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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暴动结束后24小时的巡逻中，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了近千名嫌疑犯，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

　　　　其中一名叫做江海生的人被捕时，手里仍然握有手榴弹。

　　　　江海生其实是参加这次七七上海大暴动的一个军统外围组织，是中国青年救亡会的行动小组的一员。

　　　　江海生是出生在南京的晋江人。

　　　　1937年7月，江海生在上海读书期间，看到报纸上的招募广告，参加了赵刚义和孙亚星领导的中国青年救亡会。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之后，中国救亡会的成员开始在上海南翔修筑工事，后来又接受训练，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下属的别动队由朱学范领导的三支队。

　　　　三七年十一月初，江海生所在的支队和警察总队一同奉命坚守南市，掩护军队撤退。

　　　　在十一月中旬，江海生等人，接到命令以后，退入法租界，江海生和其他一些人被收容在难民营中。

　　　　随后，中国救亡会的领导孙亚星在汉口和戴笠取得了联系，奉戴笠之命，于1938年4月，回到上海从事除奸活动。

　　　　七月初，江海生和孙亚星联系上之后，在暴动前，被分在了于松乔的第二行动组中，接受已经是军统人员的赵刚义的领导，接受他分派的任务。

　　　　暴动的当天，7月7日下午4点，孙亚星和江海生等行动人员在公园聚会，接受于松乔布置的新任务。

　　　　晚上8点他们离开公园，在一个饭店租了房间玩了一夜麻将。

　　　　凌晨4点半，接到于松乔的行动命令后，他们出发了。

　　　　其他的人都很顺利，只有江海生，他在早上5点20分，乘坐黄包车前往执行任务地点时，在公馆马路被巡捕截下检查。

　　　　当时，江海生手中还拿着一颗手榴弹。

　　　　经过审讯，江海生供认了自己和军统的地下组织有联系。

　　　　工部局总董樊克令，要求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此事，与上海租界当局合作，以防止以后的恐怖活动再次发生。

　　　　暴动平息后，英国大使在会见蒋介石时，宣读了樊克令的信。

　　　　蒋介石向英国大使保证，他和这些罪行无关，但是他将运用所有的影响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些事件发生的当天，在土肥原贤二的主持下，日本领事馆、日本新闻社、日本宪兵队和日军各军事情报机关的首脑们，大约30多人，在文监师路的日本人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七条决议，提交租界当局：

　　　　一、总领事馆设立一个期限，要求租界当局立即拘捕恐怖分子；

　　　　二、要求租界当局允许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允许中国伪政府的特务行使职权，以利于对抗日分子展开调查；

　　　　三、日本当局可以自由行使警察权，包括逮捕和调查权。

　　　　四、要求两租界当局镇压中国的抗日组织；

　　　　五、上海维新政府的警察官员将派往两租界，指导调查；

　　　　六、日本和维新政府的情报人员应该加倍努力；

　　　　七、对抗日组织的成员均处以死罪。

　　　　此外，还加上了要求工部局警务处增加沪西日、中警署的决定。

　　　　这些条款，实际上是土肥原贤二同平冈龙一，以及日军住上海宪兵司令部的黑田大佐，他们在一起研究泡制的。

　　　　工部局警务处为了响应日本人这一决定，采取了三条措施。

　　　　首先是组织了一支行动队，专事调查恐怖活动。

　　　　从租界当局接到日本人的七条决议起，这支行动队就在老闸捕房开始活动，其目标就是铲除公共租界内的恐怖活动，集中调查暗杀或者其他恐怖活动。

　　　　行动队的成员，是从各个捕房抽调的干员。

　　　　工部局采取的第二条措施是，试图限制中国的抗日分子把法租界当作避难所。

　　　　法国租界当局也很想抑止租界内的恐怖活动，但是这类案件的管辖权，都归法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管辖。

　　　　这两个法院的法官，是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法官们通常将这类案件，视为抗日爱国行动，而非恐怖犯罪，判决的时候，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

　　　　实际上，有时法院还会根据来自国民政府的指示，对一些行动失手的人进行营救。

　　　　所以，工部局警务处，希望法租界当局不要将恐怖分子交给中国法院审理，而是直接引渡给日本人。

　　　　将恐怖分子直接引渡给日本人，这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采取的第三条措施。

　　　　早在1938年初，工部局就声称：“在公共租界内对武装力量犯罪的任何人，都可能被引渡给所涉及的武装力量。”

　　　　暴动发生后的7月19日，工部局将这一规定修改为：“在公共租界内，未经租界当局允许，而携带武器或爆炸物，或者与恐怖活动有关的任何人，都将被逐出租界。”

　　　　虽然美国领事认为如果这样，日本人将会在没有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虐待被告，以图榨取恐怖组织的相关情报，并因此反对这一规定。

　　　　但是，这一规定仍然公布了，工部局试图用禁止恐怖分子，利用公共租界做活动基地的做法，来讨好、安抚日本人。

　　　　第二天，工部局警务处的巡捕将江海生带过了外白渡桥，引渡给了日本宪兵。

　　　　尽管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指出引渡的行为违背了上海临时法院协定。

　　　　但是，工部局警务处在此后仍然不断将他们抓获的所谓恐怖犯罪嫌疑犯，交给外白渡桥另一边的日本宪兵。

　　　　从此，有人将外白渡桥比喻成叹息桥！

　　　　也就是威尼斯连接多吉宫和国家监狱行刑场的那一座桥。

　　　　冯晨的情报小组，一直在关注租界当局这些政策上的变化，及时把租界当局的这些规定详细上报给重庆的军统局总部。

　　　　根据冯晨情报小组的情报，军统总部要求其在上海租界内的所有组织，在上海实施暗杀和爆炸时，应该遵守三个规定：

　　　　一、各行动组织的负责人在实施计划之前，必须仔细检查和考虑计划的周密性，以免行动人员在行动中被逮捕。

　　　　二、假若行动人员未能脱身，必须开枪自杀。

　　　　三、行动人员必须配发毒药，在不能开枪自杀的情况下使用。

　　　　之所以有后面的两条规定，是因为一旦被租界巡捕逮捕，最终都会被引渡给日本宪兵，与其受尽日本宪兵的残酷折磨，不如早日了断。

　　　　冯晨在接到军统局总部的这道命令后，立即传达了下去。

第0492章　密杀命令（）　
就在英法美租界方对日本人妥协，出台相应政策应对时，在8月13日，军统局总部下达命令，又策划进行了一次上海大暴动。

　　　　这是老蒋以行动，在向英法美这些国家抗议，也是再次向日本人示威！

　　　　这一次，冯晨、赵理君、万墨林详细总结了七七暴动时的经验教训，把行动地区更多地选在了日本人控制着的虹口、杨浦等地区。

　　　　第一组仍然由赵理君负责，爆炸沪西愚园路日本巡捕房宿舍，澳门路米择洋行，劳勃生路日华纱厂，戈登路日本内外棉厂，使日方造成了很大损失。

　　　　第二组由陈默负责，分三路进行。

　　　　第一路在13日夜里，由陈默亲自带人，乘船自苏州河潜入虹口，由广东会馆登陆，冲过麦根路，沿保定路奔向虹口的日本哨兵，用驳壳枪射击和投掷手榴弹，冲过警戒线，击毙日本哨兵两名。

　　　　当日军铁甲车队闻讯赶到时，双方展开了激战，行动队员牺牲了二人。

　　　　第二路也在13日夜间潜入杨树浦，分别在汇山码头共盛公司堆栈、眉州路消毒厂、棉花堆栈等处纵火，并击毙日本哨兵数名。

　　　　这一路，又在华盛路和杨树路口击毙日军哨兵三名，割断电话线，同时袭击了华德路跑马场的日军骑兵队。

　　　　第三路同样在13日的夜间，由黄浦江泅渡到十六铺上岸，潜入南市。

　　　　这一路，在亲贤里对面日军军营纵火，又袭击日军南桥司令部，击毙哨兵两名，其余人员未遇见日军，散发了一阵传单后撤退。

　　　　第三路由许剑负责，在南市一带活动，分别在汉奸住宅和火神庙日军养马场等地纵火，又在老西门等地投掷炸弹，在江阴街等处悬挂中华民国国旗。

　　　　第四路由阮清源负责，派两个中队，袭击了虹桥机场，从13日夜里开始，与日军及伪警察部队激战，打死日军8名，伪警察13名，占领了虹桥机场，悬挂中华民国国旗，焚烧滑梯机库等，安全撤退。

　　　　戴笠指示军统所采取的上海大暴动，固然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打击敌人，振奋民心的作用，但是由此带来的副作用也很明显。

　　　　那就是，在日本当局的压力之下，租界当局，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更多地屈从了日本人的要求，给此后在租界内进行的抗日活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同时，日本人也加紧了筹建特务机关的步伐。

　　　　两次暴动，给日本人沉重的打击，土肥原贤二接连到福克森路上的唐公馆去，动员唐绍仪出山，为日本人做事。

　　　　自从唐绍仪答应冯晨，会尽快到香港去，可是眼看着八月底了，唐绍仪迟迟没有行动，戴笠接连发电报催了几次。

　　　　戴笠在给冯晨的电报中，一次比一次严厉，严令唐绍仪必须在9月份前，要么去香港居住，要么去重庆，不能在上海租界逗留。

　　　　冯晨期间由拜访了唐绍仪几次，每次唐绍仪当面的回答都是，准备好以后，立即出发去香港。

　　　　可就是吃吃没有行动！

　　　　冯晨感觉到了里面的猫腻，只有得把情况详细发电报，报告给了重庆的戴笠。

　　　　戴笠接到电报后，一直没有回复，也不在催问这件事情了。

　　　　可是，到了九月中旬，就在冯晨几乎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接到戴笠亲自签发的一份密杀令。

　　　　“海蛇，经蜜查，唐绍仪已经暗中与日方勾结，特命令你组，全力协同赵理君的直属特务大队，务必在十月份之前，除掉唐绍仪。”

　　　　电报落款仍然是“戴雨农”三个字。

　　　　坐在办公桌跟前的冯晨，仔细看了几遍这份密杀令，感到甚是纳闷不解。

　　　　“晓曼，是我们情报组一直在监视着唐绍仪，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落水当汉奸啊，可戴长官这命令上……”冯晨朝着坐在沙发上的方晓曼晃了晃手中电报，欲言又止。

　　　　“可能赵理君暗中也在查唐绍仪，也许他们手中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方晓曼分析说。

　　　　“不可能。”冯晨摇了摇头。

　　　　“那怎么办？”方晓曼问道。

　　　　“你去把负责保护唐公馆的巡捕头目孙周正找来，我们先问问具体情况，看看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哪些人进出唐公馆，唐绍仪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冯晨考虑着，先了解了解详细情况再说。

　　　　方晓曼答应了一声，出去找孙周正去了。

　　　　冯晨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再次拿起了电令签发的这份电报看了看，仔细琢磨着，戴笠在电报中，只是提到唐绍仪暗同日本人暗中勾结，并没说唐绍仪是汉奸啊！

　　　　看来是老蒋对唐绍仪一直滞留上海，不听劝告去重庆或香港，有着很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