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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大滑头-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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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铸钱、民间不准私铸,二十五年间铸币没有丝毫增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完全停止了货币供应。结果是必然的:物价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几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宣帝元康年间,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价格不足三十钱;边远地区的粮价也不过是八钱一石,土地更是降到了二十钱一亩。这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最低的粮价和地价,甚至低于辉煌的“文景之治”。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有人将汉宣帝刘询在位时期称为“宣帝中兴”—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我要说,汉宣帝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只是,治疗这个病症,实在不应该使用通货紧缩的药方。货币的作用不仅仅代表生产剩余,也代表其他资产。
例如,在没有创新的时代,货币也可以代表土地价值。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如果货币不能流向高利润的创新产业,只有依靠土地才能转换为财富(也许是泡沫),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货币投资于土地→土地成为吸纳货币的重要渠道→刺激货币进一步流向土地→土地兼并→货币再投资于土地无疑,在这个循环中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
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
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这些人又非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会连骗带抢地剥夺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在农耕时代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本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产生大规模流民,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汉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当然,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小农的赋税负担陡然加重。皇权的经济基础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封建官僚集团,只有小农才能为皇帝提供赖以生存的税赋资源。所以,从刘邦、吕后开始,汉家皇帝从来不承认超过秩级的官僚可以超量占有土地。
不承认官家豪强抢占土地的另一层意思是:郡县户籍是给定的,税收不可能减少;豪强抢占土地,法律却不承认事实,豪强当然也就不用为这些土地缴纳赋税。
问:这些赋税从哪里出?
答:残存的自耕农要替流亡的农人纳税,包括逃亡人口的徭役。
宣帝年间,官府强令小农以货币缴纳赋税,而且只收足值的五铢钱。于是五铢钱经常被凿出几个缺口以盗铸货币,两枚破钱往往才能换得一枚完好的五铢钱。按《盐铁论》的估算,汉昭帝末年农人的赋税就已经高达50%,如果加上宣帝年间的通货紧缩,黎民百姓的赋税应该占所有收入的70%以上。
结果:辛苦劳作,不能保住性命;相反,只要把土地送给豪强,也就逃掉了国家的赋税和徭役。
第263章 王莽()
货币确实越来越少,反而加速了小农破产。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四起,汉宣帝刘询开始以更为残暴的方法剥夺豪强土地,即“迁徙豪强”。
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迁七十万人入平陵,其中就包括两个宰相之家、一个博士之家、一个太守之家;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再迁三十万人进入平陵,这一次包括当朝丞相、将军、列侯和一批两千石的官吏。
“迁徙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
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本来,流民流窜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一丝活路,豪强的到来让边穷地区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终于无处可以流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1978年,河南省唐河县一座西汉末年的古墓重现人间,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冯君孺”。当时,“大尹”不过是一个和郡守平级的官员,年俸在两千石左右。然而,这座墓葬的豪华却让所有考古学家吃了一惊:墓形制仿照诸侯,实际面积又远远超过了文景时期的同姓王,当地人把这个汉墓群叫作“九冢十八塔”。
墓地如此“超标”,在西汉可是灭族之罪,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冯君孺”受到了惩罚。此时,封疆大吏已经控制了属地的方方面面,他们甚至开始在自己属地境内修筑城池、修缮甲兵,理由很充分:防范流民作乱。
汉宣帝之后,《汉书》再无迁徙豪强的记录,可能皇室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官僚蛀空了帝国财富,也剥夺了皇帝权柄。
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七亡”如下:
水旱灾害,百姓破亡;
毫无顾忌的赋税(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民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百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贼杀死、互相斗殴死、饿死、瘟疫死。鲍宣感叹,百姓有十四种死法,却没有一条生路,国富民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汉宣帝之后,元、成、哀、平四朝仅五十三年间,《汉书》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
汉元帝年间,丞相匡衡一人占有良田达三十五万亩之多;汉成帝年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汉哀帝年间,朝廷抄没大司马董贤家产,现金竟高达四十三亿个铜钱,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大约一百一十亿元,而这位董贤入朝当值仅仅两年。
结果就是: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坟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此时,官僚集团的势力超越了皇权,皇帝转而要仰官家豪强鼻息。这种现象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帝国的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王莽古钱的奥秘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一位儒生以高尚的道德显得卓尔不群,他感动了帝国全体臣民。这个人,就是今天京剧中的大白脸—王莽。
在官家豪强把炫耀财富视为人生乐事的西汉末年,王莽身为大司马,妻子却只穿布衣;后来,王莽被封安汉公,依然坐在一辆瘦马驾驭的破车之中,从来没有纳妾。
在官家豪强当道的西汉末年,王莽退还了朝廷封赏的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
女儿成为汉平帝皇后,皇室送给王莽两万斤黄金、两亿个铜钱作为聘礼,而王莽仅仅拿了四千万个铜钱,其余都送给了灾区的黎民百姓;因为,王莽认为自己是功臣之后,只有百姓丰衣足食,自己才有资格接受封田和财富。
在官家豪强当道的西汉末年,王莽却责令自己的亲生儿子自杀,只是因为他杀死了一个奴婢,当时奴婢的一条命不值一头耕牛;王莽的侄子也在杀人后被逼自杀,而这个侄子的母亲—王莽的嫂子,曾经一手把王莽抚养成人。
无论后世如何评论王莽的上述事迹,《资治通鉴·汉纪》已经为我们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一共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份上书,无论王侯、列侯、宗室、庶民,大家都要求汉帝国禅让皇位给这位当世道德楷模。考虑到当时识字以及有能力刻竹简的人数,这个数字应该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化人。
举国拥戴之下,汉帝国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废黜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王朝更替没有祸害百姓,甚至没有人流血。
现在,道德楷模成为皇帝。官家豪强之所以强横,不就是因为有钱吗?王莽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法子,试图以货币改革剥夺豪强的所有财富。
汉帝国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摄政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一次货币改革:在五铢钱之外,增发“大泉”和“错刀”两种货币。每枚大泉重十二铢,可兑换五十枚五铢钱;两枚错刀可以兑换一斤黄金,为期一年,过期不候,所有黄金届时不再流通,一律没收。
第264章 龟壳()
王莽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百姓手里只有五铢钱,官家豪强手里才有黄金。新的货币制度,既保证了普通百姓不至于受盘剥,又能掠夺豪强。名义上,还以错刀的形式保留了豪强手中的财富,反抗不会过于强烈。
一年后,王莽弄到了七十万斤黄金,官家豪强手中的财富变成一堆无用的刀币。
而且,王莽还有后招。
从武帝元狩五年到汉平帝即位(公元前118~公元1年),约一百二十年间官府累计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枚五铢钱。如果按照大司马董贤的搂钱速度计算,绝大部分五铢钱应该也留在了豪强手中。百姓都成为奴婢、流民了,手里又怎么可能有余财?
王莽接着推出了第二次货币改革,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再次下令更改帝国币制。
在诏书中,王莽坦言当时的社会状况:
天地之性以人为贵,现在,豪强有千万顷良田,百姓无立锥之地,贫者父子终年劳作却不足以保住头颅,生活在牛马栏中的百姓经常卖妻卖子,这种“悖人伦、逆天心”的情况已经让人忍无可忍!
所以,王莽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刘”字的繁体(刘)拆开看就是“金、卯、刀”三个字,刘姓王朝代表着贪婪;现在,汉朝已亡,新朝已立,货币改革就是为了剥夺刘氏皇族的财富。
王莽下令,废黜所有流通中的错刀和五铢钱,改为发行“大泉”、“小泉”作为货币,一枚五铢钱可以兑换一枚小泉。同时,王莽宣布,天下缴纳赋税都要以小泉计算。
我是天下最有钱的人,我就可以指点江山!
有了钱,王莽有了充足的信心,第二次币改当年,王莽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推出土地公有制:废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一律更名为“王田”;因此,任何人不得买卖“王田”;不满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百亩,其余田地要分配给邻里乡亲;至于无田无地的流民,朝廷将按汉初吕雉时代的制度每家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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