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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和多明我会那般一味只懂得走底层路线的做法，是难有大的成就的！看来自古使然！！【呜呜……】

　　　　＇4＇　方济各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一译法兰西斯派，拉丁文名ordo　fratrum　minorum；是拉丁语小兄弟会的意思，因其会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修士。1209年意大利阿西西城富家子弟方济各（franciso　javier　1182…1226）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该会，1223年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其会规。方济各会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互称‘小兄弟‘。他们效忠教皇，反对异端。清代中叶以后在中国辖有众多教区，主要传教于鲁、晋、两湖、陕、甘等地。传教的主要方向为非洲。在拉美教会和解放神学家中也不乏其会士。【“奥斯定会”与“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合称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成立于13世纪，比“新型修会”耶稣会早了将近二百年！】

　　　　＇5＇　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又译为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方济各会的“灰衣修士”，加尔默罗会的“白衣修士”。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1631年1月2日或3日，西班牙背景的道明会高奇神父（ange　cocchi）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中国传教。

　　　　＇6＇　宗座代牧区（简称代牧区）是天主教会的一种教务管辖机构，设立于尚不足以达到成立教区资格的传教地区。其本质上是临时的，虽然有可能持续一个世纪甚至更久。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培养足够数量的天主教徒，以能成立一个正式的教区。

　　　　＇7＇安文思（gabrielmagalhāes，1609年－1677年5月6日），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为费迪南德？麦哲伦后裔。安文思1640年前往中国传教，长期与利类思合作，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后为张献忠服务。张献忠败亡后被豪格虏往北京。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被释放，建立了北京东堂。1677年，安文斯病逝于北京，葬于滕公栅栏墓地。在华期间，安文思以善于制造机械而闻名，先后曾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安文思还曾在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

第二百二十二章——貌合而神离（）　
不用做任何觐见大清和硕亲王的准备，“汤司铎”依旧是一身“黑罩白里”的耶稣会“非制式”服装，就那么悠然自得的站在圣像之下，等着。

　　　　不一会儿，在汤若望的“义子”潘尽孝的引领之下，大清和硕襄亲王一行两人、一男一女果然进到了礼拜堂之内。两拨人却都没有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有，尽是寂静。

　　　　就在这片寂静中，博穆博果尔和来人按照全套教徒的礼仪，自顾自得行动起来，俨然已是入会颇久的“资深教徒”了：先是襄亲王除去了头顶的瓜皮帽，这叫做“除冠”，然后走到圣水盘前，以右手蘸圣水、划十字，并且念念有词道：“吾主，以此圣水涤灭我罪，并驱邪魔，拔除恶念，阿们。”

　　　　博穆博果尔口诵《点圣水经》之后，也不理身后的女子，接着面向圣所、圣像，身体立直，弯曲右膝至地，再站直，以表示敬礼圣体，此为行“屈膝礼”，亦称“请安”。然后这才转身冲着皇帝福临亲笔写就的匾额行礼，这就是“先神后君”之中国化礼节了。如此一番下来，二人终于恭谨的走到圣坛之前，在圣像下分别择了一个位置，轻轻跪下，做起“默祷”。

　　　　半晌之后，博穆博果尔这才当先起身，笑着对一旁的汤若望说道：

　　　　“玛法，打扰您的弥撒了不是？”这一句“弥撒”而不是所谓“礼拜”，足见襄亲王的笃信天主。

　　　　与此同时。旁边一身满女服饰的女子也急忙起身，冲着汤若望施了一个半礼，口中也尊称“汤玛法”。

　　　　“呵呵，王爷和福晋贵客临门，老臣这点事不算什么。您不来，我每日不也还是要祈祷您和福晋身体康健、万事大吉的吗？”

　　　　汤若望一边说着，一边给女子、也就是襄亲王福晋董鄂氏回礼，却始终饶有兴致看着年轻夫妻二人的脸盘，有些情不自禁的畅想一番——

　　　　董鄂氏自不必说，国色天香那是自然。要不然怎么能把我们的皇帝福临给迷得那么“五迷三道”的？但今日却依旧是愁眉不展、一脸哀云……难道是思念日久。还是心存愧疚？唉！无论为何，看来你虽然入了我圣教，却远未明白天主福音的真谛啊！

　　　　倒是年轻的襄亲王每次到来，汤若望总是忍不住多看两眼。而且还要在心中暗自点评一番的……

　　　　“王爷、福晋。请这边坐。”

　　　　说话的。正是官方身份——南堂仆人、私下关系——司铎义子的潘尽孝。此时的他，正弯着身子，伸手指向了一旁的长椅。头脸却低得很！

　　　　“尽孝啊，你和我还如此客气？谁不知道咱们两个长得和双胞胎一般样儿？你就干脆抬起头来，我不还和照了镜子一般？哈哈！”博穆博果尔笑着打趣道。

　　　　汤若望会心的笑了——即使不说，但凡同时见到襄亲王和潘尽孝这两个人的，都会第一时间以为：大清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和南堂义仆潘尽孝是双胞胎！两人不但容貌相似，甚至举手投足之间，也有几分相近！这也是后来汤若望才明白过来——皇帝福临对潘尽孝上了心，就是因为有此一环！

　　　　对于这位襄亲王，汤若望可更是上心的！因为，他可是大清皇室之内、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正儿八经入了圣教的人！也许是幼年丧父、常年征战，年轻的博穆博果尔三年以前有次回京省亲，就慕其皇帝哥哥福临之名，主动找到门上来了。几番长谈之后，时为郡王的博穆博果尔就认同了圣教主旨，也顺理成章成了教徒……只可惜，他的福晋董鄂氏却似乎是被逼无奈才跟着夫君拜了圣教。

　　　　“玛法，明天才是主日弥撒【“主日”每七天过一次，也就演变成后世俗称的“星期日”了】，可我却要奉旨出京、再赴阵前，故而提前就来了。”襄亲王解释道。

　　　　“哦。老臣定会在天主面前多多祈祷，祝您早日立得奇功，也好回京与福晋团聚。”汤若望有意看了一眼一旁默不作声的董鄂氏。

　　　　“多谢玛法！不过博穆博果尔却日夜祈祷当今皇上龙体康健、一展抱负！”襄亲王抱拳施礼，却也看了一眼自己身旁的福晋！

　　　　“臣妾……臣妾也祈祷天主保佑王爷，也保佑……保佑我大清……”终于，一旁的董鄂氏似乎意识到此时的尴尬，吞吞吐吐接了一句。

　　　　唉，你们兄弟之间，何时才能得个安宁呢？汤若望暗自惆怅起来……

　　　　不过眼瞅着气氛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有些尴尬起来，深知其详的司铎大人汤若望急忙找了一个话题，说道：

　　　　“王爷，福晋说的不错。福音东传以来，千辛万苦自不必说，如今我这南堂能有如此规模，全凭皇家恩典啊！”

　　　　“呵呵，我每次过来，总会在门外抬头仰视一番呢，玛法的南坛的确恢宏庄重，足足有六丈余吧！”

　　　　年轻的王爷心领神会，跟着往下说，而且话题就是顺治七年、福临亲政之后落成的、这座被后人称之为“巴洛克式”的大教堂。

　　　　“王爷英明，的确六丈，也就是二十公尺。不过却不敢说什么恢宏庄重，这京师之内，大内皇城才是恢宏。”汤若望附和道。

　　　　“嗯！有皇上恩典，玛法必然能够广为传播福音的。”不知从何时起，原本张口闭口不离“皇兄”二字的博穆博果尔，如今却总是和普通官员一样，言必称“皇上”，而且是高拱双手。

　　　　一旁的董鄂氏忍不住扭动了一下身子，很不自在。

　　　　“过几日玛法也别忘了在给泰西教主的信函中，将您建成南堂、广收教众这几处大大的功绩写进去呢！”王爷善意“提点”道。

　　　　此堂也的确值得赞叹：其圣堂长八丈。宽四丈四尺，奉无染原罪圣母为主保。同时还在西侧建了神父住宅、天文台、藏和仪器馆，四米高的铁十字架矗立在教堂的顶端。教堂竣工后，福临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匾额，高挂在圣堂主殿之内。

　　　　“王爷说笑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不过泰西那边倒是传回话来，或许这一两年之内，我大清就会有自己的主教了。”汤若望终于一个没忍住，和自己的教徒、大清的亲王说出了心底那份大大的期许。

　　　　“是吗？太好了！到时若我还能尽力。必定为玛法上疏朝廷。保玛法这大清首任教主之位！”博穆博果尔也是高兴，信誓旦旦道。

　　　　汤若望闻听此言，只能是抱拳拱手，“多谢、多谢”一番客气。却不便详细阐明：主教的任免权不在你们大清皇帝。而是在梵蒂冈的教宗手中。非但如此。现今的汤若望虽然贵为大清正二品大员，可若是从教职上定位，他还必须屈从于澳门主教！

　　　　原来。“圣主临世”的第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航海家，发现了东来的航海路线之后，传教活动迅速炽热起来。到了15世纪末期，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以“保教权”的形式划定了西葡两国的传教和势力范围。

　　　　葡萄牙国王的“保教权”是在1493年从教宗亚力山大六世手里获得的。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向海外探险，开辟了通往美洲、亚洲和亚洲的航线。很多传教士通过这些航线到当地传教。从里斯本到好望角，再到印度洋的航线，是葡萄牙人达？伽马在1498年“发现”的。因此，教宗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列奥十世在1514年将亚洲的“保教权”也授予了葡萄牙。

　　　　1533年，葡萄牙在葡属印度果阿设立了“主教区”，其管辖地区由南非的好望角一直伸展至日本。1576年，教宗额我略十三世正式成立澳门“教区”，管辖日本、中国、安南和南洋（除西班牙管辖的吕宋外）等处教务。自此，在中国全境之内，葡萄牙驻澳门总督负责监督中国的传教事务，建立在中国内地的天主教会也一直隶属于澳门主教，而澳门主教又归印度果阿总主教管辖和领导。

　　　　随着葡萄牙航海探险而在海外复兴，“保教权”可以说是欧洲国家瓜分世界的代名词，且很长时间里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平分秋色的标志。或者说，海外的“保教权”之确立，首先应归结为欧洲国家基于宗教精神的“统一体”认识：当欧洲扩张时，各国彼此心照不宣地采用一种便利的原则，即基督教国家有权把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却无需顾及有关的土著民族的反应和态度。如此一来，“保教权”必然发展成为对传教区的一种“支配权”！

　　　　只可惜大清顺治十二年的人们，无论汤若望，亦或福临，都不可能知道短短一百年之后的18世纪，随着葡牙帝国海上霸权的衰落，中国天主教的保教权逐渐转至法帝国。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法国公然将“传教自由”、“设立教堂自由”等写入了一系列“条约”之中，意即对在华天主教享有“保教权”！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