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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扬明-第3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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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行，那也不愿，分明是怕担干系，不愿施以援手！戚继光面色一沉，想要再说些什么，却听杨博说：“其实，或许不必我等多此一举，今日镇抚司三位太保爷在，都听到了海瑞的话，岂能不奏报皇上之理？我等还是稍安勿躁，静候皇上裁夺吧！”
杨博没有猜错，今日做东的镇抚司大太保杨尚贤在天香楼与众人分手之后，没有回自己在东城的府邸，也没有回镇抚司的官衙，而是快马加鞭，赶在宫门落锁之前进了大内，径直来到东暖阁，跪在门外奏道：“奴才杨尚贤给主子复旨来了！”
原来，他今日做东宴请营团军诸位军官，乃是奉了皇上的密旨，不用说，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皇上也想知道海瑞应试策论所议何事，他总算是不辱使命。
听完杨尚贤的详情奏报，朱厚熜也如方才的杨博一样，皱着眉，抿着嘴，样子既象是想笑，又象是要哭，最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好的，朕知道了。你辛苦了，且回去歇息。”
待杨尚贤走了之后，朱厚熜才重重一掌拍在了御案上：“好你个海瑞，你是一天也不想让朕省心啊！”
你违抗朝廷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既定国策，在昆山搞的一塌糊涂，我不跟你计较；为了让你捞个进士的学历当上御史，我不顾朝野上下的反对，专门为你量身打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为了让你稳稳当当中个进士，我还专门派锦衣卫拿着国家公款请客，就为了查探你到底论的是什么，好到时候给你开后门。可你论什么不好你来论田制！你论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一个进士的学历，可你论田制，这个进士，你让我怎么给你？
不错，“耕者有其田”是古往今来中国老百姓的梦想，也是多数农民起义用来鼓动民众、屡试不爽的口号；不错，我是曾给俞大猷下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密旨；不错，朝廷兵马平定江南叛乱之后，我也曾将那些参与叛乱的藩王宗亲、勋臣贵戚的田地抄没，分发给百姓。可那是什么形势？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抄他们的家，分他们的田，谁敢说半个不字？
如今叛乱刚刚平息，国朝赋税重地江南百废待兴，南边的倭寇、北边的鞑靼都还没有搞定；明朝最大的隐患建州女真部的分化瓦解、迁徙异地刚刚完成了相应的军事准备，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废弛海禁、与西洋诸藩国互市通商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对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显现出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让我土改，我能吗？我敢吗？
现在已经不是你能不能中进士的问题了，而是怎么才能保全你的性命！自从朝廷开科取士，我这个皇上每天看考卷看到头晕眼花，一天顶多睡两三个时辰，六宫三千粉黛都撇在一边，当这个劳什子的皇帝我容易吗我？你还要给我找麻烦，你诚心的吧？
第三十六章物超所值（）
国朝科举旧制，会试由十八房考官阅卷，分为优、中、差三等，优等试卷报主副考官复审，决定是否取中；中式举子殿试策论由内阁辅弼重臣与六部九卿会同阅卷，商议酌定名次，前十名报皇上御览裁定。可是，制科不经会试大比，二百八十六名应试生员直接殿试，比起以前每科百十位会试中式举子，就给那些参与阅卷的朝廷重臣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内阁辅弼重臣与六部九卿压下手头不急的公务，齐聚内阁值房，二十多人肩并肩地挤在一字排开的大案两边，集体审阅制科应试生员的策论。内阁首辅严嵩则因其子严世蕃应试，照例该当回避，如今已自觉地回到所兼任的礼部衙门处理公务了。
不过，这也是朱厚熜明确要求并一再强调的。概因这一次制科取士，一要直言时弊；二要提出改易方略，应试生员所提方略，那些出身翰林院的十八房考官不见得能看得懂，而且如若确系可行之策，接下来便要有司衙门施行，那些部衙堂官们早一点接触也有好处。
此外，由于制科不确定名次。朱厚熜提出，应效法会试初选之例，将试卷分等，优等八十名全部呈送御前，由他亲自确定是否取中。既食物君禄，便要忠君之事。皇上尚且亲为表率，谁敢在皇上如此重视的制科取士上殆废臣职？三月二十八日制科殿试结束，到了四月初二，内阁便呈上了拟定优等的八十份墨卷。
国朝积弊之多，多如牛毛，应试生员只要留心政务，便俯拾皆是。而且，被举荐应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生员们都是有备而来，所提建议无不切中时弊，言辞之激烈，比那些信奉“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的科道言官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将阅卷的那些内阁学士、六部九卿看得胆战心惊，就连早就有心理准备的朱厚熜也是冷汗直冒，却又不胜欣慰之至。
有的生员纵论国朝大政，所提建议高屋建瓴。比如朱厚熜如今最关注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就有两位应试生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略，让朱厚熜读来忍不住拍案叫好：
其中一位应试生员提出，该当废除“铺户当行买办”之制，改为“招商买办”和“佥商买办”的建议。所谓“铺户当行买办”，即规定各行铺户必须轮流义务当差，替官府采办货物。办货的钱表面上由官府发给，但实际上，却往往并不给足，到底给多少，那就得看官员个人的品行、胃口而定，其间伸缩性很大。而大明朝的官员，大多数都是见了银子不要命的人，指望他们如数付款，实属痴心妄想。那么，不足部分就得由各行当值的铺户自己补足，由之造成的亏损，也得由他们自行承担。铺户畏惧官府的势力，只有忍痛认赔。这个制度实行多年，将各行各业的铺户们逼迫的叫苦连天；有办法的富商，总是贿赂当道，投靠官府，逃脱差役；那些没有办法的中小商人，往往被弄得倾家荡产，甚至还有卖儿卖女，投河上吊的。铺户们不堪重负，联合起来歇业罢市的事情也屡有发生。
该生员认为，该废弛“铺户当行买办”之制，改以招商买办，“上有所纳，给予价值”；“着有司核定时价，价照时估，如数给予，是以国用既不匮乏，而商又得利。”若遇朝廷大宗采买，则“乞将年例钱粮办纳之数，以难易定其多寡，以迟速定其先后。多者预支十分之四，递减至一分。半年以内全给，一年以外先给其半。”
还有一位应试生员也议论的是这个问题。不过，他是从经济角度入手，畅论了朝廷对于商贾课以重税的弊端。
明朝开征商业税的名目本来就很多，而且税种愈来愈繁，税额愈来愈高。开店铺的有市肆门摊税；一应塌房、库房、店舍、停储客商货物的栈房，必须每日纳钞；驴骡车受雇装载货物，出入京城或其他城市的，每辆亦必要缴纳车马税。水陆通道，各设关卡税监，按照路程远近、装载货物多少，分别征收船料税、条税、门税、关税。其他诸如鱼课、酒醋税、牙税、香税、头匹税、落地税等，难以尽录。而且，上至宫廷皇室、朝廷户工两部，下到各省、府、州、县的官吏胥役，都向商人伸手，大小管道分别唆吸钱财，筹算及至骨髓，不遗锱铢。公私交征，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于是，商业遂陷于重困，商贾罕至、货殖不通，进而影响到了国家税收的持续增长。显而易见，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实际上是自堵税源，破坏财政平衡的愚蠢做法，与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趋势更是背道而驰。
该生员认为，“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通无以济也。”也就是说，农商必应相互倚赖，农与商虽然职业分工不同，但异业而同心，都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都能够对社会做出不同的贡献。明确提出了“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建议朝廷不能无视农商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不能忽视商力所能承担的限度，故此，必须在榷税制度上作较大幅度的改革，从整顿榷税制度，肃清巧立名目以增课，减少重复征税，严禁滥肆罚借入手，严申法令，革除积弊，抑平物价，减除中饱，限定税额，才有可能畅通物资交流，保证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促进贸易繁荣。
看到这两份策论，使朱厚熜联想到了时务科经济科有两位进士的策论，一是建议朝廷取消商人“市籍”，准许商人自由经商；一是建议朝廷废弛“牙行”包买包卖制度，准许行商按地域设立会馆，自行觅主发卖。
所谓“市籍”，指的是凡要在城镇经营工商业的人，必须先到官府登记，取得批准，才可以“占市籍”。如果未获准“占市籍”而擅自经营工商业的，就属于违法，可以按照游民处理，或被驱逐或被拘捕。之所以朝廷要专门立有“市籍”，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控制和限制；另一方面则用以作为对占籍者征调各种繁重差役的依据。一些工商业户“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必转徙”，不少人因此只好被迫逃籍。
而坐地牙商包买包卖，则是行脚商人的一大苦处。行商扬帆载货，将本图利，比之要办理“市籍”，承担差役的坐商，固然多了许多自由；但一买一卖，都要受制于牙行，不经牙行，便不能购货，也不能发卖。牙行商人仗着有官府牙帖，坐收厚利不说，还将自己不得不承受的买办之苦转嫁到外来行商头上，甚至还有一些不道德的牙商，恣意欺侮外来行商，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该生员墨卷之中所揭示的牙商其用心之险恶、手法之诡异，令朱厚熜看了也不禁瞠目结舌：
大凡商货初到，牙商照例宰鸡设宴，招妓演戏，殷勤招待。及至商货到了牙行的货栈之中，便任意把持，私行取用不说，还往往压住商货，不觅主发卖，弄得行商常常要等上数月一年之久，仍不能将货物脱手。那些做行商的，哪一个不是把身家性命压在行情涨落之上，被牙行这么一压，好端端的热货便成了冷货，简直是要了行商的命。
按说商货跌价，牙行也并无好处，但他们一味招揽，自己做不来也不许行商自行发卖，到了货贱之时，牙行更是压着不发，却照旧要向行商收取客栈租金和俗称“牙用”的佣金。那些行商多是小本经营，哪里受得了牙行这样折腾？只好任由他们摆布，赶紧忍痛将货物低价贱卖了事。说起来，行商之苦，比之坐地经营的牙商，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厚熜早就知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就已经出现，之所以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一大原因就是因为明清两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横加盘剥；并对商人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经商要有市籍。种种抑商的弊政不除，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绝无可能，更不用说是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只是他并未深入研究过经商之道，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进行改革，这几份策论虽说都只是从一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但结合起来，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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