后世，就完全变味，成了皇帝宣泄淫威的工具。

　　　　正德年间，武宗创下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嘉靖皇帝以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的记录给打破。

　　　　除此之外，大太监刘瑾也曾杖杀二十三员大臣，此后被魏忠贤杖杀之人，也不在少数。

　　　　而这些官员受杖的原因，有弹劾严嵩的，论妖僧的，谏万贵妃干政的，还有谏元夕观灯的，谏武宗南巡的，谏嘉靖勿服金丹的，这都被廷杖。

　　　　最离谱的是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结果上一本就要被杖三十，上两本就要被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儒家的这些士大夫，迂腐的人大有人在，道貌岸然的也不少，但是历代没有这些老夫子，瞪眼吹眉的拉着皇帝，用儒家对君王的标准，来要求皇帝，这不能干，那不能做的，历代皇帝要干多少荒唐事，而百姓要多遭受多少罪过。

　　　　士大夫对于国事，本就该仗义直言，可直言后，却要被打死。就像武宗，地方上糟了灾，他却要南下游玩，大臣们劝谏，被打死十几个，最后武宗是被朝臣给感动了，取消了南巡的计划，但劝谏的大臣却死了。

　　　　你若是大臣，寒心不心寒？恐怕下次就是明知道皇帝的作为会使得民怨沸腾，也不会在开口劝谏，这就是士大夫阶层思想的一个转变。

　　　　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林一党。

　　　　东林的名声很差，可要知道东林一党在结社之初可不是这般模样，而他们为什么会从曾经有着鲜明的政治主张，要求“朝廷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的政治团体，最后沦为逐利的官僚集团，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因为东林在早期的谏言中，被皇帝的行为打的寒了心。

　　　　在经历了神宗朝和天启朝的斗争后，部分士大夫如梦初醒，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天下以不是士人的天下，而是被朱家视为私产，而皇权并不想让他们对朱家的江山指手画脚，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东林党人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

　　　　一是东林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无论是理学门徒，还王门心学的信奉者，都有儒家传统的治世理想，所以他们在施政的过程中，会有道德约束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管这种儒家世界观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

　　　　但在此之后，东林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

　　　　他放弃了原来士大夫阶层的理想，摒弃了儒家对他们的约束，在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这个集团的唯一冲动。

　　　　从东林党的变化，大多可以看出，明朝士人阶层的思想转变。

　　　　皇帝不愿意与士人共天下，士人也不想在为朱家出力。

　　　　坚持原有理想的退出朝廷，隐居乡野，继续留下的成为逐利官僚。

　　　　这个时候，整个明朝的官僚系统，不在表达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意愿，变成了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所以东林能在明知朝廷无钱，北方恶化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朝廷争他们的税。

　　　　当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都失去了治世的理想，皇帝个人在有雄心，也是无用的。

　　　　弘光朝之前，当明朝大盘崩塌后，原来的官僚集团岂会在呼朱家的江山，一触即溃，叛降如云，也是情理之中。

　　　　这是整个阶层道德和理想的丧失，而这种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之后，带来的后果和思想混论，绝不是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

　　　　信仰的崩塌，想要重新树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与时下也非常相似。

　　　　王彦想做的，就是重振官僚士大夫的精神，而如何重振，那这个天下就不能是朱家一姓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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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祝大家情人节快了，那个不知到除了抠脚大汉，有木有单身妹子看这本书，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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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42章　一个承诺

　　　　屋里一下安静下来，隆武看着王彦，眼神复杂，而王彦却是一阵沉默。

　　　　他脑中想了好一阵，想着如何才能说服隆武，半响后，才目光直视道：“陛下，臣所求者，自然是驱除鞑虏，恢复汉室，天下太平，大汉昂扬向上，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隆武微微皱眉，混浊的眼睛眯起来看着他，冷冷道，“君臣共治？就算卿现在这么想，可今后还会这么想吗？若是部将逼卿取而代之，怎么办？”

　　　　人一旦身处高位，掌握的权利越大，就得对更多支起你权利的人负责，许多事便身不由己，隆武作为帝王，自然能够看到这一点。

　　　　王彦最后走到哪一步，除了他自身，还取决于他身后一大票人的诉求。

　　　　王彦感觉到隆武对他说词并不满意，或者说并不相信，他微微沉吟一下，然后正色道：“今后之事，臣不能向陛下保证，但陛下的担心，也是臣警惕的问题。”

　　　　隆武听他这么说，没有一味的强调没有二心，枯瘦的脸上认真起来，听着王彦继续说道，“想要君臣共治，并不容易，制度易建，人心难改。历经蒙元之祸，加上本朝二百多年皇权独大，臣之所求，难上加难。这不紧紧是改革制度，限制皇权，加强臣权，唤起士人阶层对天下的责任，还需要教他们怎么来适应这套规则，只有大多数认可之后，才可能实现。如果臣谋逆，自身不遵守，其他人怎么会认可，部下自然上行下效，所以臣对此十分警惕。”

　　　　宋太祖黄袍加身后，整日却闷闷不乐，又担心部下被黄袍加身，陷入一个循环，最后用杯酒释兵权，以一套以文制武的制度，来解决他的担心，但这也给宋留下了诸多问题。

　　　　明朝的制度从成祖之后，就很少改变，而同样的制度，在成祖时能五伐漠北，远渡重洋，而到了现在却要走向灭亡，这其中的原因，便是人变了。

　　　　隆武微微点了点头，制度只是辅助，中国历代其实主要还是人治。当人们熟悉规则，并且认可规则后，制度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王彦的想法与史书上的权臣并不相同，他追求的似乎是一个长久的治世，革除历代弊端，心中有张载一样的情怀。

　　　　如果一定要从历史找一个人与王彦比较，隆武马上就像到了一人，新朝的王莽。

　　　　史书记载，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于公元八年，代汉建新，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如果成功，必然名垂青史，可惜最后失败，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