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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大滑头-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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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将按汉初吕雉时代的制度每家授田百亩。
这就是王莽新朝最着名的“王田制”。
—往好处说，“王田制”是为了遏制土地兼并。确如王莽所见，贱买、强买是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最常见的方式，根治土地兼并，不仅要弄走官家豪强手中所有的钱，还要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
—往坏处说，“王田制”和汉武帝刘彻的“算缗令”一样，是赤裸裸的抢劫。“算缗令”只是剥夺百姓，“王田制”却是抢劫官家豪强；“算缗令”只是要求天下百姓捐出财富的一部分，“王田制”却是在抢钱之后又抢土地，要钱又要命。
王莽确实已经削弱了官家豪强的经济实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储备，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没有看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王莽要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不可能依靠农人对土地的渴望，他甚至不太可能依靠这些人。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王莽的“粉丝”可以是黎民，干部队伍却绝不能是这些人，黎民要是有能力抗衡官家豪强，也不至于混成流民。王莽的干部队伍，必须同样是一批有治世之才的封建官僚，只有他们才有实力对抗同样有能力的官家豪强。
然而，王莽抓干部建设的能力让人实在难以恭维。
这位儒生皇帝把大多数官吏的名称换了一下，绝大多数官僚只是“新瓶装旧酒”。
最离谱的是，王莽正式授予郡级最高行政长官（牧）军事指挥权，等于承认了官家豪强可以拥有军队。王莽确实也亲自提拔了一批人，比如孔光、刘歆、哀章。这批人原本都是提笔写字的儒生，毫无从政经验，秉政十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编纂了诸多儒家典籍。焚书坑儒后多数儒家经典都是在王莽时代恢复的。
或许是王莽改革之心过切，或许是王莽太迷恋儒家学说，或许是王莽开始迷信皇权的威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跟迁徙豪强一样，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官家豪强眼中，王莽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两百一十六枚铜钱。
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16∶15，名义价值却是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的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刑罚也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第265章 强势集团（）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
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一百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八九，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的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等于恢复了原来的汉朝五铢钱。
如果到此为止，新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今天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畅通的古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了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县令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长安城内的一批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中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之后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着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作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小结：财富的循环
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又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的权力，彻底消灭了其对皇权的威胁。
汉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几何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了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须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
第266章 高位虚权（）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赤眉军在中原大地四处游荡的时候，官家豪强也在欢呼雀跃，谁能在纷纷乱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谁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赤眉军流窜到南阳地区，当地官家豪强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粮食（吃不饱，只能凑合活下去）。当然，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优雅的中国古文这样描述类似的场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译只需要四个字：天下大乱。
豪强军阀就是传说中的土匪，从王莽被杀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中原大地先后出现了十一个皇帝。很难分清这些人哪个是真的皇帝，哪个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当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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