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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扬明-第4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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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赞成。朱厚熜立刻下旨允行，先由京城开始整顿，待收到成效之后再推行全国。
奉上谕，刑部、五城兵马司和顺天府等衙门一起出动，根据镇抚司提供的证据按图索骥，将那些不遵守国家律法规定收取高额利息的当铺全部查封。由于京城没有一家当铺老老实实按大明律“月息不得超过三分”的规定守法经营，朱厚熜不得不缩小了打击面，对于月息在五分以下的当铺，予以批评教育，责令他们缴纳一定数额的罚款，并在承诺守法经营的约书上签字后，允许复业；对那些月息在五分以上的当铺，则坚决予以取缔，一应家产财物抄没入官，当铺掌柜依律治罪，朝奉、店伙由乡人具保之后释放。
朱厚熜这么做还有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投资经营典当行的多为商人，比如以晋商集团为主力的山陕商帮和徽州商帮，都参与经营金融典当业。此外，当铺不但经营抵押放款业务，也经营普通放款、军粮买卖和货币兑换等业务，是当时主要的信用机构；而且，放款对象已不仅仅是那些急需用钱的小民百姓，有些商人急需融通资金，也要告贷于当铺。如果拘泥于大明律的规定，将全国当铺一律查封，不但打击商人，进而影响到如今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也不利于民间资本的流通，那就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但是，对于户部设立官营典当行的建议，诚如马宪成在东暖阁奏对之时就预料的那样，此议一出，立刻在朝堂之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官营典当主要是为平民百姓提供小额资金融通，与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颇为相似，王安石的诸多新政之中招致非议最大的就是这个青苗法，被认为是祸国殃民的乱政，甚至被视为北宋灭亡的一大祸根，几百年来一直受到道学家的口诛笔伐。在理学心学大盛一时，朝臣士子无不标榜“君子好义，小人重利”的明朝，户部的这一建议无疑是捅了个马蜂窝，立刻遭到了清流官员的群起攻讦。
但是，自从嘉靖二十二年推行新政而始，皇上便一直把“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挂在嘴边，还时常引用王安石变法万言书的原话“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强调国家理财的重要性。谁还敢拿这个话题做户部和马宪成的文章？那些清流官员也只能避实就虚，以设立官当、向无先例，且有借机牟利及与民争利之嫌，非君子所为等等的理由向朝廷上疏，反对设立官当。
马宪成在户部任职近三十年，论理财之能，国朝无人能与他相比；加之他为人又甚是强悍，脾气上来了连皇上的帐都不卖，此次有皇上做后盾，自然有持无恐，率领户部上下，尤其是那些分配在户部任观政的嘉靖二十六年时务科经济科进士们，与那些迂腐守旧的清流官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面对种种诘问，他们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理直气壮地反驳道，隋朝有公廨钱（朝廷给各府县拨付一些钱，用于放贷收息或经营其他事业，收益作为政府收入以供开支）、唐宋两朝有质库（沿袭隋朝公廨钱的作法），官营典当，由来已久；收取二分月息，不过是为支付典当行日常开销及有司官吏俸银，已较前朝或八分或六分至少也有四分的月利低了许多，何来“牟取暴利”之说；并摆出了大量关于当铺放高利贷导致借贷的百姓倾家荡产的事实，责问那些清流官员“设若你急需财用，是愿意告贷于彼，抑或告贷于官？”
设立官当典当行的始作俑者是朱厚熜，但他却没有很快下旨允行，任凭这场争论持续了近一个月，用意在于利用这场大论战引起朝野上下的重视，改变明朝官员士子重义理、轻经济的传统观念，逐步建立起政府理财、商业贸易、国家信用等意识，为日后进一步改革奠定思想基础。因此，他责令邸报、民报等刊物连篇累牍地刊登户部的反驳奏疏，并动员京师大学堂经济科的教喻、生员也发表文章予以声援。虽说开启民智的效果如何只有天知道，但此举向朝野上下宣示了皇上支持设立官办典当行的态度，那些反对的声浪逐渐消沉了下来。
京城一半以上的当铺都被查封歇业，放高利贷的不法奸商也拿办了几十个，随即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商户融通资金和百姓临时借贷救急出现了困难。朱厚熜看看火候已到，便下旨由户部拨给官本三十万两银子，办起了官营典当行，将之钦定名曰“民生典当行”，请内阁首辅严嵩亲书招牌，加盖皇上的宝印，吹吹打打地送到了户部。
民生典当行开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那些从被取缔的当铺中查抄来的当物，并张贴告示，无论是否属于“死当（到期不能赎回的当物，当铺可以自行处理），只要有当票为凭据，即可前来赎取。赎当不论当初约定利率，都按照票面上的本金，以月息两分偿付利息，亦不计算复利。
朝廷对当铺按本金的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典当行的利润之大可想而知。这其中，除了抵押放款，收取高额利息之外，当铺处理死当也有很大收益。概因当铺接当时，总是百般挑剔，刻意低估当物价值，送当人所能借贷到的款项至多只有当物原值的一半，有的甚至只有三分之一，一旦不能到期赎回，当铺作为死当自行处理，就可获得一两倍的额外收益。此举有力地驳斥了官营当铺牟取暴利和与民争利的说法，赢得了无数穷门小户百姓的交口称赞。
不用说，这也是朱厚熜的主意，想藉此恢复已被老祖宗糟蹋殆尽的国家信用，为日后发行货币奠定基础。但是，此举却遭到了马宪成的反对。他认为，朝廷抄没入官的当物，民生典当行按月息两分收息，已是大大的惠民善政，至于处理“死当”，则不必拘泥于此。朝廷设立官营典当行是为了解决军事演习所需花费，从长远来看，如杨隋李唐和赵宋三朝一样，放款收息确实能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但由于典当行接当放贷总有个期限，未必就能很快获得巨利，两两个月时间里不但无望为军事演习筹措钱粮，更难以在短期收回朝廷投入的三十万两现银——要知道这三十万两银子可是预留的京城两万官吏一月的俸禄和养廉银，六七月份朝廷收项青黄不接，就指望着这点银子给百官属吏开支，到时候若是拿不出来，百官闹起了欠俸，朝廷面子就丢大了！
此外，当日皇上提出设立官营典当行，信誓旦旦地说不问户部要银子，还要送“一注大财”给他，他便以为皇上言下所指的就是查抄那些违法收取高息的当铺所得那些死当。谁知道，皇上竟如此大方，拱手将这注大财又让给了百姓！
朱厚熜也知道，抄没所得之中，不法高利贷者的家产多是房产地契，一时难以变现；被网开一面的那些当铺所缴纳的罚款，又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马宪成就指望着处理死当为国库大捞一把。因此，面对马宪成的焦虑和抱怨，他避而不答，只是自信满满地告诉他，自己身为天子，一言九鼎，曾答应过要给户部“一注大财”就绝对不会食言，到今年的六月份若不能兑现，由他自己面对百官的诘难，绝不让户部坐蜡。
尽管马宪成仍不敢放心，但有皇上的亲口承诺，他又怎能再就这个问题多说什么？
第十一章定策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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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准备，五军都督府和兵部联合上奏朝廷，“射天狼”演习各项准备工作已然就绪，恳请皇上下旨允行。朱厚熜欣然准奏，并在朝堂之上公开宣布：“此次演习，朕要亲临现场观摩。”
此言一出，内阁首辅严嵩带头，满朝文武都跪了下来，有的说“圣驾不宜轻出九重”，有的说“天子至尊，不可躬履险要。”更夸张的是，还有人伏阙痛哭，似乎朱厚熜此去便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坐在龙椅上的朱厚熜板着脸，任凭那些服蟒腰玉的朝廷重臣们尽情表演，等他们都哭闹得累了之后，才冷冷地说：“正德先帝当年数次巡视边镇，也未必就如同你们说的那样‘圣驾出京，天下震动’。你们这么说，到底是认为朕的文治不及正德先帝，还是认为朕的武功不及正德先帝？”
这句话如同利箭一样射了下来，令满朝文武心里都是一颤，原本准备拼死一谏的决心顿时动摇了，情不自禁地收住悲声，惊愕地看着阴沉着脸的皇上。
这些朝廷重臣，许多都是正德年间出仕为官的老臣，自然记得当年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时常巡幸边镇，甚至专门在宣府重镇修建了“镇国府”，长期驻跸宣府。满朝文武也曾伏阙痛哭，集体劝谏皇上不可轻出九重，有许多人被正德皇帝责令罢官、贬谪、充军、廷杖。皇上比出正德先帝之例，不用说，已隐隐带出了一丝杀气，让他们在心忧大明江山社稷的同时，更担心自家的荣华富贵乃至身家性命。
还未等群臣从惊愕中回过神来，朱厚熜又冷冷地说：“你们听朕这么说，想必是以为朕在菲薄正德先帝吧？不错，正德一朝奸宦‘八虎’以宠信而擅权，佞臣江彬、钱宁以幸进而乱政，以致颇多失政，正德先帝亦有优游退逊之短，怠废政务之弊，为人主所不取也。朕每每思之，与你们一样都是扼腕痛惜，更时刻引以为戒。但是，昔年北虏小王子率部犯我边庭，正德先帝亲自率军抗击虏贼，取得‘应州大捷’。终正德一朝，以小王子部之兵强势大，亦不敢再生南下牧马之心，不敢再犯我大明天威，这便是正德先帝之于我大明的卓越功勋。如今宫里没有‘八虎’为祸，朝中也无江彬、钱宁用事，朝廷政清人和，百姓安居乐业，朕也未曾说要效法成祖文皇帝御驾北征，不过是去观摩军演并巡视边镇武备，这有什么错？”
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当初正德先帝应州抗击小王子部，明军不过五六万人，亦能御强虏于国门之外。且不说我大明如今国力何等之强、兵威何其之盛，蒙古各部断不敢轻举妄动，即便他们心存异志有所异动，三十多万的参演部队，还不能保护圣驾安全吗？此事朕意已决，卿等不复多言。”
听到朱厚熜操练出了他的招牌话语“朕意已决，卿等不复多言”，严嵩知道此事皇上已不容群臣置喙，身为首辅，他也不能让局面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忙叩头道：“臣等遵旨。”
满朝文武跟着一起叩头，齐声道：“臣等遵旨。”
其实，那些朝廷大员心中有明白，此次军事演习摆明了是兵部逢迎圣意，要讨皇上的好；皇上御驾亲临观摩演习，也分明是在给兵部脸上贴金。兵部一直是夏言一党的地盘，从内阁主持军务的次辅李春芳到兵部尚书曾铣，都是夏言的人；而主持制订此次军事演习方案的兵部右侍郎、明军总参谋长杨博，又是翟銮的门生，徐阶尽管与他关系不睦，但毕竟师出同门，碍于恩师的面子，也不好出面反对。因此，夏、徐两党的那些官员都是跟着别人嚎两嗓子显示自己对皇上的忠心，却并非真想扫皇上的兴、败兵部的彩头。此刻严嵩率先转变了态度，严党中人自然也就要跟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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