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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扬明-第5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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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对徐渭的这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大加赞叹，信誓旦旦地对他说，有了嘉靖二十五年的教训，自己也担心下面的官员一味逢迎圣意，为了捞取政绩而不顾治下百姓的死活，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强迫百姓改稻为桑，使这一利民惠民的善政，却成了虐民害民的苛政。不过，这一次，朝廷已提前采取了诸多措施防备，应该能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一是实行各项优惠政策，动员和鼓励百姓自愿改稻为桑。其一，稻田改为桑田，仍按稻田起课征税，桑田每亩收益要比稻田高出五成以上，当年改种，当年受益，百姓势必趋之若骛；其二，由官府无条件为改种桑田的百姓借贷粮食，不但不收利息，反而采取“春借一斗，秋还九升”的优惠政策，等若贴补那些桑农10％的粮食，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当年若是还不了，还可于次年再还，仍不收利息；其三，百姓所产生丝若是卖不出去，亦可拿生丝抵偿向官府借贷的粮食，按市价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二是内阁在拟订方略之时，就已经明确提出，各省绝对不搞一刀切，而是分三年去改，一来给各地商人投资开办丝绸作坊、修建厂房、建造织机和招募织匠相对宽裕的时间；二来事缓则圆，那些心存疑虑，迟迟不动的百姓看到前两年或在这之前改稻为桑的人得到了偌大实惠，自然也就心甘情愿去改了。
三是如今随着北方大兴农务，垦荒屯田，以及推广种植水稻、玉米等高产农作物，北方诸省对南方粮食的依存度已经大为缓解，江南各产粮大省如湖广等，可以就近调运大批粮食支援改稻为桑的浙江、南直隶，一来那些产粮大省避免了“谷贱伤农、丰做饥谨”；二来也解决了百姓将稻田改为桑田的吃饭问题，两全其美。
四是朝廷实行各项减免税政策，鼓励南方海商多多将大明所产的丝绸运往海外售卖，以嘉靖二十八年出口额为标准，每年增加出口的部分，减半征税；超过20％以上的部分，免征赋税。打通了西域丝绸之路的北方商人，也同样享受这一减免税政策。同时，动员和鼓励海商从南洋占城等产粮地运回粮食，用以交换浙、直两省的丝绸棉帛或生丝；所运到的粮食，一律免征进口关税。
五是从严遴选江南各省府州县各级职官。朝廷已决定将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清望衙门任职的赵鼎、齐汉生和赵贞吉等人改授地方官职，让他们在重点推行改稻为桑国策的苏州、松江、杭州等地任知府。这些人清正有品、刚直敢言，素为朝野上下所瞩目，且在江南士林广有美誉，用他们这些方正之士抚牧一方，推行国策，应该不会再有苛政虐民或借机贪墨之情事，更有助于江南士绅阶层响应朝廷号召，积极推行国策。
朱厚熜自信满满地对徐渭说，以上措施也不见得就能完全杜绝官场贪墨及虐民之事，但只要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以百姓根本利益为重，就一定能在江南诸省顺利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也不会再惹出什么乱子来
第四十六章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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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亲耳聆听皇上一五一十地将这一条条优惠和防范措施娓娓道来，徐渭不禁感慨万千：大明朝的那些抚民之官，但凡还有一点天理良知，也该能体念皇上这一片仁君爱民之心，谨遵圣谕，治政安民，江南诸省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当无大碍，故此才放心地和戚继光走了。
其实，徐渭却不知道，正是因为有了嘉靖二十五年虎头蛇尾，甚至事与愿违的惨痛教训，对于推行国策一事，朱厚熜根本没有向他做解说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自信，甚至可以说，他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内阁秉承圣意，拟定的方略和与之配套的各项优惠政策、扶持政策不可谓不完备，甚至引起了朝野内外的诸多非议，认为朝廷对于商人、农夫所施行的种种惠民政策失之过宽，已经违背了在江南诸省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初衷——
其一，稻田改为桑田，不加征赋税，这固然是朝廷抚政爱民之心，但官府无偿借贷粮食，还要贴补一成用以鼓励百姓改种桑田则大可不必，一来朝廷不对百姓加征赋税，从这一头已经得不到任何好处，却还要贴补他们粮食，徒然增加官府开支；二来若是有刁民借贷到了粮食，秋后却不归还，又如之奈何？三来那些稻农借贷了官府的粮食，却仍不改种桑田，又该如之奈何？
其二，大明丝绸棉帛原本就在东西两洋和蒙元、西域那边卖得十分好，价钱要比大明国内高出五成以上，商人已经从中牟取了暴利，只要有丝绸，何愁他们不多多地卖给外番四夷？又何必要用什么减免赋税的政策来鼓励他们？多产丝绸棉帛所产生的利润，国家得不到多少好处，大部分都被那些商贾贩夫给吞了
明朝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官员、士子长期埋首书斋，钻研制艺，把八股文章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和晋身之阶，从而养成了不务实学、崇尚空谈的风气。朱厚熜早已是见惯不惊。对于这些非议和诘难，他觉得也不能一概斥之为无稽之谈，不得不一再向朝臣们大讲民为邦本，民富则国富，清平治世应该藏富于民的道理，这才勉强压制住了这股质疑的声浪。
朱厚熜的心里更明白，为了推动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他不惜放弃眼前利益，将大量的利润让给了百姓、作坊主和商人；但是，再好的政策，再完备的制度，总要靠人去执行。会不会有不法商人和豪强劣绅认准了这是个大发横财的好机会，勾结官府，借朝廷推行改稻为桑国策的名义，大肆兼并百姓的田地，最大限度地牟取暴利？而大明朝的官员，象海瑞那样极端鄙视物质财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种情况绝对有可能发生！
最让他担忧的是浙江，素来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田少人多，扯平了两个人才有一亩田，每年上缴的赋税曾占到了全国赋税总收入的七分之一，为了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要将浙江一半的田地改为桑田，若是再被那些不法商人和豪强劣绅趁机兼并田地，使许多百姓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聚集在那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非但不能解国计之难、民生之苦，反倒会成为致乱之源，迟早会酿成大祸，这就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思前想后犹豫了许多天，又跟吕芳、高拱、张居正等心腹反复商议，最后，朱厚熜不得不放弃了一直以来确定的“以清流匡正人心，用循吏担当国事”的用人原则，接受了高拱的建议，决定起用当初非议新政，或被廷杖罢官，或被贬谪处分的赵鼎、齐汉生和赵贞吉等人出任江南财赋重地、亦是推行改稻为桑国策的关键地区浙江省杭州和南直隶苏州、松江三地的知府——这些人都是理学心学后起一辈中的名臣，虽说不见得会从心底里赞同新政诸多政策举措，推行国策或许也不是很积极，但他们至少能遵从圣贤教诲，本着一颗爱民之心，秉公持正，不会与不法商人和豪强劣绅沆瀣一气、上下其手，虐民而肥！
至于他们未有在地方任职的经验，不熟悉地方政务的问题，高拱有句话说得好：“人徒曰用贤才，而不知贤才必培养于先，候其成而用之，乃可济天下之务。”这句话固然是出于对自己两位同年的褒美，却与朱厚熜一直强调的“国朝用士、育才为先”的用人宗旨一脉相承。不锻炼，就永远没有地方工作经验，始终难以独当一面，眼下正是一个机会，就让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好了。
对于赵鼎、齐汉生和赵贞吉这三个人的具体职务安排，朱厚熜更是颇费了一番脑筋——
赵鼎和齐汉生都是内阁资政夏言的门生，却在嘉靖二十三年的新政之争中反戈一击，上疏非议新政，使时任内阁首辅，秉承圣意大力推行嘉靖新政的夏言丢尽了面子。这么多年来，虽然有高拱从中穿梭，自己还曾抬出皇上的身份将他们请到一起赐宴款待，指望他们能相逢一笑泯恩仇，把过去的恩恩怨怨都抛开，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如今夏言坐镇南京，赵鼎和齐汉生就因该到南直隶任职，指望着有恩师为自己撑腰，干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那是休想，却可以就便请教恩师治国理政之术，又可以借着公务往来多多拜望自己的恩师，或许能缓和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而夏言即便对这两位忤逆门生还有怨气，出于师长之德首辅之尊，只会时常敲打他们安守本分，却不会在公事政务上刁难他们。
至于赵贞吉，他是徐阶于嘉靖十七年任会试考官时取中的进士，而徐阶是南直隶松江人氏，闻说家中还有不少田地，也开有丝绸棉布作坊，是松江府有数的几个棉业大户之一。利益所在，赵贞吉当然不能去松江任职。不过，他既是徐阶的门生，虽说未必能得到夏言的关照，但湖广巡抚高耀却是严嵩一党的要员，朝中夏党、严党貌合神离，桌子底下争斗从未消停，却都在竭力拉拢徐阶这个第三方势力，以期压倒对手，由徐阶的门生出任杭州知府兼浙江道监察御史，无论是南京方面与浙江的政务往来，还是湖广省给浙江调粮，大概都要看在徐阶的面子上行个方便，对解决浙江粮食紧缺问题大有裨益。
朱厚熜如此苦心孤诣，还有一层更为深远的用意，那就是通过事实教育、感化这些在官场士林中享有崇高声誉的清望人士，使他们屏弃对于新政的固有成见和迂腐的流品俗念，成为推动贸易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的生力军。要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站出来说话，对那些清流官员、士子的影响力或许比内阁辅臣、六部九卿还要大。只要他们能真正转变过来，成为嘉靖新政的支持者，大明王朝就能万众一心奔小康了！
此外，对于朝野内外提出商人侵吞国家推行改稻为桑国策利润的问题，吕芳认为，朝廷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将许多稻田改为桑田是为了多产丝绸，产了丝绸是为了卖给外番四夷变成银子，增加国家赋税、提高百姓收入。可是，丝绸不好，外番四夷那边就不要。若是小作坊一拥而上，难免在工艺上难以提高，织出来的绸也就质量不高，卖不上价。而百姓的丝卖给小作坊的话，也卖不上价。为此，他认为朝廷可以效法兵工总署怀柔铁厂及诸多矿山、工厂之成例，由国家出资在江南成立丝织厂和棉纺厂，委派官员管理，聘用大量织师、技工，产出丝绸所获利润，自然也就归国家所有。
吕芳一个明朝人，还是个太监，能提出成立国营工厂的建议，令朱厚熜不免得意于自己对明朝人的思想启蒙已大见成效，也对他的这个建议大为心动：实行社会化的大生产，有利于降低单位劳动成本，提高生产工艺，推动技术革新，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兵工总署下属的各大工厂、矿山，都是军事工业，与朝廷整饬武备、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休戚相关，可以完全由国家出资或控股，谁也不能说这么做不对。若是只为了赚钱而开办丝织厂和棉纺厂，就难免要招致官场士林那些清流们的“与民争利”之讥——这也不能怪那些人左说左有理，右说右有理，朱厚熜刚刚大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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