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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大滑头-第1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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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国人被划分为六等，最高一级的“侯”可获得田地九十顷，最低级的“庶人”
可以获得田地一顷，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顷田。
“侯”与“庶人”，90∶1，看起来贫富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侯”是战争时代的功臣，整个汉帝国只有一百一十三个“侯”，其他五等中最高级的“大夫”（高官）也只能获得二十五顷田。此后，任何一个王朝“大夫”级官员与普通人的贫富差距都远远超过了25∶1。
连接官员与庶民的纽带，便是税收。
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理想。这是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请注意，我没有说这是“耕者有其田”的雏形，而是实实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后世，无数帝王都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铩羽而归。不是吕后比别人更聪明，更不是吕后有多么灵活的手腕，而是因为，汉初之时，从六国贵族到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都被剪除，旧有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消灭殆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还不成熟，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对包括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来说，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平均田地。这种混沌初开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模糊面纱”，在“模糊面纱”
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的财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被称为剥夺者。
看到辖内的庶人，吕雉知道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大权一统的根本；但是每次看到刘邦留下来的同姓王，就如同刘邦看到当年的异姓王一样，这些人让吕雉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很遥远。
授田政策执行了十年后，帝国的财富开始增长，吕雉一定觉得自己可以下手了。
和刘邦一样，她最初对付同姓王的法子也是改变币制。
吕后二年（为汉惠帝去世后的第二年。），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最要紧的是，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政策的目标是禁止诸侯用荚钱忽悠自己，这样朝廷的收益比较实惠。
想法是好的，结果是差的。
废荚钱、缴八铢钱，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诸侯自然很不情愿。吕雉VS同姓王=八铢钱VS荚钱。
但是很遗憾，关键时刻，匈奴再次拜访汉帝国边境。平时，匈奴只是隔三差五出来抢劫，吕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却“零售改批发”，直接派兵占领了汉帝国的阿阳城。
吕后可以隐忍匈奴单于对自己的侮辱，却不能坐视帝国领土被侵蚀。因为一旦获得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匈奴骑兵便会一步步纵深进入中原腹地。是年，汉帝国出兵云中，后攻阿阳，一打就是一年，吕雉完全没有精力推行她的货币新政。
拒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不能有大的战事，让国人能够休养生息。对吕雉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悖论。与我们在这里纸上谈兵不同，吕雉必须用实践解决这个悖论。
吕雉给出的答案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75％。
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匈奴主力终于退回了大漠。吕雉喘了一口气，第二次动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吕雉实在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主。
第254章 靠什么（）
吕后五年，帝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部边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拥立一个叫赵佗的地方官为“南越武帝”。可怜北部边境尚未肃清，又要远征南越，那可是一个瘴气满山、气候暑湿的地方，比对付匈奴一点都不少花钱。
吕后只好拿出老办法，继续让货币减重。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
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比史书记载还要差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钱的三十分之一。
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如此铸币减重，钱还是钱吗？但是，汉帝国经济没有因为通胀而崩溃。
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所以，这位女强人才穷到不得不实行货币通胀。
对民生来说，“高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能择其一。
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如此低的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中国第一位女主与民生息、轻徭薄赋，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以良机，甚至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还未能生产足够的财富，建立一个强盛的帝国仍需要时间……
盛世铸私钱
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自己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先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公元前180年，吕雉薨，南诏国随即自去帝号。也是这一年，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现在，很多人如是说：汉文帝、汉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权，是地主阶级先进生产力的象征；同姓王搞独立王国，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后势力；“文景之治”中，先进的汉景帝打倒了落后的同姓王吴王刘濞，是先进力量战胜落后势力，具有历史必然性。
没有这种必然性。
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所有的“先进”、“落后”都是从今人口中折射出来的。如果刘恒不是当了皇帝，那么他也是诸侯之一，怎么可能因为当了皇帝就突然变得“先进”？
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国也不是天然对立的，历代帝王之所以要消灭封国，只有一个原因：只有裂土封王的诸侯才有能力对抗封建帝王，其他，无论是地方封建官僚还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巨室都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用经济学语言解释会更为明晰：任何一个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场中，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一旦形成垄断，日子就会过得非常舒服。帝王与诸侯，就是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帝王要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就必须消灭所有竞争势力。
皇帝一定要消灭诸侯，无论是同姓王还是异姓王。
刘恒成为皇帝时，情况更不乐观，全国改设五十七个郡，四十二个郡在诸侯手中。
和自己的父亲刘邦一样，他只有十五个郡；不同的是，刘恒这十五个郡的面积更小。
要想让诸侯听从命令，必须先有强势的经济，有了强势的经济才有可能征服诸侯。
结果，在经济建设上，汉文帝遇到了诸侯的强势挑战。
刘恒登基后两年（公元前178年），帝国小农的租税从刘邦、吕后时代的“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即个人所得税降低为3。33％；十年之后，刘恒下令帝国十年之内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有人估算，这个时代全体国人的整体税负降低到2％以下。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低税收环境。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同姓王的诸侯国。
很多人以为，“王爷”可以在自己地盘上收税、无偿征发劳役、训练军队，这些“王爷”肯定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世界永远是有规则的，上述“王爷”的形象不过是某些人自己的臆想世界，纯属妄自臆测，跟汉代真实的同姓王没有一毛关系。皇帝就差在脸上写上“削藩”二字了，同姓王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要想对抗皇权，要想自己子孙继续封王，必须有对抗皇权的经济实力。
况且，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过几年，诸侯自己投诚得了。
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汉书》这样记载诸侯国当时的风气：刘恒登基后，诸侯国信奉治国之道在于清净无为，认为农人不被打扰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诸侯都不再对农人收取钱粮，以博得国人支持。以吴国的刘濞为例，由于吴国境内没有农业税收，吴王刘濞才不得不靠煮盐、铸钱过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恒是在诸侯压力下才取消了汉郡内的农业税，此前，齐国、吴国、楚国均已无农业税。
皇帝和诸侯都不对农人收税，帝国财政靠什么运转，又靠什么维持自身统治？
第255章 急先锋（）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也有很多人这样解释：文景时期汉帝国机构高度精简，一个县衙往往只有三至五个官吏，其余大家平时在电视上见到的衙役都是临时从富户子弟家里拉来凑数的。加之刘恒确实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在位期间皇室没有任何大型工程，他甚至舍不得花一百金修一个露台，因为这是十户小农的所有家产。
这是对的，在中国历史上，比刘恒更节俭的帝王大概只有马上就要出场的王莽和此后的崇祯帝；但这又不完全对，因为钱绝对不是省出来的。刘恒时期，汉帝国的财政税收一点也不少，只不过进项不一样罢了。
为改变对诸侯国的经济劣势，刘恒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放开帝国的铜矿开采、冶铁业、山林采伐、工商贸易、煮盐业、畜牧业……民间可以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行业，只要你能赚钱！
就连人主之权的象征—铸币权，刘恒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人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你造的钱能花出去。
从嬴政开始，每一代帝王都深刻意识到铸币应该是皇帝独有的权威，刘邦、吕后甚至想以垄断铸币权打击诸侯经济。也是从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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