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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若望直言不讳，说他是以坦率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一旦落到所谓“暴君”的手中，就应该宁死也不能接受“伪政”官职。因为这会对整个教廷在东方的传教大业造成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和损失！而安文思与利类思的举动，在中央王朝眼中将被视为是“强盗”和“反叛者”，这类人通常是要被处死的。

　　　　但关于这一点，汤若望同时还颇为实事求是的转述了利、安两人、特别是安文思的“辩词”——安文思、利类思二人说他们之所以接受了张献忠的官职。完全是迫于无奈，他们当时没有任何可以自由选择的余地。据安文思自己称，他在张献忠政权中两年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

　　　　于是，弘毅可以清楚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极度痛苦状态中煎熬出来的安文思当然忍受不了汤若望直率的批评。另外他看到汤若望得到顺治帝的各种特殊优待，而自己虽然在北京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但名义上仍是阶下囚，充当着满洲贵族的奴隶。这种地位悬殊所带来的心理不平衡，再加上汤若望直率且没有考虑实际情况的批评，必然引发安文思对汤若望态度的反弹。

　　　　果然，这个判断很快就从汤若望的口中得到了证实——安文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依不饶地紧咬汤若望在清廷任职之事进行攻击。

　　　　“安文思居然极端憎恨我对他们的指责。他甚至认为。他在被迫的情况下为张献忠服务。与我在京师为朝廷服务，两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圣母玛利亚啊，我的圣人、我的小爷，您说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论调？”汤若望说到悲愤之处。甚至差一点就掉下眼泪来！

　　　　“可怜的老玛法……”

　　　　弘毅都不知道如何去宽慰几乎要老泪纵横的汤若望了。因为在弘毅看来，这点委屈还不至于让饱经沧桑的汤若望如此动容！

　　　　“仁慈的小爷啊，谢谢您的安抚……但。利类思和安文思对老臣的所作所为，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让老臣心寒的，却是他们说我在京师营救他们不利……”

　　　　果然，汤若望感激得看了看小玄烨，继续说起了后面的事情……

　　　　（本章待续）

　　　　《打油诗一首。藏头》

　　　　读文阅史只长息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定图开皆夙愿

　　　　去来神秘亦难期

　　　　起身百载光阴渡

　　　　点尽人间苦与疾

　　　　中镇边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泪滴

　　　　＇1＇　刘宇亮，大明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成都府绵竹县（今四川省绵竹县）人，明朝内阁首辅，进士出身。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登进士，授庶吉士，改翰林院检讨。天启二年（1622年），参与修撰《明熹宗实录》，后授南京光禄寺卿、左春坊赞善、右春坊右谕德。崇祯年间，兼任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嘉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后升任吏部左侍郎。崇祯十年（1637年），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改文渊阁大学士，督察各镇援兵。后兼任兵部尚书。在京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受徐光启的影响，他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信仰，邀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天官府”传道，并率先领洗入教，成为绵竹奉教的第一人。绵竹也成了川云贵三省的母教会。

　　　　＇2＇　吴继善（1606—1644）初姓徐，字志衍，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浙江慈溪知县，调知成都县。工诗歌，画山水宗黄公望，涉笔苍秀，有元人风。后为张献忠所杀。吴继善就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前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成了朋友。1643年中原鼎沸，李自成正欲北上取北京；已在武汉称西王的张献忠也蓄势待发，欲西上取成都。吴继善忧心如焚，多次上书蜀藩王勤政爱民，打开府库，拿出金银，练兵守隘，以御乱贼。藩王拒谏，沉迷酒色，吴县太爷恢心丧气，大西军一进城，他就带领部份上层人物投降了。吴之归顺献忠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四个政权鼎立的局面——北京的满清王朝；退到西安的李自成大顺朝；建立在南京的弘光王朝；成都新建的大西朝。大分裂必有大战争，吴继善等人想借用张献忠的军力来保卫四川，甚至想让张献忠与南明联合，共抗清军。（。。）

第二百四十六章——同会之兄弟（三）（）　
通过汤若望的“含泪回忆”，弘毅总算是多多少少理解了汤若望的激动，并且有了自己的清晰结论——关于所谓“汤若望营救安、利二教士不尽力”之说，应该是不符合事实的。

　　　　为何这么判断？弘毅的理解有三条：

　　　　首先，安、利二人被俘后，豪格曾询其是否认识汤若望，安文思的回答是：“其为我长兄也”。也正因为此应答，两个传教士才被豪格善待，并命其部将妥为看护。这就说明，安文思、利类思在当了俘虏后，由于汤若望的原因，并没有受到清军的虐待。

　　　　第二，汤若望得知安、利二神父被俘的消息，立即写了一份奏折，要求释放二位神父。但是当时耶稣会中国北方传教区负责人傅汎际考虑到汤若望在当时提出营救二神甫之事是不合时宜的，故阻止了汤若望将奏折递呈摄政王多尔衮。这是因为作为耶稣会的整体考虑，如果当时提出对叛军官员的营救，很可能会影响到汤若望在清廷刚建立起来的地位，而不利于耶稣会在华的长远发展。

　　　　第三，分析顺治六年（1649年）　汤若望的奏折亦可看出其中原委：“望有同教友二人见在光禄寺，蒙皇恩留养，系大兵从四川带来者，望不知其情节，从未到寺往看，因遵朝廷法禁故也。今外省教友徐徐来京，欲与望同居，望不知其缘来，又不能阻彼，望是以小心谨慎……”从汤若望所说的“因遵朝廷法禁故也”、“望是以小心谨慎”这番话可看出他并不是无心营救安文思、利类思。而是当时耶稣会逐步适应清王朝的一种谨慎对策。他的谨慎是建立在对中国当时混乱局势分析基础上的。

　　　　当时正是清政府建立初期，局势很不稳定，已经跻身于朝廷的少数传教士也是朝不保夕，受耶稣会指令进入清廷任职的汤若望虽开始被顺治帝信任，但握有清廷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仍对西洋教士持怀疑态度，稍有不慎，耶稣会所做的努力将会功亏一篑，甚至整个教会都会受到牵连。所以他认为应该遵守大清的法令，争取一个合法进京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够保全在华耶稣会的安全。巩固他们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基于当时形势。汤若望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最最令汤若望“苦大仇深”、“倍感冤屈”的，却是安文思对汤若望的不断攻击与诽谤，终于在当时的中国教区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这场风暴甚至影响到了罗马耶稣会的上层。

　　　　1649月20　日由傅汎际起草、并有安文思等人签名的攻击汤若望的报告。寄给了当时在杭州的传教会副会长阳玛诺＇1＇。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汤若望神甫为已经宣誓守四诫的耶稣会士。如果预先根据教规向他所下的一个警告再要无所裨益时。他便要认为不知悔悟与不服会规，开除于耶稣会之外。”报告并且列举了包括接受为教会及修会所禁止的官差职位等11　条罪状。

　　　　同年8月，安文思完成了用拉丁文写的反对传教士出任钦天监正并编写中国历书的文章。赢得一部分耶稣会士的支持。由安文思为其在张献忠府中任职的辩护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传教士在中国担任世俗职务。但为了将汤若望赶出北京，他甚至提出让卫匡国作汤若望的替补，这与他用天主教“四戒”的信条来攻击汤若望的做法自相矛盾。

　　　　所以，弘毅果断断定——安文思反对担任世俗职务只不过为他解决与汤若望之间的个人恩怨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汤老玛法，您受委屈了！但，我玄烨，还是始终不渝的相信您的圣洁！”弘毅不知道如何宽慰老洋头了，只好想当然的用了一个人家教士之间互相表扬的最高词汇——“圣洁”！但熟料此言一出，汤若望真的泪如雨下了！

　　　　“小爷啊，老臣历尽千辛万苦，南美的瘟疫、太平洋的风暴和澳门的战火都不曾摧残过我为天主与圣母尽忠的意志！可他们……他们却让我遭受不白之冤！……谢谢您，我的小爷……”汤若望感恩戴德的说道！

　　　　看着老头子如此表现，拖着两岁多身躯的弘毅，还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

　　　　“老玛法，您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弘毅一着急也是话不成个了。

　　　　原来，除了诋毁汤若望违背教规之外，安文思还在对汤若望的“私生活”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攻击。恰恰是小爷一句“圣洁”，勾起了亚当神甫的无限哀怨，进而就像在告解室里告解一样，汤若望想自己早就认定的“天使圣徒”玄烨说出了原委——

　　　　原来，安文思曾在给罗马的报告中，言辞凿凿的指责汤若望“不仅仅喜欢女色，还沉迷男色”，而且“绘声绘色”地“揭露”了汤若望很多“污秽生活”的具体事实。其中最最突出的，恰是他和他的仆人潘尽孝之间的所谓“基情”！

　　　　“啊？竟有此事？唉！你们同会兄弟之间，竟也如此……希望安文思的不实之词有朝一日能够得到他自己的纠正吧……”

　　　　弘毅闻听此一说，真是无言以对！要知道，其实“男同”之间的事情在十七世纪的欧洲的确不算是什么新闻，但在信守“以处男之身孤身侍奉天父”的耶稣会教士那里，这却是必须规避的大问题！

　　　　至于这件事情是有是无，弘毅还真是无法判断！穿越前不久，弘毅还在看一本德国人写的汤若望的传记体《在上苍的阴影下——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汤若望》。尽管是，可此书的史料却十分丰富，只是在史料之间加以艺术的再加工和再创作而已。

　　　　此书就说起过，在和汤若望同时代的教会人士中，还有很多人均对汤神父的私生活表示不满。连当时的“北漂”郑芝龙也说：“汤若望神甫根本不像其他神甫们那样是一位耶稣会神甫，就连一个澳门世俗葡人都不如。＇2＇”或许，在没有晋铎之前，汤若望和他的亲密友人有一些过于“亲密”的行止，最终被汤若望带入历史长河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说不定。

　　　　而且，后世的一些专家也以为，虽然安文思与汤若望有矛盾，但安文思素有“正直诚实”的品质，且是一持戒严谨的传教士，天主教戒行之一就是不许说谎。因此，后来教会中有人进而攻击安文思凭空捏造事实诬陷汤若望，这是对安文思评价失实，完全有可能是出于教会的立场，出于维护在华传教事业及其教会的整体形象。“专家”还认为，安文思有可能存在心胸狭小的一面，但捏造事实，诬陷汤若望则不可能。一言以蔽之，过去教会对神职人员私生活缺点方面向来均以不公开、默认或掩盖的态度，完全是一种护教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