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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外面，下层平民的生活也很悲惨。聂赫留朵夫在农村看到的贫困景象使他不寒而栗。“老百姓纷纷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有个农民因为偷砍了地主的两棵小树，被官府抓去坐牢，家里老婆只得靠讨饭来养活三个孩子和有病的老人。孩子的处境尤其悲惨。“这娃娃的脸象个小老头，但一直现出古怪的微笑，摆动着痉挛的大拇指。”“……扭动两条象蚯蚓一般的细腿”。地主、管家、警察都是那样专横狠毒，对农民动不动罚款，动不动强迫他们做工抵偿，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在城市里，下层人民同样受尽折磨。洗衣妇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得了痨病，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不论冬夏，窗子一直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蒸汽里洗熨衣服”。油漆工“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脸色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乞丐“衣服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们站在街角要饭……”

《复活》确是一幅触目惊心的人民受难图。托尔斯泰在这里提出尖锐的问题：人民的苦难是怎样造成的？谁是罪魁祸首？人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托尔斯泰探索卡秋莎·玛丝洛娃和全体苦难人民不幸的根源，发现罪魁祸首就是沙皇制度，就用锐利的笔锋进行无情的揭发。法庭审理玛丝洛娃是一出十足的讽刺剧。庭长急于同情妇幽会，心不在焉，只想赶在六点钟以前草草收庭。法官因为一早跟老婆吵架，老婆威胁不给他饭吃，开庭后他始终为此事忧心忡忡。而那个一心跟玛丝洛娃作对的副检察官是个无耻的好色之徒，又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陪审员们（包括当时的聂赫留朵夫在内）也是一伙没有头脑、没有责任心的老爷。就是这样一批混蛋造成了玛丝洛娃的冤案，也使许多无辜百姓坐牢甚至送命。

聂赫留朵夫为解救玛丝洛娃不得不奔走于高高在上主宰平民百姓命运的大官之间，遇到的都是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没有一个多少有点良心的人。枢密官沃尔夫自认为十分正派，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其实他一贯搜刮民脂民膏，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他残酷迫害几百名无辜的波兰百姓，让他们破产、流放和坐牢，不觉得罪过，反引以为荣。他对家里人的钱财都要侵占，人品非常卑劣。掌管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老将军，早年曾用刺刀和步枪屠杀了一千多名保卫自由、家园和亲人的高加索少数民族居民。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把男女政治犯关起来，关得他们“在十年之内一半瘐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人绝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他还时时告诫自己，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退休大臣察尔斯基鼠目寸光，不学无术，却又刚愎自用，每年要挥霍几万卢布公款，谁也不敢停止给他付钱。对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否受损，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托尔斯泰的批判矛头也没放过沙皇的官方教会。法庭审判固然是一出滑稽戏，而犯人们进监狱教堂做礼拜更是一出入木三分的讽刺剧。官方不惜花费重金重建监狱教堂，使它“显得色泽鲜艳，金碧辉煌”。司祭把切碎的面包浸在葡萄酒里，通过一定手法和祈祷，变成上帝的血肉。然后他率先吃“上帝的身体和血”，“用心舔干净小胡子，擦干嘴巴和杯子，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可是，在唱诗班唱完“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时，“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就哐啷发响。”托尔斯泰指出，“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还有那个主管宗教的高官托波罗夫，他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知道宗教是欺骗，但他仍起劲地维护着宗教。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把老百姓都看作鸡，宗教就象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托尔斯泰愤怒地斥责他们：“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于黑暗之中。”

总之，沙皇专制和官方教会是完全建筑在对人民的压迫和欺骗之上的。他们虐待人，折磨人，审判人，惩办人，杀害人。无辜的人民遭殃，他们无动于衷，一心要清除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他们不但不会宽恕他们认为有罪的人，而且不惜冤枉大量无辜的人。事实上，他们宁可惩罚千百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统治术！

《复活》不愧是一部史诗，一部十九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作者在书里还描写了一批反对沙皇统治的政治犯、革命家。当然，托尔斯泰并不赞成他们的政治观点，对他们的理解也有偏颇和局限之处。这些革命家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民意党人。应该说，托尔斯泰对他们的描写是真实的。例如农民出身的革命家纳巴托夫在宣传革命的同时，认为革命成功后人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革命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位平民革命家玛尔凯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革命领导人诺伏德伏罗夫是一个心胸狭隘而又十分虚荣的人。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心里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以免妨碍他的自我表现，而西蒙松则是一个反对杀生的素食主义者。

但是，这些革命家毕竟也是勇敢反抗沙皇专制的战士，托尔斯泰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品德高尚，其中有些人本身原是“老爷太太”，“但他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牺牲特权、自白和生命”。例如，女革命家谢基尼娜十九岁就离开富裕的家庭，参加了革命活动。她被判刑是因为主动承担向搜查房间的警察开枪的责任，其实枪是别人开的。她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只考虑怎样帮助别人，为别人出力。托尔斯泰对革命家遭到沙皇政府残酷镇压深表同情。卡秋莎·玛丝洛娃精神上的复活，不是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帮助，而是由于政治犯和革命家的影响和教育。这一点充分说明，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政治犯和革命家的人格比贵族叛逆者聂赫留朵夫要高尚得多，他们也更值得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信赖和敬爱。

《复活》结尾引用了大量《圣经》章节，这反映托尔斯泰晚年一方面彻底否定沙皇制度，同上流社会决裂，另一方面他在精神生活上极端苦闷，找不到一条出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从他长期矛盾的宗教观中寻求慰藉。这是托尔斯泰——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伟人——的大悲剧。但即使有这样的结尾，也无损于《复活》这部艺术杰作历久不衰的夺目光辉。

草婴

01　玛丝洛娃被押出庭受审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一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到处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而且在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生意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芬芳的粘稠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夜墙脚下嘤嘤嗡嗡地骚动。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就因为这个缘故，省监狱办公室官员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的春色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一男两女，解送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解送审。由于接到这张传票，今晨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他后面跟着一个面容憔悴、鬈发花白的女人，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带子。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玛丝洛娃吧？”她同值班的看守来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问看守长说。

值班的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随即又带上牢门，等待着。

监狱院子里，空气就比较新鲜爽快些，那是从田野上吹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里面充满伤寒菌以及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品的臭味，不论谁一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沮丧。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污浊空气，但从院子里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进走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玛丝洛娃，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大踏步走出牢房，敏捷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旁边站住。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外套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仿佛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新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阔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她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