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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战役发起的原因，事情后延了。

　　　　新四军是和八路军有些不同的军队。新四军是国共合作后，红军留在江南的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谈判，达成协议，于37年10月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共方要项英为军长，而国方则不认可，正踌躇之际，陈诚给老蒋带来了一个消息：已经脱离共党十年的叶挺，愿意出来抗日。

　　　　老蒋安排这个脱离中共十年的人做新四军军长，叶挺因为广州起义失败，受李立三王明斥责而退出出党，长期和国民党左派在一起活动，和广东派系交往也很深，后来长期流亡国外，蒋以为可用。叶挺亲赴延安和毛公长谈，毛公也认可他。

　　　　结果，叶挺获得双方认可。

　　　　老蒋之所以对新四军很忌惮，是有深层次的理由的。新四军活动的地区在江南，在江西浙江等地。这个地区一向是老蒋的地盘。换句话说，他的金主都在这里。这些金主用大量的金钱支持他起家，自然要老蒋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长江中下游，这里还是那些金主们的地盘，明里暗里的联系还在。金主们有的去了重庆，有的还留在老家。他们怕新四军，多过于怕日本人。

　　　　老蒋自然要控制这里。这里的游击部队也是他的人，其中就有戴老板的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是个既成事实，是一只部队，他自然要控制在手里，至少要对这一支部队有影响。

　　　　于是有了如下的结果：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同时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辖4个支队，共一万余人。改编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

　　　　军党领导两条线，项英等人都在两条线上，而叶挺则仅仅在军不在党。这种差异，为新四军高层埋下了祸根。新四军大事都是党决定的，很多决策叶都不能参与，很是苦闷。苦闷多了，就成了大问题了。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些个部队没有师或者旅的番号，只叫支队。

　　　　1937年12月25日在汉口建立军部，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同年3月和4月，根据国共指示和命令，军部和第1、第2、第3支队到皖南歙县岩寺地区，第4支队在皖西霍山进而向皖中。接着，第1、第2支队进苏南茅山。第3支队留在皖南。第4支队在皖中、皖东游击。

　　　　这一年里，因为叶挺跟项英不合，新四军的问题很多，发展也不如意。项英是南方游击队杰出的领袖，对做派有些国民党军官风格的叶挺看不惯，为此排挤叶挺。

　　　　叶挺的确有些国民党军官做派，自己带着厨子，穿着很好，去任何地方都是高头大马，牵着狼狗，前呼后拥。

　　　　项英在新四军中享有无上的地位，而此时叶挺早已经不在党内，很多党内决策不能参加。叶挺又是两党选定的军长，对外他是一把手，这种权力的偏差造成了工作上的不顺，进而发展成二人的矛盾。

　　　　叶挺因受到排挤；出走广东。国府，特别是蒋则因此要处置新四军。

　　　　陕北为了解决新四军的问题，也为了不给老蒋以口实，要求叶挺回来。这就是周公在1939年处来新四军的原因。

　　　　周公的到来使得新四军的发展有了改变。1939年2月，中共**副主席周公到皖南视察。实质上，周是绕道到广东找到了叶挺，和叶挺一起回的新四军。

　　　　周公的到来，不但调节了叶项的矛盾，也指出了二人的问题，同时还制定了一些方针，比如，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新四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当年年底，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九万人。

　　　　1939年夏天，历史改变了轨迹，本来，在历史上，叶挺根据一些问题，没有详细调查，请示老蒋而杀了高敬亭。

　　　　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陕北就发出了预防性的电报，使得叶挺在处理高敬亭的时候，迟疑了几天，而这时候，陕北连续发了数封急电，保住了高的性命。

　　　　不过，项英后来又开始排挤叶挺，导致叶挺再次离开新四军。

　　　　1939年9月，叶挺到达重庆，本来开始的时候没有要辞职，结果见老蒋的时候，蒋一直把话往辞职上引，往党派上引。叶挺说不想解决党派问题，只想抗日。蒋不满。

　　　　叶挺觉得新四军连军饷都没有，很难办，因此又产生了辞职的意思，向老蒋提出辞职。蒋要他推荐继任者，叶挺推荐叶剑英，蒋不悦。

　　　　这一次，叶挺再次辞职，对项英触动很大，项英想缓和关系，派人请叶挺回去。周公这次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劝说叶挺。叶挺觉得已经提出辞职，要回去须知会蒋知道。

　　　　周叫他回去，并以叶挺的名义给蒋写了信。至此，老蒋放弃了拉拢叶挺的想法。

　　　　直到40年7月，叶挺解决了一部分军饷后才回新四军总部。

　　　　1939年以后，日军放松了进攻，政治攻势加强了。这使得重庆有精力开始收拾共党了。

　　　　到了40年10月，历史上的皖南事变就要到来了。不过，其轨迹未变，但是时间节奏变了。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

　　　　这意味着长江以南，江淮地区的新四军要离开根据地，去黄河以北。如果严格按照这个命令，连苏北，山东河南的八路都要撤走。

　　　　这个命令意味着，国府已经下决心要收拾新四军了，只不过因为百团大战还没开始，没有让蒋感到有解决共军的迫切性，决心不如历史上大。

　　　　不过，命令发布了一天，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开始了，而且几天后，八路军声势正旺，国府想收拾新四军，有些不好下手。总不能落一个人家在前线打仗，你在后面闹摩擦的恶名吧。

　　　　于是，收拾新四军的行动拖了一些日子。

　　　　另外，延安也同意了，愿意把皖南的新四军调离开赴江北。中共以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给何白复电，即佳电，表示“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

第434章　黄桥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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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使得国府没有那么大的决心的因素，是苏北平静了，也就是说，黄桥战役被消弭于无形了。

　　　　不过，黄桥战役这个词，只有延安和伊春的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为了这件事很早就开始运作，要把这个战役消弥于无形。这是对新四军最有利的。

　　　　陕北分析了文件，认为有几个因素刺激了国府下决心消灭新四军，第一是百团大战，第二是黄桥事变。百团大战是打日本的，从历史上看，是不可以避免，黄桥战役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还有转圜的余地。

　　　　说黄桥战役是不可避免的，是因为日军在1940年为了抽调部队参加太平洋战争，不得不放松了对重庆的军事攻势，转过来加强政治攻势。

　　　　日军的策略的改变，使得国府有了精力来对付新四军。

　　　　这是典型的三国志。日军不得已的做法，反而促成了国共的摩擦的加剧。

　　　　陕北下了大功夫消弭黄桥战役。

　　　　如今什么值钱？西药，盘尼西林。几只药就可以救一条命，黑市的价格很高，是延安价格的两倍。以前有人用银元还可以买到，现在，银元是买不到的，只有金子。只有有钱人才会花大价钱保命。连日本人病重，都要托关系找黑市的药品。

　　　　现在，药品是军中物资，战略物资，每一只都登记造册，哪有那么容易搞到？有钱人就会花大钱去弄药，于是，价格就上去了。

　　　　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在敌后游击，也很难。此时，日军作出了唯一的有智慧的做法，就是放松军事攻势。他这里一放松，国府立刻和新四军大搞摩擦。

　　　　韩德勤原来是清末秀才，后来投奔北洋军阀，在顾祝同引荐下加入国民政府。31年在江西围剿战役里曾经被俘，混在士兵里才逃脱。韩德勤因此被降职。后来不是很得志，否则他也不会在江苏敌后作战。

　　　　有一股潮流，只要抗战的，就是正确的。这没错。但是这股潮流被人夹带了私活，变成只要抗战的，就永远正确。这就不对了。

　　　　于是，有人开始为他辩护，写文章辩护。有著名的为他抗日而辩护的网络文章，全文如下：

　　　　“文章抗战爆发后，韩德勤任任第二十四集团军代总司令兼89军军长，同年11月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8年3月韩部为台儿庄会战主力之一：徐州会战时，韩德勤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在高邮、宝应一带，负责南线作战，成功阻击了由扬州北进之敌，否则徐州受到日军南北夹攻。掩护运河的交通。日酋坂垣征四郎也承认；韩德勤部的抵抗非常顽强。徐州会战失败后，韩德勤奉命留在苏北敌后游击，担任江苏省主席。”

　　　　上文真真假假。已经核实，台儿庄没有韩德勤89军参战。徐州会战也没见什么韩德勤的战绩。敌后游击战，1939年2月撤退和日军战斗，是57军第112师师长霍守义打的，霍守义是东北军，和老韩有什么关系。此役，老韩是受保护对象。

　　　　韩德勤在1938年的徐州战役里作用也不是很积极，因为他的部队都是保安全，战斗力不高，在老蒋的申斥下，切断公路，迟滞了日军。白崇禧认为，他的部队因为破坏交通，最台儿庄战役有间接贡献。

　　　　武汉战役期间按，他的部队曾经进攻徐州，起到了对进攻武汉日军骚扰作用。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游击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韩德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

　　　　因鲁南和苏北不便统一指挥，军委会于苏北成立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驻兴化），由韩德勤专门负责鲁苏战区南部的苏北部分。之后第24集团军番号撤销，由副总司令部直接统辖所属部队。1939年10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辞去江苏省主席的兼职，韩德勤正式担任江苏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自鲁苏战区成立以来，苏北连年游击作战不断。

　　　　不过，局面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而产生变化。

　　　　在40年，延安的药厂已经很成熟了，产量也很大，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都有一些药品。新四军因为运输路途遥远，因此药品不多。即便如此，延安还是把药品给了与新四军关系好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等国军军官一些，创造有利局面。

　　　　在毛和周的亲自过问下，新四军用几大盒药品打通了韩德勤部将的路子。89军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都收到了数量不等的药品，有的人收到了药品，不知道是谁给的，不过因为他们知道谁有药品，心照不宣。

　　　　接着，新四军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