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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在制度建设上向来早熟，战国时期便分头各自探索，直至秦国一统，于制度方面的探索可以说是臻于大成。就连后世许多政体，也仅仅只是建立在当时那种物质基础充足并符合意识形态的需求，但若说先进完善，未必就比秦法高明。

　　　　华夏国运虽然不乏断层，但却一直能存续继发，这与深厚强大的制度建设能力是分不开的，虽然各朝各代创制也有不同，其实也是一种易皮法骨，一脉相承。

　　　　对现在的沈哲子而言，人望已经不是他排在第一的需求，甚至某些时候还要视情况做出一些自损人望的举动。依靠人望普选上台的王莽，极短的时间内将天下玩得稀碎，应该是他这种穿越众深以为戒的案例。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袖，其意义所在并不在于努力满足所有人的愿景需求，而在于混沌当中坚持笃定的给时代指明一个前行方向，并且有效的调动集结整个社会的资源向此而行！而有时候这个方向真就未必能够符合普罗大众的期许。

　　　　随着沈哲子归都，江东其他州郡也都各遣使者归都奔丧，甚至包括被堵在宣城、进退两难的褚翜。褚翜是跟随江州使者返回建康的，其人归都也在台内引起了一轮不小的骚动，毕竟到目前为止，褚翜仍然是名义上的台省首辅。

　　　　不过褚翜归都之后稍作进拜，而后便归家闭门不出，并没有上演台臣们所预期的与沈氏的正面碰撞，也让一部分时人大感失望。

　　　　整个国丧期一直持续到了四月中旬，皇太后灵柩北入鸡笼山与肃祖并葬一处，这才算是告一段落。

　　　　当然，后续还有各种收尾的丧葬典礼，约莫一直要持续到年尾，但那都是定时定制，已经不需要整个中枢都围绕于此而运作。

　　　　皇太后归葬完毕后，沈哲子自然也不需要再长留台苑，入苑去将妻儿接出，兴男公主处丧避居乌衣坊公主府内，至于小儿阿秀早被急不可耐的沈充派人接回了沈公坊的家宅。

　　　　此前畿内动荡，沈氏族人泰半散出，不过随着局势有所逆转，又都次第聚回。而沈公坊家宅中除了沈氏本宗族人之外，也有大量的乡宗时流依附而来，随着国丧解除、父子归家，顷刻间便是门庭若市。

　　　　梁公久在江北，今次挟大势归都，入执台事已经定局，而沈家的嫡长幼孙阿秀也是第一次南来归宗，这两件事无论哪一件都是家门大喜。

　　　　所以一俟换下哀服，沈充便于府中大宴宾朋，并亲自将自家小孙子抱在怀里，直入拜望沈氏一众宗亲长者。这小儿倒也并不怯生，于沈充怀内咿咿呀呀、手舞足蹈，更是令得沈充开怀大笑，更觉人生达于至美。

　　　　沈充高兴的最直接表现，那就是撒钱，凡是看顾阿秀小儿的家人仆僮，俱都得到重赏。甚至有几位公主孕中便北上随侍的年长妇人们，更是直接得到了一整个偌大庄园产业的奖赏，丰厚到不能以钱财计量。

　　　　当然如此豪赏，除了沈充本身性格使然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沈氏家门策略的改变，那就是大规模的减持资产。如果说此前还是做前期的准备，那么随着沈哲子过江之后，马上便要对江东进行新一轮的整改，这便算是最后的铺平道路。

　　　　此前沈充诈以遇刺而逃离建康，虽有不得已的理由，但于乡情上也的确是多有亏欠。尤其都南吴人产业聚集的地方，更因被庾翼的历阳乱卒占据哄抢而受损良多。所以沈充归都以来，也多以补偿为名将沈家在京畿周边的产业拆分赠送给一些受损严重的乡宗旧好，以补偿他们各自的损失。

　　　　除此之外，沈家的各项产业也一直在进行着售卖，因此沈充手中是握有着大量随时可以调用的浮财物货，也正因此他才敢放豪言要修一条直通寿春的平坦驰道。

　　　　沈哲子虽然腹诽老爹烧钱无算，但这也只是一些戏念而已，其实对于老爹在家业上的调整，他也是持认可态度，有很多都是父子两人此前便达成的共识。

　　　　如今的沈家，已经不可视作单纯的豪门，而是诸多资源的一个集合体，像田亩、庄园、工坊等这些固定产业，也仅仅只是资源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并不说赠送、售卖出去便永远丧失了这一部分资源，只是将资源化作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

　　　　这些资源，是始终存在流动于以沈氏为核心而形成的一个利益圈层之中，仅仅只是具体的经营权发生了变更，真有需要的时候，有多种手段可以将之调用起来。

　　　　而且家业减负，这也有利于整体家风的严肃形成，子弟们将不能作为寄生在各种实体产业上的寄生虫，他们必须要磨练并展现出自己的禀赋才能，才能真正分享到家业鼎盛所带来的红利，否则只能被逐渐边缘化。

　　　　所谓破家值万贯，更不要说沈氏这种名冠江东的豪宗。仅仅只是将家业草草梳理，单单各种记载籍册便摆满了整整一个房间，所涉各种田丁事宜简直不逊于台中少府、司农那种经治天下的九卿官署，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啊！

　　　　而且这还仅仅只是江东这一方面的各种产业整理，沈哲子身在江北，有时候为了用度方便也要绕开都督府而设立一部分家私产业，这些年来也在江北遍地开花。

　　　　赚钱不容易，如此庞大家业想要在极短时间内里散出也实在是一个力气活，尤其还要控制在不引起世道恐慌的节奏上。

　　　　沈充这段时间在台内参加国丧典礼，钱凤等众人便在府上进行产业的打点处理，除了馈赠乡宗亲友并售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大量放免沈氏荫户。

　　　　沈家几代土豪，尤其是在吴兴乡中各庄园中不乏长达数代生老病死都依附沈家的家生荫户。这一次沈家也是极大手笔，单单在武康老家中便一次性放免数百户家生荫户，而且还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逐出庄园，而是将他们目下所从事的劳作产业一并赠送，助其成家。

　　　　往年是为了积攒乡望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则是为了避免引起那些不舍得大规模放免的乡宗旧好门户们尴尬，做好事都要遮遮掩掩，不能大肆宣扬，而且要寻找诸多借口。比如说要做迁宗的准备，大力开发河洛之类，乡田不能由之荒芜，便惠赠那些主仆多年的乡户人家。

　　　　但就算是这样，等到国丧结束后，各地产业的处理不过才堪堪进行到一半。由此也可见沈家是一个怎样庞大的、寄生于晋祚之下的大蛀虫。

　　　　沈哲子归府后，听到钱凤等人将产业处理情况稍作汇报，略作思忖后便决定就直接停在当下，不必再继续进行分拆处理了。

　　　　庞大家业拆分惠赠乡人，看起来是一件普惠乡土的好事，但其实具体到人事上，则未必就全是好。

　　　　一方面产业拆分太细碎，便很难再发生以往那种成规模的集群效应。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乡人们本身并不具备沈家经营产业的各种优势，经营能力也都高低不等，其实会流失掉一部分产能。

　　　　至于剩下这一部分家业，沈哲子打算将之在产权上打包集结起来，然后交付给鼎仓委托管理，每年整体收益的三成抽取为管理费用，剩下则直接以钱粮回拨沈家。

　　　　古人对金融理念的接受程度真是不容小觑，基于鼎仓而生成的鼎券，由此已经衍生出了次级的债券市场。再通过沈家自己的产业折腾，来试试创建一个信托市场也未尝不可。

　　　　鼎仓本身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组织，不独管理着都督府在江北的大量产业布局，南北的物货渠道更是经营多年，由其代管沈家分散在江东的各项产业，所带来的效益必然更大。而且这样也能避免一部分沈家人过于短视，贪于物利而以身试法。

　　　　沈哲子打算若是自家产业托管经营顺利的话，这种方式也要大规模在权贵世族之间推广开来，由鼎仓专业人才的经营，既有利于资源产业的充分整合，也能相当程度避免那些膏粱纨袴因为直接参与经营而产生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乱象。

　　　　沈氏家业的处理，仅仅只是一桩小事，而真正牵动时局人心的，还在于国丧之后台内政治格局的波澜变化。而拉开这一场动荡序幕的，便由琅琊王氏遗孤王混入诉廷尉开始！

1128　决不姑息（）　
皇太后正式下葬之后，各项朝仪也次第恢复，皇帝虽然仍在丧期，但基本的大朝也开始出席，不再像此前那样完全的拒见台臣。

　　　　四月望日乃是久乱之后恢复的第一次大朝期，乱后的各项事情也要在这一天讨论出一个结果，算是定下一个乱后兴治的基调。

　　　　所以望日大朝之前的几天里，整个台城里也是忙碌异常，大乱之后各种礼章制度、法理人情都要进行各种修复并审察，台省各官署长官只是负责具体的提案举措，而要将这些提案进行理论上的补充并使之在实际上能够行之有效，这就是那些宫寺掾属们的责任。

　　　　台省中枢乃是晋祚治国最高权力中心，任何一项政令的颁发，可不仅仅只是着眼当下、脑门一拍便能定调，向上要追溯秦汉旧制的精髓，向下要留为百代臧否识鉴，所以往往一项看似简单的政令，深论下去都有千丝万缕的线索与各种祖规旧制有所勾连。

　　　　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不独在当世人观念中无法接受，欠缺法礼上的正当性，真的实施下来也将贻笑后世，为人所讥。

　　　　台城内数量众多的品级不高的宫寺掾属、包括那些连品秩都没有的吏员们，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要进行这一项工作。

　　　　想要在浩如烟海的古章旧籍里寻找出可以适用于当下具体目标、在法理上的依据，同时还要用严谨条理的笔法表述出来，可以想见这任务有多么繁重。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位于台城统序最底层的许多校书、司文等吏员们，绝大多数都是埋首于这些故纸堆中，有的甚至整月整日的不见太阳。

　　　　想要胜任这样的职事，最基本条件便是能识字、通文理。南渡初期，侨人在政治上对南人呈压制状态，其实也跟这方面有关系，侨人在文化素质上远远高于南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南人即便身临高位，但是因为欠缺这种学理上的素养、人才上的储备，也根本不能发挥出其职位带来的权力，沦为一种尴尬的摆设。

　　　　尤其在侨人充任属官的局面里，许多侨人属官就要在这种引典循章的工作中挖下坑来，故意引错典故，南人主官若是不能察觉，就这么报上去，即刻就会沦为时流笑柄。

　　　　像是早年三定江南的义兴周玘，曾经有过短暂在台城任事的经历，就曾这样被人陷害过，事后追究反被讥笑连这种典章常识都无，有什么资格正色立朝，因此羞愤引退于外。

　　　　因此中兴早年的局面，南人能够立足台城中，往往都是纪瞻、贺循等本身经义造诣便极高的学术大家，像义兴周氏、吴兴沈氏这种真正江东中坚力量，则一直被排斥在外，以为武事卑用。

　　　　这个问题真正得以扭转，还是由于吴兴沈氏的崛起，特别是梁公沈维周早年入仕，担任时任太保的王导属官东曹掾，在其人主持下将台省三阁旧章进行了一系列的汇总编撰，这成果不独储备下来，又通过印刷之术得以传播开。

　　　　这些工作虽然看不到实际的收益好处，但却是第一次将台事政令形成的逻辑过程、步骤并所引用的材料，完