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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口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